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正在求學的她體會到民族的屈辱；抗日戰爭后，內戰的硝煙讓她痛恨國民政府的腐敗，于是逃避政治，埋首書齋；新中國建立初期，她似乎看見了祖國光輝燦爛的未來，走出書齋積極投身各項活動；20世紀50年代初，懷著對理想的信念和階級出身的原罪感，她誠心誠意接受思想改造，卻逐漸迷失了自我；20世紀50年代末，工作的安排使她逃脫了“反右運動”；文革期間，被趕到農村勞動的她有機會了解現實，開始疑惑與思索；20世紀70年代末，她決定潛心從事學術研究，開放的學術殿堂讓她感受到改革開放的熱潮，也逐漸回歸自我，恢復獨立思考。

今年80歲的她，從沒有停止過對心靈自由與思想獨立的追求，和對民族前途的憂慮與思考。她就是資深學者，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資中筠先生。

資中筠先生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陽。1947年畢業于天津耀華中學，考入燕京大學，1948年轉入清華大學外文系，1951年畢業。

20世紀50、60年代，資中筠先生在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簡稱“和大”）從事民間外交與國際活動工作，其中包括國際會議的英、法文翻譯，間或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外事翻譯。因工作關系，在相對封閉的年代有機會訪問亞、非、歐、拉美多國，并在維也納常駐三年?！拔母铩逼陂g下放“五七”干校勞動。尼克松訪華前，從干校調回，參與接待工作。之后留在對外友協主管對美工作。70年代末開始轉入學術研究。

她參與創辦了《美國研究》雜志與中華美國學會，曾任雜志主編與美國學會常務理事，創辦中美關系史研究會并任第一、二屆會長。1996年從社科院美國所退休，仍繼續著述，并應邀參加各種學術活動。除有關國際政治和美國研究的專業著述外，撰有大量隨筆、雜文，并翻譯英、法文學著作多種。

這位80歲的老人幼年得到的愛國教育沒有因為個人經受的苦難而消磨，同時由于思想的開闊獲得了新的視角，主要著作有：《追根溯源：戰后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戰后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風云啟示錄》（2007年修訂版版改為《冷眼向洋書系》單行本，資中筠撰寫部分更名為《二十世紀的美國》）、《散財之道——美國現代公益基金會述評》（2006年修訂版更名《財富的歸宿》）、《資中筠集》（學術論文選集）等，很多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已出版的隨筆集有 《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斗室中的天下》。

其實，當年的資中筠最喜好的是數學和文學，1947年考清華大學失利，被燕京大學錄取。燕京大學的校園是美麗的，但是資中筠在這里并不開心。秉承美國教會大學的傳統，燕京大學有各種各樣的學生“團契”，不過那時除了少部分傳統的、被認為是“右派團契”外，絕大部分團契都成為地下黨的活動平臺，舉行傳播左派思想的“讀書會”，爭取中間同學，以及其他配合黨的任務的活動。資中筠回憶說，“我對這兩頭都格格不入，都不愿意參加，所以比較孤立?！奔又l現自己并非數學天才，一個月后轉入外文系。一年級結業時，她毅然決定退學，再考清華。

如愿成為清華英語系二年級的學生時，清華大學已經成為北平學生運動的中心，但是遠離政治的資中筠對政治依舊懵懵懂懂，與許多同學一樣，痛恨國民政府的腐敗，感到外面社會很黑暗，但是對政治采取逃避的態度，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宿舍—教室—圖書館—音樂室之間。

開始思想并有所觸動，是在1949年的冬天，清華學生被組織到海淀農村參加土改復查，有幾個星期和農民同吃同住。從來沒有見過農村真實生活狀態的資中筠震驚了，她發現被認為是富農的人都那么窮，破破爛爛的，根本不能和自己的生活比，她開始為自己原來享有的優越生活感到內疚，逃避政治的思想也在那時得到轉變。

然而文革時，資中筠和中國無數的知識分子的命運一樣，被趕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她開始更多地思考與懷疑，在她已經做好長期當農民的心理準備時，中美關系出現了轉機?；粮衩孛茉L華之后，外文干部上調，資中筠回到了北京，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負責對美工作，參加了尼克松訪華以及隨后陸續訪華的美國人的接待工作，包括參眾兩院領導人訪華團。封閉的國家開始慢慢地與世界接觸，1975年鄧小平的復出更讓知識分子們看到了希望，一年后鄧小平再次被打倒，人們在失望之余卻進一步擺脫了個人迷信。

1979年1月，中美關系實現了正?；?。和人們習慣的說法“改革開放”不同，資中筠認為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開放改革”，因為“如果沒有開放，我們關起門來是無法實行改革的。而對外開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對美國的開放。在中國開放改革的進程中，中美關系正?；且粋€非常重要的因素，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起到了關鍵作用”。

也是在1979年，資中筠第一次訪問了美國。1980年，她決心退出送往迎來的工作，從事學術研究，在她的要求下，先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室，開始專業從事美國研究。后來又在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的邀請下，應聘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組建的美國研究所任副所長，三年之后擔任了所長。

她珍視“獨立”二字，只希望能以獨立學人的身份立于世，她告訴筆者，“所以1991年我就堅決辭去所長的職務，因為在所長的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須說你不想說的話，或者是去貫徹你不贊成的指令。于是我下決心：在盡可能的范圍內，我要自由?！?P>對自由的追求越來越滲透進她的思想，而讓這位睿智的老者現在憂慮的，也正是目前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缺乏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

訪談知識分子為何喪失了自信

問：上世紀50年代，無數知識分子被“改造”過來了，包括許多大知識分子。到底是被迫的，還是自愿的，或是出于功利的考慮？

答：從外部講，當時那種壓倒性的大氣勢沒法抗拒；從歷史講，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第一位的追求就是國家富強，共產黨訴諸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毛澤東一句 “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幾乎打動了所有的人。大家認為，共產黨能夠救中國，共產黨能夠使得中國強大起來。在這種前提下，黨說我們需要改造，我們就誠心誠意接受改造。因為廣大勞動人民是那么苦，是他們養活了我們，讓我們享受優越的生活，所以我們都有一種原罪感，而且越來越自卑，只能老老實實的接受改造。

但總是給你一個希望，好好改造，沒準有一天就去除那個階級烙印了。另外，歷史上知識分子有私產，在封建社會不想從政可以退隱。到上世紀50年代，所有的私產都沒有了，沒有任何退路了，此時退隱完全沒有了可能。如果被認為在政治上是有問題的，家庭、朋友都將以階級劃線，沒人理了。所以，人人緊跟潮流。有一句話非常打動我，就是毛澤東講的不要做“向隅而泣的可憐蟲”。如果不跟上潮流的話，將被歷史所拋棄。一般老百姓大概不特別在乎，可是知識分子特別在乎。于是，慢慢就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不斷追趕潮流，試圖經過改造進行自我救贖；每一次運動都覺得自己跟不上，認為一定是我錯了，于是在自責中更追求積極的潮流……我自己當年是 “無知青年”，一直追趕到“文化大革命”。

知識分子怎么就變成這樣？在封建皇朝的時候，頂撞皇帝是要殺頭的，甚至要滅族的，但是那時還有人敢于據理力爭，面折廷爭，為什么到了上世紀50年代以后，知識分子完全犬儒化，喪失了人格，沒有了這種骨氣和氣節呢？由自己的經歷，我悟出一個道理來。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過去兩千年皇朝時代，雖然是定思想于一尊，獨尊儒家，但是，什么是符合孔孟之道的？誰來繼承儒家之道？誰來解釋儒家？這個權不在皇帝，而是在一些儒生身上，這就是道統。

問：這就是說，雖然皇帝有生殺予奪之權，但是儒生有道統的解釋權和傳承權？

答：皇權是法統，儒家之道是道統，二者是分開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們是各自獨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訴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所以儒生自認為可以做 “帝王師”，可以教帝王怎么做。如果據理力爭，即使被帝王懲罰，但是在“士林”會得到認同、尊重，甚至得到擁戴，殺了頭也能流芳百世。君和師沒有“合二為一”，沒有“唐太宗思想”或者“宋太祖理論”?！笆苛帧睍浴暗澜y”判斷是非?？墒堑搅私夥乓院?，導師和領袖“合二為一”了，所有的理論都要出自權力中樞，這樣一來，就把判斷是非的能力給收繳上去了，知識分子也就喪失了自信。一個人如果不是認為自己是正確的話，怎么能夠堅持呢？“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要堅守，至少得自信主義是真的。

自信完全喪失了，因為判斷是非的權力沒有了，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局面。這不是中國所特有的，是從蘇聯來的，列寧就是導師，斯大林也是導師。就是說，政治領袖必然是思想導師，所以知識分子就沒有自由思想了。沒有自由思想，何談獨立精神？這就是哈耶克所說的“思想國有化”，其實那時連審美標準也國有化了。

問：大張旗鼓地批評胡適運動，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在奪取“道統”的話語權嗎？

答：對，導師絕對不允許知識分子有任何的獨立思想，或其他的宗師。一切判斷都要來自一個腦袋，他說是黑的，就是黑的，他說是白的，就是白的。1958年，當時執政者說中國是“一張白紙”，“一窮二白”。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蘊，有諸子百家的學說，有無比燦爛的文學藝術，包括古典的、現代的，怎么就變成“一張白紙”了？因為這千年文化的載體——知識精英——都被改造了、清洗了，精神上變成一張白紙，更不用說大批的文盲和半文盲了。在這張“白紙”上，是可以任憑一個人狂書亂畫，躊躇滿志的。

問：可是，為什么知識分子愿意繳械，不要判斷是非的標準？

答：就是前面所說的，一個是因為愛國，相信它能夠把中國搞好；第二個是因為“世界潮流”，認為社會主義陣營代表未來，資本主義陣營代表沒落，當然要站在“歷史潮流”一邊。另外，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本身的一種 “劣根性”。除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優良傳統外，中國知識分子還有一種對于君主的歌頌傳統，我稱之為“頌圣文化”。這也是古已有之的。最典型的話就是韓愈的“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辈还苜H到什么地方，就算要殺我，皇帝還是“天王圣明”！到后來，前一個傳統沒有了，就只發揚了“頌圣文化”的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和西方的不一樣，即使是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仍然擺脫不了寄希望于“明君”的思想，總希望有一個“明君”出現可以救中國。所以，思想改造運動之后，“頌圣文化”就大大地發展了。

現在更糟糕的是，家國情懷淡薄了，除了我們這一代人還是忍不住的要憂國憂民之外，隨著年齡的降低，所謂的家國情懷越來越淡薄。因為人們可以用腳投票，不一定非得終老于這片土地上，此處不合適，我還可以到別處去發展——全球化時代里，全球人才流動是無可厚非的?？墒沁@種選擇機會的增強反而助長了某些人的 “機會主義”、“實用主義”，和以前的那種愚忠不一樣了，現在就是心安理得地當兩面派，明知道是假的，沒什么關系，我今天在這里，就頌你一天，只要給我好處就行，明天我不在這里了，到外頭去罵你也行。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市場經濟的興起，一邊是思想禁錮毫不放松，一邊是有利可圖的商業大潮，兩下夾擊，就造成“逼良為娼”的效果，良知和骨氣都消解了。再加上目前中國的國際地位比任何時候都高，還可以自豪一陣子?，F在沒有了過去的那種危機感，也自以為不再需要學習別人的長處，更加愿意粉飾太平，所謂歌頌盛世?，F在的“頌”不一定頌個人，而是頌“盛世”。另一個極端的表現是夸大外部的威脅，所謂“XX亡我之心不死”，二者殊途同歸，就是矛頭對外來掩蓋內部嚴重的社會不公平和真正的危機。

問：現在知識分子的正義感是大大的降低了嗎？

答：當年那些知識分子反對國民黨，是因為人們對正義的要求比較高，對國民黨的腐敗受不了，覺得社會非常黑暗。但是現在呢，大家都已經麻木了，正義感已經非常淡薄了，對過去不可容忍的事習以為常。其實，在上世紀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曾經有過一個“再啟蒙”時期，理想主義被喚起來了，人們思想活躍，留下一些寶貴的思想遺產?？上?，“再啟蒙”時期太短，90年代以后，知識分子的物質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點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說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著可能失去很多東西。一方面覺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沒有信心。

所以，現在我感覺到沮喪和失望，我發現，最關心現實、最敏感的倒是80歲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來大家都過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內。但是我們這代人都有這個習慣，非得去關心社會正義、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遠處多想一點，就憂心忡忡。遺憾的是，這樣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種共識和道義的力量。

現在還有一種現象很奇怪，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相結合，實際上是為專制主義服務。在經濟實力增強之后，國學也熱起來，好像這樣就愛國了。其實，現在“國學熱”受到鼓勵是為了抵制普世價值。一百年來都是這樣，每當改革到攻堅的關鍵時刻，老一套就又回來。接受了船堅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業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時候，“國粹派”就出來了，反市場經濟的民粹主義也出來了，他們說，我們國家原來就是很好的啊，甚至有人說自古以來就沒有落后過。

問：您對現在的企業家階層有什么看法？

答：我原來曾經寄希望于民營企業家。我認為，民營資本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之后，他們的自然訴求一定是要推動建立健康的市場體系和公平正義的法治。其實，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許多民族資本家都是有理念的，而且他們以實際行動推動中國前進。本來我曾經認為，等到民營資本壯大起來之后，也會往這方面做。而且第二代的民營企業家好多是“海龜”，應該有一些現代理念?？墒乾F在我發現情況令我失望。他們要生存，非得跟權力勾結不可。那些勾結不上的，就沒有安全感，不想好好發展，而是想趁著政策還允許，賺一大筆錢，看情況不妙就逃了，連創品牌的志氣都沒有。

為什么我父親對國民黨那么有意見？因為國民黨利用權力與民爭利。例如他最好的朋友范旭東是被宋子文氣死的?？箲饎倮?，范旭東恢復他的企業“久大”，要進口一批美國淘汰下來的設備，需要中國銀行擔保外匯，宋子文提出來的條件是他要控股，范旭東知道被控股就完了，一下子得了腦溢血，去世了。

現在出現不少“奸商”。每一個社會都有。但是一個法治健全的社會鼓勵多數人做好事，使做壞事成本很高，風險很大。我們現在相反。有的企業家想捐錢自己搞基金會，做公益事業，要合法登記很困難，政府鼓勵捐錢，甚至攤派，但錢只能捐給政府和官辦的基金會。這一輪的國進民退，又威脅、打擊了好多比較有思想的企業家。想收購就收購，想控股就控股，民營企業家能有安全感？沒有安全感，能有長久的事業心嗎？雖然也有個別的企業家在努力尋找空間做事，但是難啊，有人感嘆說，他們是在“鉆空子做好事”。

中國需要再啟蒙

問：中國經濟在不斷發展，而國際上在這方面又問題不斷，您的觀點是什么？

答：我認為，美歐的經濟還是會起來的，不會就此一蹶不振的。我們也不可能永遠優越下去的，遇到一些困難，一些人的腦筋可能會清醒一些。

現在國家主義或是極端民族主義特別嚴重。其實我覺得看問題需要新視角，一個是全球的角度，一個是人的角度，真正的以人為本，片面的國家主義以犧牲廣大國民的實際福祉來滿足某種虛榮，推向極致就會導致法西斯專政。

問：一個是全球的角度，一個是人的角度，遺憾的是現在對此沒有共識。您認為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嗎？

答：可慮的正是沒有這種共識。一天到晚喧囂叫嚷什么 “中國站起來”，前提好像現在中國作為整體在外國人面前趴下了似的。一些人不知道哪兒來一股氣，覺得好像現在中國人太窩囊了。其實作為中國對外國而言，早就站起來了，現在經濟上有了實力，比什么時候都站得直。好像中國對美國總在那兒說“是”，其實我們在外交上不是常常說“不”嗎？外交的本質就是在實力對比現實的基礎上，盡可能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但也必須有一定的妥協。其實盡管毛澤東時代反對“帝修反”調子很高，但在實際行動上對外還是懂得妥協的，打開了中美關系，沒有搞軍事冒險主義，這是中國人之幸。另一方面，中國老百姓個人對內部權勢而言，確實還沒有完全站起來，基本權利常常會受到侵犯。還有我剛才說的“頌圣文化”就是在精神上還沒有直起腰來。

所以，需要轉變思維方式，從“前全球化時代”的思維方式轉變到全球化時代思維方式，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需要新的思想啟蒙。

問：在這樣的時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怎么做？

答：金錢能夠收買人，也能夠腐蝕人，知識分子也不例外。比起上世紀80年代來，許多知識分子的思想是倒退了。從傳統來看，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似乎都有參政議政的愿望，“帝王師”當不成，就當謀士，用時髦的話叫做“智囊”，或“思想庫”，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往往為求見用而迎合，還是不能獨立。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最好改變眼睛向上，先擺脫更加獨立地去好好考慮一些問題。

當前我們需要再啟蒙。有人認為“啟蒙”是某些人高高在上去教育別人。其實“啟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長期思想禁錮的制度下，每個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啟蒙，也可以相互啟蒙。例如我自己就經歷過長期自我啟蒙，在這過程中也受到過許多人的啟發。當然不能諱言“聞道有先后”，先覺者有義務與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識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制頌圣文化，對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擺脫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結，努力面向公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民主。這是自救與救國的需要，與“西化”或外部壓力無關。

一個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個人都要扎扎實實地去做，現在空間還是有的，有多少空間利用多少空間，盡人事聽天命?，F在畢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會已經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點，能夠看到這里那里經常出現一些好文章和思想，問題是怎么樣能夠把這些亮點連成一片？這就是啟蒙。所以，現在是重建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擔當的時候了。

資中筠：重建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擔當

浩宇

476

2010-07-05

浩宇

　　抗日戰爭時期，正在求學的她體會到民族的屈辱；抗日戰爭后，內戰的硝煙讓她痛恨國民政府的腐敗，于是逃避政治，埋首書齋；新中國建立初期，她似乎看見了祖國光輝燦爛的未來，走出書齋積極投身各項活動；20世紀50年代初，懷著對理想的信念和階級出身的原罪感，她誠心誠意接受思想改造，卻逐漸迷失了自我；20世紀50年代末，工作的安排使她逃脫了“反右運動”；文革期間，被趕到農村勞動的她有機會了解現實，開始疑惑與思索；20世紀70年代末，她決定潛心從事學術研究，開放的學術殿堂讓她感受到改革開放的熱潮，也逐漸回歸自我，恢復獨立思考。

今年80歲的她，從沒有停止過對心靈自由與思想獨立的追求，和對民族前途的憂慮與思考。她就是資深學者，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資中筠先生。

資中筠先生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陽。1947年畢業于天津耀華中學，考入燕京大學，1948年轉入清華大學外文系，1951年畢業。

20世紀50、60年代，資中筠先生在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簡稱“和大”）從事民間外交與國際活動工作，其中包括國際會議的英、法文翻譯，間或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外事翻譯。因工作關系，在相對封閉的年代有機會訪問亞、非、歐、拉美多國，并在維也納常駐三年?！拔母铩逼陂g下放“五七”干校勞動。尼克松訪華前，從干校調回，參與接待工作。之后留在對外友協主管對美工作。70年代末開始轉入學術研究。

她參與創辦了《美國研究》雜志與中華美國學會，曾任雜志主編與美國學會常務理事，創辦中美關系史研究會并任第一、二屆會長。1996年從社科院美國所退休，仍繼續著述，并應邀參加各種學術活動。除有關國際政治和美國研究的專業著述外，撰有大量隨筆、雜文，并翻譯英、法文學著作多種。

這位80歲的老人幼年得到的愛國教育沒有因為個人經受的苦難而消磨，同時由于思想的開闊獲得了新的視角，主要著作有：《追根溯源：戰后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戰后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風云啟示錄》（2007年修訂版版改為《冷眼向洋書系》單行本，資中筠撰寫部分更名為《二十世紀的美國》）、《散財之道——美國現代公益基金會述評》（2006年修訂版更名《財富的歸宿》）、《資中筠集》（學術論文選集）等，很多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已出版的隨筆集有 《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斗室中的天下》。

其實，當年的資中筠最喜好的是數學和文學，1947年考清華大學失利，被燕京大學錄取。燕京大學的校園是美麗的，但是資中筠在這里并不開心。秉承美國教會大學的傳統，燕京大學有各種各樣的學生“團契”，不過那時除了少部分傳統的、被認為是“右派團契”外，絕大部分團契都成為地下黨的活動平臺，舉行傳播左派思想的“讀書會”，爭取中間同學，以及其他配合黨的任務的活動。資中筠回憶說，“我對這兩頭都格格不入，都不愿意參加，所以比較孤立?！奔又l現自己并非數學天才，一個月后轉入外文系。一年級結業時，她毅然決定退學，再考清華。

如愿成為清華英語系二年級的學生時，清華大學已經成為北平學生運動的中心，但是遠離政治的資中筠對政治依舊懵懵懂懂，與許多同學一樣，痛恨國民政府的腐敗，感到外面社會很黑暗，但是對政治采取逃避的態度，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宿舍—教室—圖書館—音樂室之間。

開始思想并有所觸動，是在1949年的冬天，清華學生被組織到海淀農村參加土改復查，有幾個星期和農民同吃同住。從來沒有見過農村真實生活狀態的資中筠震驚了，她發現被認為是富農的人都那么窮，破破爛爛的，根本不能和自己的生活比，她開始為自己原來享有的優越生活感到內疚，逃避政治的思想也在那時得到轉變。

然而文革時，資中筠和中國無數的知識分子的命運一樣，被趕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她開始更多地思考與懷疑，在她已經做好長期當農民的心理準備時，中美關系出現了轉機?；粮衩孛茉L華之后，外文干部上調，資中筠回到了北京，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負責對美工作，參加了尼克松訪華以及隨后陸續訪華的美國人的接待工作，包括參眾兩院領導人訪華團。封閉的國家開始慢慢地與世界接觸，1975年鄧小平的復出更讓知識分子們看到了希望，一年后鄧小平再次被打倒，人們在失望之余卻進一步擺脫了個人迷信。

1979年1月，中美關系實現了正?；?。和人們習慣的說法“改革開放”不同，資中筠認為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開放改革”，因為“如果沒有開放，我們關起門來是無法實行改革的。而對外開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對美國的開放。在中國開放改革的進程中，中美關系正?；且粋€非常重要的因素，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起到了關鍵作用”。

也是在1979年，資中筠第一次訪問了美國。1980年，她決心退出送往迎來的工作，從事學術研究，在她的要求下，先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室，開始專業從事美國研究。后來又在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的邀請下，應聘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組建的美國研究所任副所長，三年之后擔任了所長。

她珍視“獨立”二字，只希望能以獨立學人的身份立于世，她告訴筆者，“所以1991年我就堅決辭去所長的職務，因為在所長的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須說你不想說的話，或者是去貫徹你不贊成的指令。于是我下決心：在盡可能的范圍內，我要自由?！?P>對自由的追求越來越滲透進她的思想，而讓這位睿智的老者現在憂慮的，也正是目前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缺乏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

訪談知識分子為何喪失了自信

問：上世紀50年代，無數知識分子被“改造”過來了，包括許多大知識分子。到底是被迫的，還是自愿的，或是出于功利的考慮？

答：從外部講，當時那種壓倒性的大氣勢沒法抗拒；從歷史講，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第一位的追求就是國家富強，共產黨訴諸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毛澤東一句 “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幾乎打動了所有的人。大家認為，共產黨能夠救中國，共產黨能夠使得中國強大起來。在這種前提下，黨說我們需要改造，我們就誠心誠意接受改造。因為廣大勞動人民是那么苦，是他們養活了我們，讓我們享受優越的生活，所以我們都有一種原罪感，而且越來越自卑，只能老老實實的接受改造。

但總是給你一個希望，好好改造，沒準有一天就去除那個階級烙印了。另外，歷史上知識分子有私產，在封建社會不想從政可以退隱。到上世紀50年代，所有的私產都沒有了，沒有任何退路了，此時退隱完全沒有了可能。如果被認為在政治上是有問題的，家庭、朋友都將以階級劃線，沒人理了。所以，人人緊跟潮流。有一句話非常打動我，就是毛澤東講的不要做“向隅而泣的可憐蟲”。如果不跟上潮流的話，將被歷史所拋棄。一般老百姓大概不特別在乎，可是知識分子特別在乎。于是，慢慢就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不斷追趕潮流，試圖經過改造進行自我救贖；每一次運動都覺得自己跟不上，認為一定是我錯了，于是在自責中更追求積極的潮流……我自己當年是 “無知青年”，一直追趕到“文化大革命”。

知識分子怎么就變成這樣？在封建皇朝的時候，頂撞皇帝是要殺頭的，甚至要滅族的，但是那時還有人敢于據理力爭，面折廷爭，為什么到了上世紀50年代以后，知識分子完全犬儒化，喪失了人格，沒有了這種骨氣和氣節呢？由自己的經歷，我悟出一個道理來。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過去兩千年皇朝時代，雖然是定思想于一尊，獨尊儒家，但是，什么是符合孔孟之道的？誰來繼承儒家之道？誰來解釋儒家？這個權不在皇帝，而是在一些儒生身上，這就是道統。

問：這就是說，雖然皇帝有生殺予奪之權，但是儒生有道統的解釋權和傳承權？

答：皇權是法統，儒家之道是道統，二者是分開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們是各自獨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訴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所以儒生自認為可以做 “帝王師”，可以教帝王怎么做。如果據理力爭，即使被帝王懲罰，但是在“士林”會得到認同、尊重，甚至得到擁戴，殺了頭也能流芳百世。君和師沒有“合二為一”，沒有“唐太宗思想”或者“宋太祖理論”?！笆苛帧睍浴暗澜y”判斷是非?？墒堑搅私夥乓院?，導師和領袖“合二為一”了，所有的理論都要出自權力中樞，這樣一來，就把判斷是非的能力給收繳上去了，知識分子也就喪失了自信。一個人如果不是認為自己是正確的話，怎么能夠堅持呢？“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要堅守，至少得自信主義是真的。

自信完全喪失了，因為判斷是非的權力沒有了，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局面。這不是中國所特有的，是從蘇聯來的，列寧就是導師，斯大林也是導師。就是說，政治領袖必然是思想導師，所以知識分子就沒有自由思想了。沒有自由思想，何談獨立精神？這就是哈耶克所說的“思想國有化”，其實那時連審美標準也國有化了。

問：大張旗鼓地批評胡適運動，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在奪取“道統”的話語權嗎？

答：對，導師絕對不允許知識分子有任何的獨立思想，或其他的宗師。一切判斷都要來自一個腦袋，他說是黑的，就是黑的，他說是白的，就是白的。1958年，當時執政者說中國是“一張白紙”，“一窮二白”。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蘊，有諸子百家的學說，有無比燦爛的文學藝術，包括古典的、現代的，怎么就變成“一張白紙”了？因為這千年文化的載體——知識精英——都被改造了、清洗了，精神上變成一張白紙，更不用說大批的文盲和半文盲了。在這張“白紙”上，是可以任憑一個人狂書亂畫，躊躇滿志的。

問：可是，為什么知識分子愿意繳械，不要判斷是非的標準？

答：就是前面所說的，一個是因為愛國，相信它能夠把中國搞好；第二個是因為“世界潮流”，認為社會主義陣營代表未來，資本主義陣營代表沒落，當然要站在“歷史潮流”一邊。另外，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本身的一種 “劣根性”。除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優良傳統外，中國知識分子還有一種對于君主的歌頌傳統，我稱之為“頌圣文化”。這也是古已有之的。最典型的話就是韓愈的“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辈还苜H到什么地方，就算要殺我，皇帝還是“天王圣明”！到后來，前一個傳統沒有了，就只發揚了“頌圣文化”的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和西方的不一樣，即使是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仍然擺脫不了寄希望于“明君”的思想，總希望有一個“明君”出現可以救中國。所以，思想改造運動之后，“頌圣文化”就大大地發展了。

現在更糟糕的是，家國情懷淡薄了，除了我們這一代人還是忍不住的要憂國憂民之外，隨著年齡的降低，所謂的家國情懷越來越淡薄。因為人們可以用腳投票，不一定非得終老于這片土地上，此處不合適，我還可以到別處去發展——全球化時代里，全球人才流動是無可厚非的?？墒沁@種選擇機會的增強反而助長了某些人的 “機會主義”、“實用主義”，和以前的那種愚忠不一樣了，現在就是心安理得地當兩面派，明知道是假的，沒什么關系，我今天在這里，就頌你一天，只要給我好處就行，明天我不在這里了，到外頭去罵你也行。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市場經濟的興起，一邊是思想禁錮毫不放松，一邊是有利可圖的商業大潮，兩下夾擊，就造成“逼良為娼”的效果，良知和骨氣都消解了。再加上目前中國的國際地位比任何時候都高，還可以自豪一陣子?，F在沒有了過去的那種危機感，也自以為不再需要學習別人的長處，更加愿意粉飾太平，所謂歌頌盛世?，F在的“頌”不一定頌個人，而是頌“盛世”。另一個極端的表現是夸大外部的威脅，所謂“XX亡我之心不死”，二者殊途同歸，就是矛頭對外來掩蓋內部嚴重的社會不公平和真正的危機。

問：現在知識分子的正義感是大大的降低了嗎？

答：當年那些知識分子反對國民黨，是因為人們對正義的要求比較高，對國民黨的腐敗受不了，覺得社會非常黑暗。但是現在呢，大家都已經麻木了，正義感已經非常淡薄了，對過去不可容忍的事習以為常。其實，在上世紀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曾經有過一個“再啟蒙”時期，理想主義被喚起來了，人們思想活躍，留下一些寶貴的思想遺產?？上?，“再啟蒙”時期太短，90年代以后，知識分子的物質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點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說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著可能失去很多東西。一方面覺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沒有信心。

所以，現在我感覺到沮喪和失望，我發現，最關心現實、最敏感的倒是80歲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來大家都過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內。但是我們這代人都有這個習慣，非得去關心社會正義、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遠處多想一點，就憂心忡忡。遺憾的是，這樣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種共識和道義的力量。

現在還有一種現象很奇怪，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相結合，實際上是為專制主義服務。在經濟實力增強之后，國學也熱起來，好像這樣就愛國了。其實，現在“國學熱”受到鼓勵是為了抵制普世價值。一百年來都是這樣，每當改革到攻堅的關鍵時刻，老一套就又回來。接受了船堅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業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時候，“國粹派”就出來了，反市場經濟的民粹主義也出來了，他們說，我們國家原來就是很好的啊，甚至有人說自古以來就沒有落后過。

問：您對現在的企業家階層有什么看法？

答：我原來曾經寄希望于民營企業家。我認為，民營資本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之后，他們的自然訴求一定是要推動建立健康的市場體系和公平正義的法治。其實，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許多民族資本家都是有理念的，而且他們以實際行動推動中國前進。本來我曾經認為，等到民營資本壯大起來之后，也會往這方面做。而且第二代的民營企業家好多是“海龜”，應該有一些現代理念?？墒乾F在我發現情況令我失望。他們要生存，非得跟權力勾結不可。那些勾結不上的，就沒有安全感，不想好好發展，而是想趁著政策還允許，賺一大筆錢，看情況不妙就逃了，連創品牌的志氣都沒有。

為什么我父親對國民黨那么有意見？因為國民黨利用權力與民爭利。例如他最好的朋友范旭東是被宋子文氣死的?？箲饎倮?，范旭東恢復他的企業“久大”，要進口一批美國淘汰下來的設備，需要中國銀行擔保外匯，宋子文提出來的條件是他要控股，范旭東知道被控股就完了，一下子得了腦溢血，去世了。

現在出現不少“奸商”。每一個社會都有。但是一個法治健全的社會鼓勵多數人做好事，使做壞事成本很高，風險很大。我們現在相反。有的企業家想捐錢自己搞基金會，做公益事業，要合法登記很困難，政府鼓勵捐錢，甚至攤派，但錢只能捐給政府和官辦的基金會。這一輪的國進民退，又威脅、打擊了好多比較有思想的企業家。想收購就收購，想控股就控股，民營企業家能有安全感？沒有安全感，能有長久的事業心嗎？雖然也有個別的企業家在努力尋找空間做事，但是難啊，有人感嘆說，他們是在“鉆空子做好事”。

中國需要再啟蒙

問：中國經濟在不斷發展，而國際上在這方面又問題不斷，您的觀點是什么？

答：我認為，美歐的經濟還是會起來的，不會就此一蹶不振的。我們也不可能永遠優越下去的，遇到一些困難，一些人的腦筋可能會清醒一些。

現在國家主義或是極端民族主義特別嚴重。其實我覺得看問題需要新視角，一個是全球的角度，一個是人的角度，真正的以人為本，片面的國家主義以犧牲廣大國民的實際福祉來滿足某種虛榮，推向極致就會導致法西斯專政。

問：一個是全球的角度，一個是人的角度，遺憾的是現在對此沒有共識。您認為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嗎？

答：可慮的正是沒有這種共識。一天到晚喧囂叫嚷什么 “中國站起來”，前提好像現在中國作為整體在外國人面前趴下了似的。一些人不知道哪兒來一股氣，覺得好像現在中國人太窩囊了。其實作為中國對外國而言，早就站起來了，現在經濟上有了實力，比什么時候都站得直。好像中國對美國總在那兒說“是”，其實我們在外交上不是常常說“不”嗎？外交的本質就是在實力對比現實的基礎上，盡可能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但也必須有一定的妥協。其實盡管毛澤東時代反對“帝修反”調子很高，但在實際行動上對外還是懂得妥協的，打開了中美關系，沒有搞軍事冒險主義，這是中國人之幸。另一方面，中國老百姓個人對內部權勢而言，確實還沒有完全站起來，基本權利常常會受到侵犯。還有我剛才說的“頌圣文化”就是在精神上還沒有直起腰來。

所以，需要轉變思維方式，從“前全球化時代”的思維方式轉變到全球化時代思維方式，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需要新的思想啟蒙。

問：在這樣的時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怎么做？

答：金錢能夠收買人，也能夠腐蝕人，知識分子也不例外。比起上世紀80年代來，許多知識分子的思想是倒退了。從傳統來看，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似乎都有參政議政的愿望，“帝王師”當不成，就當謀士，用時髦的話叫做“智囊”，或“思想庫”，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往往為求見用而迎合，還是不能獨立。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最好改變眼睛向上，先擺脫更加獨立地去好好考慮一些問題。

當前我們需要再啟蒙。有人認為“啟蒙”是某些人高高在上去教育別人。其實“啟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長期思想禁錮的制度下，每個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啟蒙，也可以相互啟蒙。例如我自己就經歷過長期自我啟蒙，在這過程中也受到過許多人的啟發。當然不能諱言“聞道有先后”，先覺者有義務與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識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制頌圣文化，對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擺脫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結，努力面向公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民主。這是自救與救國的需要，與“西化”或外部壓力無關。

一個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個人都要扎扎實實地去做，現在空間還是有的，有多少空間利用多少空間，盡人事聽天命?，F在畢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會已經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點，能夠看到這里那里經常出現一些好文章和思想，問題是怎么樣能夠把這些亮點連成一片？這就是啟蒙。所以，現在是重建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擔當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