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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立的觀察 

舒立11年的經濟話語，如今讀來，并不過時，大多數文章今天如在雜志上再刊登一次，仍然叫人坐立不安。 

這至少說明兩個問題：要么是胡舒立視野開闊，她一直比別人看得遠，看得透；要么就是這些年中國的經濟格局并沒有根本意義上的進步，財大了，氣粗了，大國就要崛起了，但經濟背后的方法論，卻還是當年的老一套，甚至比當年還不濟。 

感謝舒立！這些年她寫得熱火，我看得激動。不過遺憾總是有的，常識都擺在這里了，但效果并不突出。 

1998年，胡舒立就寫下了“告別紅色資本家”。12年之后，中國的國有企業不僅在國內所向披靡，簡直有要在全世界攻城掠地的豪邁架勢，12年前我在香港看見眾人紛紛追捧所謂“紫籌股”，內地國家資本鬧得香港資本市場風生水起，12年后，不僅國有企業在北京成了地王，連軍工企業也要豪邁進入房地產市場撈錢了。 

2004年，胡舒立寫了“官商結合和民營經濟”。今天，中國的私人老板們離開了政府支持幾乎就不知道怎么生存，不僅口頭上大呼政府偉大，私底下更是和官府眉來眼去，連溫州當年那一批游走市場的生意人，如今也紛紛成了地方政府的門下走狗。 

2006年，胡舒立寫下了“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再次提到了日本經濟失去的10年。而這些年我們究竟經歷了什么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呢？回想30年的變遷，我們曾經有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措施，曾經有過解放思想、大力平反的改革措施，有過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價格市場化的改革措施，我們還有過加入WTO、真正將中國帶入全球化的改革措施。但是在此之后，我們是不是再也找不到真正有制度建設意義的改革了呢？我們是不是也一樣處在一個重要的正在失去的10年之中呢？這種不改革的成本，究竟會給未來的中國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呢？  

2009年，舒立又寫下“警惕隱形貿易保護主義”。說的雖然是美國當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但對中國貿易問題的建言也在其中。君不見人民幣持續多年拒絕升值，各路企業趨之若鶩的出口退稅、財政補貼，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中美貿易順差，就是一種比之貿易保護主義更加短視的國家行為。 

中國十年之真問題，該說的都已經說過了，這顯然不再是一個理論的探索問題，而是有沒有勇氣和能力來實施的問題。知識分子的無力感由此可見一斑！僅僅就胡舒立而言，更具體的無力感，可能還不是面對經濟態勢的某種無奈，而是與她有切身利益關系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戰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