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通中心的一間書房里，掌門人馮侖翹著二郎腿歪坐在沙發上，他的左手邊坐著看上去并不太像當代藝術家的管勇，白襯衫的每一?？圩佣脊ふ乜酆?，面色有點嚴肅。相反，馮侖穿了件我們都不認識的品牌的高爾夫系列短袖條紋T恤，加上懶散的坐姿和時不時冒出來的葷段子，看起來倒是更藝術些。

這倆人在這次談話之前相互并不認識，算是八竿子都打不著的，生活軌跡幾乎不會有任何交集。馮侖從一個會議趕到另一個會議，不是在飛機上就是在辦公室，管勇因為北京市里停不了的拆遷，和許多藝術家一樣有些狼狽的被“趕”出草場地，新的工作室才剛剛落停。

在不到一個小時的對談里，有火花，也有兩個群體間的陌生而帶來的隔閡。

對談

要藝術，更要獨立

馮侖：我之前也“藝術”過，外灘三號做一些展覽的時候，我給他們寫過東西；翁菱的那個空間（天安時間）的院子，前門那個，我有股份。但是我只對藝術觀念有觸及，對藝術家和作品都不太了解，像管先生，我是第一次見，之前也不了解。

管勇：其實，我的作品其實就是強調一種反思，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不管是文化還是經濟，都在一個重構的時期，需要我們反思的東西很多。

馮侖：所以說好的藝術家一定是具有批判性的。你看那些政治波普的東西，里頭都是對歷史的審視和反思，當然，藝術家要有獨立的精神，不然就跟以前單位的宣傳員一樣了。

管勇：我理解您說的獨立的意識，其實最根本的是魯迅先生說過的一句話，“知識分子要獨立，必須首先要經濟獨立”。

馮侖：這話說得很對，要像鳥一樣，想飛哪飛哪，自己謀生，自由遷徙，別跟一個單位里領工資，和著你多說一兩句反思和批判，這個月就扣二百，那不成，那不叫自由，就不能是一個獨立的藝術家或者知識分子。

管勇：其實中國現在的環境，在我看來，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快要滅絕了，土壤太不適合生存。

馮侖：中國知識分子的概念，是相對農業社會的，接受點教育就是知識分子，歐美社會說的是公共知識分子，因為多數人都是大學畢業。最近有個調查很好玩，中國1000個億萬富翁里64%是本科以上，算上大專就到了70%，最讓人想不到的是，這64%里，最多的是北大的。我估計再過十年，咱就跟美國一樣了。但是現在好些人不承認自己是公共知識分子，比如韓寒，他說他不是，但是我看來，他經濟獨立，自己掙錢，不依附于任何一個單位，想說啥就說啥，有點兒那個意思。

要消費，也要環保

馮侖：其實說到消費和環保這個話題，我覺得誰也別端著，往臉上貼“環保主義者”，貼標簽這個事特別討厭，你老把“我是處女”掛嘴上，太招人煩，誰要是見人就說“我帶著心臟在街上走”，肯定是腦子有問題，你帶就帶唄，好像誰沒有似的。我今天貼一標簽“環保主義者”，管老師沒貼，好像就立刻矮了一截（管勇笑），回頭管老師也貼一個，我倆就一拍手相認了：喲，原來是哥們兒！

教授和文盲，坐了十年牢出來，頭三天干的事是一樣的——先吃肉，然后找女人，再找個地兒住下。第四天教授才開始做學問，文盲可能一直按著頭三天的生活繼續。中國人剛剛富起來，消費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須的，現在消費了十幾二十年了，到了考慮環境的問題的時候了。但也不是說就從此不消費了，該有的還是有，只是要選更健康的方式。

公司不會買150萬以上的商務車給我坐，我也不會答應，我不抽煙不喝酒，高管的辦公室你們都可以去，沒有奢侈品，就是正常的辦公環境。有些民營老板出門開五輛車——前導、安保、秘書、護士，嘩啦啦帶一大幫，沒必要，我出差就我一人。該請客的時候也不能含糊，不能說我們找一個十塊錢的地方吃飯吧——不過我還真找過，太難了。

管勇：和企業家比起來，藝術家的生活已經算是很環保的，我們都住村里，工作室裝飾也不多，為了能節省一些電費水費，大家都很自覺地關燈，也愛干凈，這樣可以少用鐘點工。我覺得藝術家其實有一點好，就算生活在城鄉結合部，也能把生活搞得有點情調，錢不夠可以拿藝術來補，搞點詩意不難，我們最少有審美來幫忙嘛！

馮侖（笑）：對，管勇一說我想到落魄的時候了，住個8平米的小屋，沒錢買家具，就去買了好多草編的筐子，拿回來一放，非常有感覺！這叫用高雅掩蓋貧困。藝術家在這方面很有意思，他們對環保的推廣是不可缺少的一個力量。

管勇：藝術家做環保，說實話，在此之前都是一個很虛的概念，除了用作品表達之外，藝術家個人其實不太好表達自己的社會責任。這次我捐了畫，如果能籌到點錢幫助做環保的人，我覺得這層關系就實了。

馮侖：藝術家和企業家兩個群體，其實有很多不同，一個負責管理，一個是感知、創造，本來兩者在一塊談公共話題，就能撞出很多新角度來。環保在很多人的幫助下，概念的推行已經很好了，城市里的人都知道了這么做是對的。這一次有新的血液進入，對于阿拉善來說，是個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