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長策智庫高級研究員

heshaoqi22@yahoo.com.cn

　　壟斷行業的改革幾乎年年都是我們改革的主要任務和目標，但每次總是只聽雷聲響，不見雨下來，始終沒有取得實質進展。如前文所述，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遭遇“彈簧門”、“玻璃門”，其根源于政治文化中對“民間”的排斥，而壟斷行業改革停滯不前也同樣源于我們政治文化中對國企壟斷合法性的認同。

從政策角度上來看，把國有經濟主導地位詮釋為 “要保持國有經濟控制力、影響力，保障國家安全、國計民生”，實際上是混同了企業創造財富的職能與政府負責國家安全和維護公共利益的公共職能，而且這種詮釋實際上也是把非公有制經濟放到了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的對立面，賦予了國企在諸多行業領域壟斷的合法地位。

在法律制度層面上，經歷了幾次憲法修改，最終在2004年《憲法》對非公有制經濟憲政地位定了調。2004年《憲法》第11條第1款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边@肯定了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緊接著第2款同時規定：“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睆奈谋旧峡雌饋?，保護與監管并重，邏輯上并沒有太大的問題。但若與《憲法》第7條關于國有經濟的規定進行比較，邏輯上的缺陷就非常明顯了?！稇椃ā返?條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边@里只強調了保障，卻沒有如非公有制經濟那樣 “監督和管理”的規定。這種看似微妙的差異，彰顯了意識形態上和監管上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的差別待遇。

就是這種片面地對國有經濟“保障”的強調，導致了國有企業獲得了政策上和法律上諸多的特權和監管的豁免（一個典型例子就是，本應是反壟斷法規制對象的壟斷國企，在反壟斷法上卻成了保護對象，享受豁免的特權），從而導致壟斷行業改革始終無法取得突破，不僅如此，壟斷國企對壟斷的濫用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而在非公有制經濟領域，許多亂象本是監管腐敗與無能所導致，但通常被曝光放大的卻是企業的敗德行為，而為虎作倀的官僚卻搖身一變，成了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其結果是非公有制企業淪為了打擊的對象，成了疾風驟雨式的治理整頓政策、調控政策的“刀下鬼”，而與此相對應的公共治理卻鮮有任何實質上的改善，始終是以不變應萬變，沒有受到任何的觸動。實踐證明，企業和企業家的逆向選擇、機會主義、投機、欺詐、漠視社會責任大多為監管無能、監管不作為和監管亂作為所導致，與企業的所有制性質無關。就壟斷而言，壟斷濫用與公權力腐敗往往是相輔相成，互為條件的，它們的結合最終會進一步助長各種投機、經濟和政治腐敗，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積聚，并最終形成玉石俱焚的災難性危機。以下筆者就通過1929-1932年美國經濟危機實例來詮釋政治腐敗、壟斷濫用與經濟危機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以期我們的壟斷行業和國企改革能夠從中吸取某些經驗教訓。

對導致美國1929-1932年經濟危機的原因，美國學界有各種解釋，但一個普遍的共識是：監管失敗、公用事業控股公司壟斷濫用是導致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美國著名財經觀察家，《美國前景》雜志創始人羅伯特·庫特納在2007年10月2日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舉行的聽證上所作的題為《1929年與2007年的驚人相似》證詞中就指出，2007年次貸危機中證券包裝商使用高杠桿制造資產泡沫，而這些泡沫資產被包裝成證券出售給公眾或擔保品價值不確定的專業基金。金融中介人這種以真實經濟為代價謀取暴利的作法與20世紀20年代公用事業控股公司濫用本質并無兩樣。當時，通過公用事業控股公司金字塔結構不斷地對公用事業控股公司的股票兌水，面值為1美元股票實際價值卻只有幾美分，而公用事業運營公司從消費者支付的高額電價和燃氣價格中獲得的暴利，卻通過關聯交易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控股公司金字塔頂層少數控者手上，而這些滲水股票的真實價值只有泡沫破裂時才會顯露出來。如巴菲特所說，你永遠不知道誰是裸泳者，直到潮汐退卻。許多美國學者都持同樣的看法。

1929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在美國工業化和現代化所帶來持續高速增長和繁榮的時期。一戰后，從1920年到1929年10月股市崩潰、金融危機全面爆發，美國經歷了一個前所未有高速增長的繁榮時代，1921-1923年，美國經濟總產值經歷了每年10.5%的高增長，隨后的1923-1929年間，平均增長率也保持在3.4%。道瓊斯工業指數從1922年的91點，上漲到1929年危機爆發前的290點，漲幅達到218.7%。

1929年10月24日，歷史上稱之為“黑色星期四”，美國紐約股市大幅度下挫，道瓊斯指數從最高點305.87點猛跌到272.32（跌幅9%），恐慌迅速蔓延，在“黑色星期四”后的一個月里，紐約股市市值損失40%，在隨后的3年中，市值損失90%，所有藍籌股，如通用電力、希爾斯、美國鋼鐵公司等概莫能免。股票總市值從900億美元下降到160億美元，債券總市值從490億美元下降到310億美元，一戰后到1929年期間發行的500億美元價值的證券中有250億美元幾乎或根本就是毫無價值的。

1932年4月24日，英薩爾所控制的英薩爾公用事業控股公司倒閉，被政府接管。它的倒閉使60萬股東和50萬債券持有人血本無歸，投資者損失高達7億美元之巨，這是當時世界歷史上所發生的最大的企業倒閉案。從1929-1935年，共有53家公用事業控股公司破產，其中有36家上市公司。接二連三的公司倒閉讓美國徹底陷入大蕭條之中。1933年，美國GDP不到1929年的三分之一，直到1937年才恢復到1929年水平。在1930-1940年間，除1937年外，失業人口一直保持800萬以上，1933年失業人口更是達到1300萬人，即每4個人中有一個人失業。

美國股市非理性繁榮的主要推手就是公用事業泡沫，而該泡沫的形成源自監管無能、官僚腐敗和公用事業控股公司壟斷濫用。數據顯示，在當時紐約股市上，公用事業板塊總市值達到148億美元，占整個市值的18%，是股市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板塊，在危機前后起到了引漲領跌的作用。當時紐約股市主要由三大行業板塊構成，即工業板塊、鐵路板塊和公用事業板塊 （當時主要是屬于自然壟斷行業的電力行業和燃氣行業）。比較1929年初紐約股市股票價格和危機爆發前最高時的價格，工業板塊股票上漲了20%，鐵路板塊19%，而公用事業板塊平均漲幅達到了48%，是前兩個行業板塊的兩倍。相對于公用事業資產的賬面價值，公用事業股票價值普遍高出了賬面價值的3倍。導致股市大幅度下挫，引起股市恐慌，也是公用事業板塊。在1929年9月到11月間，工業股票下跌了48%，鐵路為32%，公用事業為55%，公用事業跌幅最大。

刺破公用事業泡沫、引爆股市崩盤的導火索，就是美國各地發起的對公用事業控股公司的反托拉斯調查。1929年8月，壟斷馬塞諸塞州電力行業的公用事業控股公司——愛迪生照明波士頓公司 （EdisonElectricIllu－minatingCompanyofBoston）股東大會通過了拆股決議，企圖對該公司股票進行拆分，以提高分紅比例。當時公司股票價格高達440元每股，但實際賬面價值每股只有164美元。當時，波士頓的民眾對該公司高額電價非常不滿，波士頓居民支付的電價為0.85美元每千瓦小時，而臨近的哈佛大學所在地——劍橋的電價則為0.55美元每千瓦小時。據當時媒體報道，美國民眾支付電價普遍是鄰國加拿大的10多倍。迫于沸騰的民怨 ，1929年10月12日，馬薩諸塞州和波士頓市政府拒絕批準該公司拆股申請。不僅如此，馬薩諸塞州公用事業部還批評說，公司意圖通過拆股，增加控股公司股東的分紅。通過維持高額電價來增加股東分紅是不公正的。并警告說，如果公司股東繼續通過維持高的電費來增加股東分紅，政府將接管該公用事業。該消息一經媒體披露，該公司股票價格一下子就從440美元下跌到360美元。10月15日，波士頓市政委員會建議市長通過立法將波士頓愛迪生公有化。10月16日，馬薩諸塞州艾倫（Allen）州長宣布要發起對波士頓愛迪生全面調查，包括電費水平、公司分紅、折舊和盈余。消息一經宣布，該公司股價就從360美元下跌到328元。

馬薩諸塞州并不是唯一一個對公用事業控股公司利潤水平真實來源提出挑戰的，就在該州當局不斷發出要對公用事業定價、分紅、折舊等進行全面調查威懾的同時，紐約市和紐約州政府和監管部門也開始對公用事業控股公司發難。時任紐約州長，后在1932年當選美國總統的羅斯福在1929年10月8日任命了一個獨立委員會對公用事業監管進行調查。該委員會主席邦布瑞特教授（Bonbright）一直是公用事業監管的批評者，他稱當時公用事業控股公司的監管是邪惡制度（vicioussystem）,因為它完全忽視了消費者的利益。紐約市市長杰米·沃克爾（JimmyWalker）為反擊其政敵對其接受公用事業控股公司行賄的指控，也信誓旦旦地向公眾表示，要對電力等公用事業領域過高的費率進行干預。一時間，美國到處都流傳著政府要將私人控股公司控制的公用事業公有化和接管的傳言，電力、燃氣等公用事業控股公司股票價格開始大幅度下挫，并最終成了壓垮紐約股市的最后一個根稻草，導致了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股市的恐慌和崩盤。

為什么政府當局對公用事業控股的調查會引起股市恐慌？公用事業泡沫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到底是什么力量一直在不斷推高公用事業控股公司股票？為什么公用事業控股公司成為危機制造者和引爆者？筆者將在下文通過英薩爾公用事業帝國故事來對上述問題一一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