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EMBA特聘教授、北京工商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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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時期，習慣將江西稱為江右。所以江右商幫也就是江西的商幫。

江右商幫是在人口的流動中形成的，而且人口流動也決定了這個商幫的基本特征。所以，我們對江右商幫的了解要從江西的人口流動說起。

自兩宋以來，江西成為全國經濟文化的先進地區，其人口之眾與物產之富位居各省前茅。宋徽宗時，江西人口占全國的十分之一?！端问贰さ乩碇尽酚涊d，“（自）永嘉東遷，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頗盛，而茗羈、冶鑄、金帛、粳稻之利，歲給縣官用度，蓋半天下之入焉?！钡皆?，江西仍保持這種經濟優勢。明代時，人口雖次于浙江而居全國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但每年所納稅糧卻超過浙江。江西不僅盛產糧食，而且茶葉、紙張、苧麻、藍靛、木竹、油料以及制瓷、造紙、木竹加工、煙火等在全國都占重要地位。長江、運河、贛江提供了便利的交通，這就使江西的商品經濟相當發達。

江西經濟發達，也引起了一些社會問題。第一，人口大量流入，形成人口過剩；第二，豪族大戶對土地的兼并加??；第三，官府的賦稅和勞役繁重，尤其是各地同賦役嚴重不均，發達的鄱陽湖區和吉泰盆地賦稅沉重。這就引起當地農民“脫籍外流”。盡管江西的經濟并不平衡，但這些流民不向本省的落后地區如贛南流動，因為他們到這一地區，仍會被追捕，即使落戶了，也要被迫入籍，承擔賦役。他們有十分之九流向湖廣、河南、四川、貴州、云南及其他地區。明代的江西流民大體有百萬之眾。流向外省的人，許多人仍務農，但也有不少人從事工商業。明代有學者曾把移居湖廣的江西人分為三類：購置產業者稱為“稅戶”，為人耕佃者稱為“承佃戶”，從事貿易者稱為“營生戶”?！岸悜簟奔扔匈徺I土地耕種者，也有從事工商業者，“營生戶”就是工商業者。散布在各地的江西人，與湖廣的江西人大體相似。這些江西商人，來往于江西與各地之間，又不忘其本，就形成了江右商幫。明代江右商幫正是這種人口流動的產物，同時也形成了江右商幫的特征：人數眾多，從業廣泛，活動地區廣泛，資本分散，滲透性極強而競爭力弱小。

江右商人的特點之一是經商地區極為廣泛，流動到哪里，就在哪里經商。明代江西撫州人艾南英曾說，“隨陽之雁猶不能至，而吾鄉之人都成聚于其所?！焙V離江西很近“趾相錯，踵相接?！睗h口的鹽、典當、米、木材、藥材、花布六大行業都有江西商號，而藥業為江西清江商人壟斷。明代興起的競陵（今湖北天門市）皂角市的三千人口中，江西人占十分之七，且絕大多數從商。湖南的岳陽、長沙、衡陽、商賈匯集，亦以江西人為多。云南、貴州、四川是江右商人活躍的又一地區。福建、兩廣也遍布江右商幫的足跡，明代學者王世懋發現，福建建陽、邵武、長沙等地人的口音才接近于江西，他推測這與江西人在這里從商相關。武夷山的茶主要就由江西人經營。江西人在廣州、佛山設立了“粵莊”從商。江西的鹽商、木材商、藥材商都在廣西活動。江西的商人也到北方的河南、河北、陜西、山西、北京發展，明代各地在北京的會館有41所，江西商人14所，居各省之首。清光緒時，各地在北京的會所有387所，江西為51所，仍居全國之首，甚至超過了山西（45所）。江蘇、安徽、浙江是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江西商人當就不會不去。甚至遼寧、甘肅、西藏乃至外域，都有江西商人，其經商地區之廣，超過許多商幫。

江西商幫的另一個特點，是經營的行業廣，而且以販賣本地土特產為主。江西物產豐富，糧食、茶葉、瓷器、紙張、布匹、木材、煙、藍靛、藥材、鹽、書、雜貨等都在全國占重要地位，江右商人進入這些行業經營，而且在經商中又發展起來典當業。而且，江右商幫的商人專業化并不明顯，基本是什么好做就做什么，兼營多業。

江右商幫的第三個特點，就是資本小，以小本經營為主，沒有什么像其他商幫那樣的巨商富戶。這可以從江右商幫的構成和資本來源看出來。江右商幫的商人大多是家貧而被迫經商的。從現有1700多名明清江西商人的資料看，70%都是家境貧寒的農家子弟，為生計所逼，流向他鄉，棄農經商。其他人是年幼失怙或科場落第的儒生和子承父業者。他們的資本主要來自借貸，或自己積累或集資，資本量都不大。其從商大多是小本經營。所以，江右商幫中，很少有晉商、徽商、粵商、洞庭商中那樣經商致富的大戶。晉商或其他商幫中也不乏白手起家由小本經營而成為巨商者，如晉商的喬家和曹家都是賣豆腐起家，但以后成為一代巨商，而江右商幫卻鮮有這樣的人。這恐怕與他們經營的行業和與政府的關系相關。晉商中那些白手起家的富戶以后都進入了暴利行業，且靠官商結合。江右商幫則沒有走上這條成功的道路。

江右商幫盡管都是小商人，但仍被稱為一個商幫，就在于他們在經商過程中也形成了 “幫”。江西商人的“幫”當然也有個體商販的臨時性結合體，但更主要的是以同鄉或同宗為紐帶的地域性團體，其形式為會館，目的是實現對原料或高勢的壟斷。在整個江右商幫又有以不同地區或行業形成的“小幫”。

藥業是江右商幫的主業之一。江西有句俗話，叫“樟樹的路道，建昌的制炒”，意思是樟樹以藥材的集散為中心，建昌以藥材的炮制為中心。這就形成了兩個以藥材業為主的藥材行幫，樟樹路道藥幫和建昌制炒藥幫。

樟樹在明清時屬臨江府清江縣，位于江西中部贛江與袁江交匯之處，自古就是 “四會要沖”，“八省通衡”的水陸交通要津。樟樹自唐宋起已有“藥墟”，“藥市”之稱，明以后成為全國藥材加工和集散地，直至清末。當時中藥行業有“北安國，南樟樹”之說。樟樹本地產藥并不多，但各地藥材集于樟鎮，故有“藥不到樟樹不齊”之說。樟樹的藥店有近200家，且各有分工。不同的藥幫稱為堂會。不同身份的人參加不同的堂會。藥材店的老板參加同仁堂，經紀人（朝奉）參加守信堂，伙計參加集賢堂。各堂頭領由各店輪流擔任，稱為“首事”或“堂長”，一年一換。這個藥幫成為江右商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江西建昌的麻姑山盛產藥材，相傳唐開元年間，煉丹術士鄧思奉曾在此制成麻姑壽酒，獻于皇帝。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有“江西麻姑酒，以泉得名，而曲有群藥”的記載。自北宋起，官方分就在建昌設立 “建昌軍藥局”，炮制藥材。明代又在建昌建城，使藥材加工進一步發展，所以又有“藥不過建昌不靈”之說。建昌藥幫在明末清初形成，與樟樹藥幫合稱“江西藥幫”，但其影響不如樟樹藥幫。

江西景德鎮在明代已成為全國制瓷中心，這就圍繞瓷器的生產和貿易形成了各種不同的行幫。這類行幫的形式之一是會館。其中最大的是都昌會館，都昌人人多財廣，控制了瓷器行業，其中最大的八家，被稱為“馮、余、江、曹大似天，張、王、劉、李站兩邊”。江西的瓷幫極為復雜。因器瓷（碗、盤等日用瓷）由都幫控制，而琢器（其他瓷器）由雜幫控制，雜幫下又分了26個幫。與都幫、雜幫并列的是由徽商組成的徽幫，在這三大幫之下，又有“三窯九會”、“五府十八幫”、“保槎公所”、“保柴公所”等組織。

明代后期之后，竹木貿易發展起來，清代形成了專門從事竹木貿易的行幫組織“木綱會”。木綱會在清代前期之前，一直被該縣流坑村的董氏控制。董氏遠祖為漢代董仲舒和唐代宰相董晉，歷史上共出過進士32人、文武狀元各1人，舉人100多名，在宋、明兩朝為名門大戶。竹木貿易興起后，流坑董氏又一次興盛，壟斷了這個行業。董氏竹木從業人員均需加入木綱會，交納會費，遵守會規，其正當權利受到保護，而且得到幫助。外地商人來購竹木必須與董氏商人洽談。這個幫會家族性極強，只有董氏才能加入，而且以宗族勢力為后臺。作為家族與商業結合的行幫，在明清兩代的商幫中不多。

江右商幫中還有一個以泥木業工人為主的行幫組織“魯班會”。魯班會形成于清代，凡在南昌城內工作的泥木匠必須加入，交納會費，并遵守“行規”和“人約”，不加入者不得在南昌工作。該會推選一名在行業內有威望的人為首領，稱為“總管”，另有若干辦事者稱為“值年”，“值年”一年一換，這個行會的壟斷性極強。魯班會在江西省內各府縣也有，但各自獨立，互不統屬，也缺乏聯系。

江右商幫人數眾多，經營范圍與行業廣泛，但始終沒有出現巨商。壟斷了竹木貿易的董事，個人資本達數千兩白銀，已被稱為“富商”了。我想，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江右商幫之下又有小幫，小幫之下又有分化，各幫自成體系，因此，形不成合力，也進入不了壟斷行業。但更重要的是，江右商幫更多吸取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利于商業發展的內容：首先，江西是一個文化發達，官本位意識更濃的地方。歷史上，江西就是出文人的地方，如北京的王安石、范仲淹等，新修復的藤互閣畫出了歷代江西名人，其中的明代為最。當時的“朝士半江西”正是江西文風之盛的寫照。所以，江西人重視 “學而優則仕”，并不重商。從商者多為下層，經商屬無可奈何之所為，而且，略有家資后仍以讀書入仕為目標；其次，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小富即安，求穩怕冒險等中庸思想也使江右人在商業中不求上進，他們有點錢就過上小財主的日子，沒想過也沒有努力成為巨商；最后，他們有錢后，把錢用于建祠堂、修族譜、置族產等公益性事業，這一點與陜西商幫類似，不可能把商業做大。

“江右多貧者”是江右商幫的基本特點。這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利于經濟發展的一面，也是中國未出現資本主義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