經過一周協調，118名湖北籍農民工西安討薪被打事件，有了最新進展。8月9日，被打農民工主要來源地的湖北省南漳縣工會常務副主席閻雯表示，目前雙方正在就工程量及應付款進行核算，已從西安臨潼返回湖北的南漳縣工作專班將向縣委匯報后，研究下一步對策，并將擇機再赴西安，直到事情最終解決。

而由湖北省總工會派往福建省三明市的另一個異地維權專組，也已經返回武漢，據湖北省總工會宣傳部人士表示，目前這起農民工討薪糾紛已經解決。

相對于以往農民工以跳樓等極端形式的討薪行為而言，工會正試圖通過自身的介入改變這一群體在勞資糾紛中的弱勢地位；而日益繁多的勞資糾紛的出現，也使工會這一一度沉寂的組織，頻頻走向前臺。

求助

依然留在西安照顧工友的曾超怎么也沒想到，他們“靜坐”式的討薪卻遭到了大規模的暴力圍攻。

7月21日上午，在包西項目部（包頭至西安鐵路聯絡線）西安市臨潼區新豐段橋涵工程建設工地打工的曾超，和他的100多個工友在包工頭的帶領下到項目部討要工資。在這之前，他們已經來過3次，“對方給了50萬，但剩下的130多萬，卻不認賬?！表椖糠秸J為，180萬的要價太高。

該項目部隸屬于中鐵電氣化局西安鐵路工程公司，進入工地之前，項目部和工人們并沒有簽訂任何合同，如何就工程款數達成一致成了雙方最大的分歧。在前三次討薪行動的作用下，項目方同意先支付50萬元為工人發放工資。但在2天之后，這50萬元卻成了全部工程款。

由于實行的是承包制，除了工人工資外，施工方還要負責墊支材料費、設備租賃費等開支。拿不到全部工程款的包工頭開始帶著工人討說法，雙方的矛盾就此開始。

“坐到中午沒人理，工人們就回住的地方去吃飯了?！痹貞浾f，下午1點，工人們住的地方突然被幾百個穿統一制服，手拿棍棒的人圍住。胳膊上還纏有紅袖標，“估計是怕打錯人?！?P>如此陣勢，一下子把這100多號農民工嚇蒙了，“到處都是人，我們嚇得也不敢說話?！睅讉€出來交涉的工人最先被打倒在地，“不敢還手，還手更慘?！备浇愤^的村民勸他們說，“你們還是趕緊跑吧，前幾天被打傷的都還住在醫院里?！?P>討薪未果又遭暴力襲擊的工人們開始四處求助。向當地勞動部門求助，勞動部門表示，“屬于上級單位，不歸他們管”；撥打110，警察在了解情況之后，并沒有開始對打人者進行立案調查。

感到無助的農民工把希望轉向了家鄉。打人事件過去一周之后，7月30日中午12點，關于這一事件的第一個求救的帖子出現在了湖北當地的荊楚網上。

帖子中提到受傷者有湖北南漳縣人，這引起了當地政府的重視。南漳縣司法局隨即和受傷者取得了聯系，在初步核實情況后，上報了當地縣政府，并于當天下午4點決定成立工作專班組，赴西安協調解決。由南漳縣工會常務副主席閻雯帶隊的維權專班于8月1日抵達西安。

啟動異地維權聯動機制的同時，湖北省總工會也聯系陜西省總工會、西安市總工會，請求為維權行動提供必要的支持保障。

兩天之后的8月3日，湖北省總工會接到求助電話，20多名湖北籍農民工在福建討薪被打，由湖北省總工會直接組建的工作專班赴福建為農民工維權。

維權

工作組到達西安之后，首先去醫院看望了受傷的湖北籍農民工，并進一步調查事情原委。閻雯表示，“不能聽取一面之詞，就下結論”。

南漳縣工作專班的到來也受到了所在地西安臨潼區政府的重視，當地也成立了由相關部門組成的工作專班，與南漳縣維權專班共同協調解決此次討薪被打事件。

8月2日，在臨潼區一副區長的主持下，雙方召開了首次協調會，并初步達成了三項共識，一是責成中鐵電氣化局西安鐵路工程公司支付受傷農民工的全部醫療費用；二是臨潼區公安部門對打人事件立案調查；三是對工程承包雙方存在的工程款爭議，先由雙方舉證，區政府進行協調，若達不成一致意見，將通過仲裁、司法程序解決。

參與此次維權的南漳縣司法局局長陳中武表示，維權工作組的到來，給當地政府帶來的壓力比較大，“來不來工作組，在解決效果上肯定不一樣?！?P>不過在8月3日舉行的第二次協調會上，兩地政府工作組在農民工身份的認定上，卻出現了分歧。

臨潼工作組一位工作人員認為，這100多人的身份是勞務工還是農民工，其所討要的是工資還是工程款，都還沒有界定清楚。據他們調查，這些農民工由秦意茗介紹而來，秦是河北邯鄲一家勞務公司的工作人員，因此農民工工資應該由秦意茗支付。

這位工作人員認為，如果這些農民工討要的是工資，勞動部門會做進一步調查；如果是工程款，則應由秦意茗和包西項目部雙方協商解決。

陳中武認為，這并不是問題的核心，即便是工程款，里面也包含有農民工工資，作為發包人的項目部，完全可以直接從應付工程款中扣除應付工資款。至于勞務工和農民工的身份區別更是糾纏概念。

據參與此次維權的湖北水鏡律師事務所副主任黃峻分析，“對方是在有意回避農民工工資這一敏感點，如果是工程款對方的壓力可能會小一些?！钡谒磥?，這種回避某種程度上也會給農民工造成主管部門之間相互踢皮球的感覺，“幾個回合下來，農民工都被弄得暈頭轉向，也會讓他們認為，當地政府有意在采取地方保護?！?P>同樣為湖北南漳籍的秦意茗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只是為老鄉介紹了這個工程，他們公司并沒有參與項目建設，“如果我們參與，肯定會走投標等程序，也會簽訂協議，也不至于有現在的麻煩?！?P>在南漳維權專班的堅持下，對方最終同意，組織農民工和項目方進行面對面協商。隨后，雙方進入核算程序，并在第二天上午就工程量達成一致，但對工程價款依然存在分歧。

黃峻認為，現在雙方都認為自己給出的工程價款合理，那就需要拿出有說服力的證據。如果協商不成的話，最終就需要走訴訟程序，也可能由法院委托第三方機構對工程價款進行評估。

在黃峻看來，由于沒有強制力，工會在勞資糾紛維權中手段還是有點軟，“只能協調，沒有執法權?！蓖瑫r隨著外出打工人群流動性的擴大，由戶籍地工會進行維權的成本支出和精力都難以保證。尤其是牽涉到工傷事故的維權時，還需要長時間的調查取證，如果遇上地方保護，當地政府部門不配合，維權成功的可能性更小。

2009年一河南工會負責人到江蘇替河南籍工人維權時，甚至不得不自掏腰包，向企業老板支付了1萬元的“贖金”后，才將工人帶回家鄉。在此之前，也曾向當地公安等部門求助，最終卻沒有任何結果。

難題

遠在西安的討薪事件，卻由湖北工會介入，在湖北農民工西安討薪被打事件被媒體報道之后，對陜西當地工會不作為的質疑，即開始在媒體中紛紛出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嶸在其評論中指出，事發地的陜西工會之所以沒采取行動，還是利益問題。由于當地的這些所謂大企業或項目部和各級政府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也就決定了當地政府部門，包括工會，選擇地方保護。

“農民工會有這種顧慮，所以大多農民工在發生糾紛后往往會選擇向家鄉的機構求助?！秉S峻認為，如果當地工會等部門介入，效率會更高，成本也更低。

8月11日，事發地的臨潼區工會一位工作人員在接受采訪時卻表示，“目前這件事已經不讓我們參與，指定由勞動部門處理?！痹摴ぷ魅藛T表示，事情被報道以后，陜西省、西安市、臨潼區工會都曾去慰問過。

在于建嶸看來，受制于資金、體制、管理等因素，工會維護工人的利益都困難，維護流動的農民工的利益更是難上加難。

即便此次在異地維權中表現積極的湖北省總工會，在本地的維權狀況也并不樂觀。據當地媒體《楚天都市報》報道，湖北全省企業18%的工會主席由行政指派或任命，不少工會干部受制于勞動關系束縛，不敢維權，正所謂是“端老板的碗，受老板管”。

為了強化工會的維權職能，在今年7月底提交湖北省人大審議的《湖北省企業工會條例(草案)》中，提出了職業化工會的概念，職業工會工作者的工資由各級工會承擔。工會主席在企業內部享受“副總”待遇，工會主席、副主席任期未滿，企業不得單方解除其勞動合同。

但湖北省總工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透露，這一旨在加強工會獨立維權職能的條款，在表決時遭到很大爭議，“目前能不能保留還很難說，在第二次修訂時，很可能推倒重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