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體制外的名流聚在一起，聊到興處，一位此前曾痛批“告密”文化的女作家說，“如果美國打進來，我第一個當漢奸”（大意）。同座有叫好者，有訝異者。聽在現場的朋友轉述過這個消息，當時我首先想到的，是另外兩句流傳甚廣的話語：“寧愿再被殖民三百年”和“當兵只當美國兵”。這三句話有一個共同的邏輯前提，即確信一種“普世價值”的存在，為了實現這個價值，其他的價值作為陪葬的犧牲品也在所不惜。

近來讀到林志宏的 《民國乃敵國也》，講述清遺民在社會轉型隙縫中的群體性遭遇，頗有發前人所未發之洞見。其中，作為收尾章節的“王道樂土：情感的抵制和參與‘滿洲國’”，展現偽“滿洲國”建立前后，部分清遺民內心的抉擇，與“當美國漢奸”等主張頗有一致之處。前后相隔了一百年，清遺民與當下在政治光譜中位于極右翼的自由主義者，兩種不同的思想取向竟然在此有了相通之處。這真是歷史的奇妙之處。

“遺民”是中國歷史中非常獨特的現象，而清遺民又是中國遺民歷史中比較特殊的例子。林志宏表示，清遺民不只是反對政治變革，更感嘆社會良風善俗因而消逝，他們深覺民國如同五代亂局，提出的解決之道是恢復舊有秩序。但這種主張因與時代的主流價值相悖，注定遭受 “污名化”，王國維的沉湖自殺，即是清遺民困境的一次爆發。

那個時代，也是有所謂 “普世價值”（雖然用的不是這個名詞）之爭的。沖突僅在于，清遺民和革命黨、新派知識分子對何為“普世價值”有不同的認知，而堅持儒家倫理的清遺民注定將成為明日黃花。革命黨和新派知識分子，則分裂為兩個陣營，左翼那時其實就已堅信 “歷史終結”（借用福山的話），整個社會發展的真相仿佛就在他們彀中，那種懷抱“普世價值”的自負，有國內國際情勢背景作支撐，只不過搞來搞去沒搞贏，結果讓對立面搶了這面旗幟。但無論這兩派如何按下葫蘆浮起瓢，時代的主流價值和政治正確都已與清遺民無涉。

20世紀的主流思潮，是過于相信人的理性，缺少敬畏，道德虛無，放任欲望成為主宰，并認為造反、革命或對抗可以促使社會進步……但很遺憾，那是我們歷史中最混蛋和多難的一個世紀。這之間是否有某種因果關系？人的“有限理性”（套用西蒙的概念）事實上無法對此做出準確計算。所以，當一個時代的主流價值和政治正確形成后，即便由此造成災難，也會推諉給其他原因 （冷戰前計劃體制下的社會悲劇，相信不是特例）。對20世紀，我們尚缺一次全面徹底的思想清理。但這或許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回到本文最初的話題。當日本將“王道”確立為偽滿洲國的精神和指導方針，清遺民鄭孝胥從自己確信的“普世價值”出發，拋卻了國家立場（違背于這個 “普世價值”的民國 “乃敵國也”），投身于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滿洲國”。但林志宏也注意到，并非每一個堅持儒家君臣之道的清遺民，都持相同立場，譬如陳寶琛就曾私懷密折，有意勸誡溥儀早日離開這進退維谷之舉。兩人的區別在于，陳氏受到其他價值的制約，而鄭氏則讓一種價值凌駕于所有價值之上。

鄭孝胥思想深處的理路，與“第一個當美國漢奸”其實有若合符節之處。那位批判“告密”文化的女作家，其自身也陷入到類似的陷阱中——當美國漢奸，比向政府告密，其實走得更遠。他們之間的共同之處在于：為了“普世價值”——不論是“共產主義”還是“自由民主”抑或鄭孝胥所謂的“王道”，可以突破倫理底線。

現實遠比單一的“主義”或“價值”更為復雜，在幾種價值的權衡過程中，我們需要警惕意識形態對現實的蒙蔽作用。那些堅信歷史終結的人，那些信奉一種不由分說的主義或價值的人，都很容易被意識形態裹挾，走向一種激進的情緒。這并非20世紀之福，也可能在21世紀將中國引入另一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