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曾經輝煌的群體，滬商在近代上海灘的光輝歲月總是不斷地被提及。那是上海企業家叱咤風云的年代，無論在實業界還是金融界，都有引領中國經濟之先的人物出現。但這多少映照了現狀的尷尬，在改革開放30余年的歷史中，上海企業界群體的表現乏善可陳，與上海在經濟上所取得成就相比，上海企業家群體并未給人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對于上海為什么不出企業家？有人認為，缺乏冒險精神、遵守契約、精于算計阻礙了上海企業家群體的成長，但這似乎難以解釋近代上海大商人輩出的現象。如果性格原因不足以解釋上海企業家的消失之謎，那么，是什么原因讓他們集體消沉？在上海重新調整發展戰略的過程中，這個群體能否再度崛起？

經濟觀察報：“企業家是人類社會最稀缺的資源之一”，但經濟實力強大的上海同樣也稀缺這種資源，以至于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曾提出過一個問題：上海為什么出不了馬云？請問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肖知興：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在《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一書中專門一章分析上海的發展模式：“上海模式的幾個核心要素是：對城市（而非農村）的偏向、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投資密集型成長戰略、對外商直接投資而非對本土中小企業的有傾向型的經濟開放政策?！睂胁块T和外資部門的長期傾向性政策的結果自然是壓制了民營企業的成長空間，如果說對國有部門的傾向性是出于存量的原因、意識形態的原因而迫不得已，對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這種區別待遇就有點令人費解了。

上海的這種經濟發展戰略同時也體現在一般人日常能感受到的上海對兩種人截然不同的一拒一迎的態度：對“鄉下人”難于掩飾的微妙排斥和對“外國人”尤其是歐美人的發自內心的大力歡迎。其實不僅本土民營企業有這種感受，連第一批到上海投資的臺灣人（被上海人喚作“臺巴子”）都感覺到了這種落差，所以才舍近求遠，越過青浦和嘉定，把投資重心放到上海西邊的江蘇昆山一帶。

這種經濟發展戰略的另外一個后果是上海內部各區縣之間的巨大發展差距。按官方公布的數據，2008年,上海人均GDP最高是浦東新區,25643美元,最低的是崇明，5250美元，相差近4倍，大致相當于上海與河南、湖北的差距。這種發展差距同時也體現在上海郊區與鄰近地區上。江蘇昆山陸地面積641平方公里，緊鄰的上海嘉定458平方公里，兩地戶籍人口也相差無幾，2008年GDP昆山1500億，嘉定297億，昆山是嘉定的5倍左右。而且，這還是上海特意把上海大眾、F1賽車場等重大項目安排在嘉定之后的結果。所以，在經濟最發達的中國最東南，我們能找到一條奇異的“環上海貧困帶”。如果打破行政區劃的限制，放開市場，公平競爭，這種咫尺天涯、涇渭分明的情況幾乎不可能出現。

所以，也許可以說，不是上海出不了馬云，而是上海的馬云都堵在來上海的路上了。

經濟觀察報：雖然缺乏企業家，但上海經濟依然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其原因是什么？

肖知興：“企業家”這個有中國特色的詞范疇比較大，一般包括成功的創業者（entrepreneurs）和優秀的企業管理者。一般人的印象中，上海個性鮮明、敢于張揚、善于宣傳的創業者、民營企業家與其他地方相比確實比較少，但上海也有很多優秀的企業管理者，這些優秀的管理者很多都在國有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工作，在一些沒有政策優勢的市場競爭性行業十幾年、幾十年如一日地埋頭苦干，把這些企業做成了各自行業的排頭兵，為上海的經濟、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的故事也許沒有那些創業者好看，但我們不應該低估他們的意義和價值。

典型的例子如汽車行業的胡茂元（上海汽車董事長）、陳虹（上海汽車總裁）、丁磊（上海通用總裁）、陳志鑫（上海大眾總裁），很低調的一群人，但是他們把上海汽車板塊做到了中國第一，大致相當于一汽和東風板塊的總和（2009年汽車總銷量）;上海電氣，中國機械工業行業的老大，在電站設備、輸配電系統、機床等行業的綜合競爭力都是第一，旗下的海立壓縮機，在沈建芳總經理十幾年的領導下，做到了中國第一，全球第三；寶鋼，中國鋼鐵業第一；還有錦江集團、百聯集團、上海日化等等，都是在完全市場競爭的條件下做到了行業第一的位置，但很少有人聽說過他們一把手的名字。

這種情況，與上海媒體尤其是商業媒體不發達有一定關系，但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獨特的“國企人”、“公家人”身份定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還是由組織部門任命的），他們不方便也不能夠像民營企業家那樣張揚。如果說名與利是對做事情的人的兩大回報途徑，他們相當于是在名和利兩方面都無法得到大的回報。正因為此，我們應該對他們這種奉獻精神、職業精神表示更大的敬意。

當然，敬意歸敬意，這種情況也不能說是完全正常的。如果上海的政企分開能夠做得更好一些，公司的高層職位任免能夠更市場化一些的話，這些企業家應該能夠獲得他們理應獲得的名利回報，這樣才能最大化社會人力資源的配置，促使更多優秀企業家人才的涌現。二十一世紀了，我們還把企業家這種“人類社會最稀缺的資源”的培養完全寄托在“奉獻精神”、“精神覺悟”上，應該說是有點落伍了。

經濟觀察報：企業家群體是否活躍，對一個經濟體來說意味著什么？上海是否需要自己的企業家群體？

肖知興：一個地區企業家群體的活躍程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地區經濟的活躍程度。尤其是“群體”一詞，意味著個體企業家們在身份自覺和身份獨立的基礎之上的自由聯合，這種由聲氣相通的個體組成的群體往往能夠發出更大的聲音，起到更大的作用。

上海當然需要自己的企業家群體。和中國經濟的三大塊一樣，這個群體應該是由國有、民營、外資三個部分組成。如我們上面所討論的，首先是國有的企業家，需要通過政企分開等手段把他們從 “公家”的體系中分離出來，讓他們成為獨立的、自覺的企業家“個體”，然后才談得上“群體”。

然后是民營企業家這一塊。近年來，浙江籍民營企業家在上海已經慢慢成氣候了。每年的上海浙江商會大會都是濟濟一堂，氣氛熱烈。上海一方面扶持本地民營企業家，另一方面也應該繼續打開大門，更好地對接江浙民營企業，利用這些年很多外向型企業都要轉型做內銷的機會，爭取他們把營銷總部、研發總部、管理總部設立在上海。

最后一塊是外資。這方面，我們要繼承海納百川的魄力，但也要打破“500強崇拜癥”，尤其是要避免對他們的低附加值投資項目的盲目支持。與其引入500強企業的生產性項目，不如引入江浙民營企業的管理總部。其次，要努力為外籍創業者提供公平的條件（當然，前提是先降低對本土創業者的門檻）。上海在上個世紀的繁榮，離不開莎遜家族（Sasson）、嘉道理家族（Kadoorie）、哈同家族（Hardoon）等外籍企業家的貢獻，上個世紀能做到的事情，這個世紀我們有什么理由做不到？

經濟觀察報：在上海企業家的精神氣質中，缺乏冒險精神、遵守契約、精于算計總是被一再提及，這種氣質是否限制了上海企業家的崛起？

肖知興：開埠以來，上海灘幾乎成了冒險精神的代名詞，是晚清、北洋、民國三代中國企業家的活動中心，涌現了像榮宗敬、榮德生、虞洽卿、張靜江、劉鴻生、穆藕初等一批又一批的著名企業家，誰說上海人缺乏冒險精神？

這種冒險精神哪里去了？我們從“社保案”中披露出來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小蘇州”張榮坤、“小寧波”郁國祥、“公路大王”劉根山等人的一系列故事中，也許可以略見一斑。正門緊閉，大家的冒險精神、聰明才智只好都用到旁門左道上去了。

至于契約和算計，本是現代商業精神的一部分，是優點，不是缺點。這在中國商界應該是常識，上海人簽合同之前很難纏，但只要是簽了合同，最省心的地方，還是上海。

經濟觀察報：最近幾年，上海不出企業家的現狀有所緩解，陳天橋（盛大）、江南春（分眾）、沈南鵬（攜程、紅杉資本）等許多帶有明顯“上海印記”的企業家紛紛崛起，這是否表明了一些新的動向？

肖知興：的確是這樣。在創業投資的支持下，上海的“新經濟”與“新服務業”等產業至少與其他地區站在一個起跑線上，所以產生了以攜程（范敏等）、盛大（陳天橋）、分眾（江南春）、土豆（王微）、如家（孫堅）、漢庭（季琦）為代表的一批有全國性影響的企業和企業家，這是一個值得鼓舞的現象。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盡力為這些企業的成長創造更好的條件，讓他們盡快成長為全國性、世界性的公司，是上海打造企業家平臺、創業家園的最好途徑。

值得關注的還有春秋航空、申通快遞和圓通快遞，這些都是極具發展潛力的行業的極有發展潛力的企業，想象一下上海成為未來中國的西南航空、UPS、聯邦快遞的總部所在地吧。

當然，對于這些企業和企業家來說，內因永遠是第一的，如果不能胸有大志，苦練內功，外在環境再好也沒有用。這某種意義上其實是一個更大的問題。上海整體形而下的風氣（重物質財富、重社會地位）好像確實對企業家的雄心壯志有一種奇怪的消解作用，所謂的“成功人士”，在原法租界、英租界里盤下一棟小別墅，“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小富既安，不思進取。而做企業，沒有高于物質、高于利潤的形而上目標的支持，是很難一程一程地堅持下去的。也許上海的企業家普遍需要惡補一下的是類似“北漂”一族、“趕?！保ň攀甏醣几昂Ｄ?、深圳）一族的理想主義和家國情懷。

經濟觀察報：上海提出打造四個中心（國際經濟、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這種由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型的城市發展戰略，對企業家提出了什么要求？

肖知興：四大中心的打造需要上?；氐缴蟼€世紀二三十年代所具備的國際眼光，拿出與浙江、江蘇“斗智斗勇”的勁頭來與東京、首爾、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悉尼等地展開各種競爭，而且這種競爭是無法靠上海傳統的大政府、強政府的手段來完成的。外部的競爭力來自內部的競爭力，來自于平等的游戲規則基礎上的公平、開放、自由的競爭，如果中央因為全國一盤棋，在很多領域的放開還有所顧慮的話，上海為什么不能利用自身的政治經濟實力要求先走一步呢？

企業家層面，四大中心的打造自然要求我們企業家擁有更廣的視野，更高的目標，更深的關懷，更高的領導力。與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缺乏 “軟實力”相仿，我們的企業家缺乏的也是這些軟性的、人文的、與終極關懷相關的內容。我們與世界的真正溝通，靠的不能僅僅是清晰的賬本、流利的外語，而是這種直指人心的力量。什么時候我們不被別人看做“經濟動物”，而是有關懷、有擔當、有為有不為，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的時候，我們才會真正贏得人們發自內心的尊重，才能算是真正在國際上重新站立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