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實質上是改變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現有模式，增加消費和進口的比重。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行長李若谷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認為，經濟結構調整是一個長期過程，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轉型用了半個多世紀，中國的國情更加復雜，產業升級轉換需要的時間可能更長。

同時，作為國際金融專家，李若谷認為，人民幣是否升值要看中國經濟本身的狀況，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他呼吁改革現存的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結構調整不會一蹴而就

經濟觀察報：你曾經公開表示以消費拉動內需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不適合現階段的國情，為什么？

李若谷：促進消費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然要求，是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早在2003年時，我就曾提出應以消費推動我國經濟增長。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擴大消費的要求比以往更為迫切了。但應看到，要使消費成為經濟的主要推動力需要一個長期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是不想，而是能力有限，消費要成為主要推動力，必須有較高收入水平。目前，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153元，大幅度提高收入短期內有難度。

中國的核心競爭力之一是勞動力比較便宜，如果短期內大幅度提高收入，此項競爭力也會受到削弱，就業就可能隨之惡化。中國作為人口大國必須把解決就業放在經濟發展的首要位置，因此中國目前不具備馬上把消費變成一個經濟增長主要推動力的能力。

應該看到，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工業化階段還要持續較長的時期，但應改變經濟發展對低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路徑依賴，推進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以促進產業升級。提倡消費的時候要考慮基本國情，結構調整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不是兩三年能調整過來的。

以日本為例，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日本經濟結構調整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但截至2000年其經濟結構歷經三十年也并沒有顯著變化。美國目前若從消費推動變成生產推動型的經濟體，其結構調整也需要長期過程。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轉型用了半個多世紀，中國的國情更加復雜，產業升級轉換需要的時間可能更長。

失衡根源在于國際貨幣體系

經濟觀察報：你如何看待人民幣升值問題？

李若谷：我曾經多次在國際會議上問那些提出這種要求的與會者，如果固定匯率是萬惡之源，為什么在1971年前的二十多年全世界實行固定匯率的時間里，是世界經濟發展最平穩的時期？所謂浮動匯率是指什么樣的匯率？浮動如果沒有一個標準怎么稱得上浮動？如果有一個標準，那這個標準是什么？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固定匯率制沒有造成世界經濟的失衡，而現在的人民幣穩定匯率制度就會是失衡的根源？沒有人能回答這些問題。

危機前，人民幣匯率已經上升了17%，美國對中國的逆差每年都上升10%，這說明美國的貿易逆差和匯率關系不大。就算是人民幣升值了，它只不過要把這些東西轉移到其他國家去生產，逆差還會繼續存在，只不過可能不是對中國的逆差了。

人民幣升值解決不了美國的問題，但會給中國帶來問題，對美國沒有好處對中國也沒好處。升值還是不該升值，就看中國自己經濟是不是有必要升值。如果中國自己經濟需要升值，美國不壓也得升值，現在經濟不需要升值，不能美國一壓就升值。

當然隨著經濟發展實力的上升，勞動生產力提高等等，匯率是要變化的，而人民幣升值是長期趨勢，也不可能不升值。那么人民幣要不要升值？應不應該升值？這應是由中國經濟來決定的。至于貿易不平衡問題不在于人民幣該不該升值，這個問題在于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制。

經濟觀察報：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現實選擇是什么？中國在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李若谷：當前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已經與世界經濟發展的格局不相適應。這一不合理的狀況迫切需要改革。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過程將是各個國家針鋒相對的博弈過程，同時也是國際經濟秩序格局的演變過程，它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現實的選擇可能是中間路線。盡管美國經濟發展受全球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但預計危機結束后，美國的金融體系和經濟仍將保持活力，美國經濟實力將依然強大，在科學技術領域繼續維持領先地位，為美元保持相對強勢奠定了基礎。

短期內，美元在國際貿易、外匯儲備和金融市場中的地位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過了這個過渡期后，重構國際貨幣體系成為世界共同的目標，核心問題是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本位幣選擇的問題，目前主要有回歸金本位制、恢復美元本位制、建立商品儲備本位制和改造特別取款權將其作為儲備基礎等方案。

改造現有的特別提款權（SDR），使其真正成為支付貨幣，從而以某種為世界各國普遍接受的"一籃子貨幣"取代現有以美元為主的貨幣體系，不失為一個可行的方案。這一籃子貨幣的選擇要進行探討，可以綜合考慮一國的GDP、貿易、儲備、人口及其在世界上的占比因素。在長期，應建立一種非主權的世界貨幣，以建立一個穩定、有效、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當然，國際協調機制和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也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部分。

人民幣國際化機會和挑戰共存

經濟觀察報：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加快，它將給中國帶來什么？

李若谷：我們現在管理一個開放資本和貨幣市場的能力有限，這一對矛盾解決不好就可能帶來風險。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和資本賬戶的開放需要我國有堅強的金融體系和深度發展且靈活的資本市場。人民幣國際化還會影響到我國控制貨幣供給的能力，放大貨幣風險。

對中國而言，人民幣國際化之后，制定國內經濟政策不僅要考慮本國經濟的運行需要，還要考慮其從國外獲得的經濟利益和對其他國家的影響。以中國的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為例，當人民幣進入國際化進程后，國際上對人民幣需求增加，而這些資金很可能先流入中國的股市和房市，帶來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價格的大幅上漲甚至出現泡沫。而我們在糾正股市和房市價格方面的經濟政策出現任何微小的失誤不僅會給國內經濟運行帶來一定的問題和損失，而且也會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帶來一定的沖擊。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的每一步都會對其他國家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即使國內經濟形勢暫時出現問題，也會很大范圍地動搖其他國家和地區對人民幣的信心。當其他人民幣持有國將人民幣和其他國際貨幣進行調換后，有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形成對人民幣的擠兌和拋售，從而產生貨幣風險。

中國產業升級或需半個世紀

胡蓉萍

464

2010-04-12

胡蓉萍

　　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實質上是改變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現有模式，增加消費和進口的比重。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行長李若谷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認為，經濟結構調整是一個長期過程，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轉型用了半個多世紀，中國的國情更加復雜，產業升級轉換需要的時間可能更長。

同時，作為國際金融專家，李若谷認為，人民幣是否升值要看中國經濟本身的狀況，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他呼吁改革現存的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結構調整不會一蹴而就

經濟觀察報：你曾經公開表示以消費拉動內需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不適合現階段的國情，為什么？

李若谷：促進消費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然要求，是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早在2003年時，我就曾提出應以消費推動我國經濟增長。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擴大消費的要求比以往更為迫切了。但應看到，要使消費成為經濟的主要推動力需要一個長期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是不想，而是能力有限，消費要成為主要推動力，必須有較高收入水平。目前，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153元，大幅度提高收入短期內有難度。

中國的核心競爭力之一是勞動力比較便宜，如果短期內大幅度提高收入，此項競爭力也會受到削弱，就業就可能隨之惡化。中國作為人口大國必須把解決就業放在經濟發展的首要位置，因此中國目前不具備馬上把消費變成一個經濟增長主要推動力的能力。

應該看到，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工業化階段還要持續較長的時期，但應改變經濟發展對低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路徑依賴，推進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以促進產業升級。提倡消費的時候要考慮基本國情，結構調整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不是兩三年能調整過來的。

以日本為例，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日本經濟結構調整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但截至2000年其經濟結構歷經三十年也并沒有顯著變化。美國目前若從消費推動變成生產推動型的經濟體，其結構調整也需要長期過程。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轉型用了半個多世紀，中國的國情更加復雜，產業升級轉換需要的時間可能更長。

失衡根源在于國際貨幣體系

經濟觀察報：你如何看待人民幣升值問題？

李若谷：我曾經多次在國際會議上問那些提出這種要求的與會者，如果固定匯率是萬惡之源，為什么在1971年前的二十多年全世界實行固定匯率的時間里，是世界經濟發展最平穩的時期？所謂浮動匯率是指什么樣的匯率？浮動如果沒有一個標準怎么稱得上浮動？如果有一個標準，那這個標準是什么？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固定匯率制沒有造成世界經濟的失衡，而現在的人民幣穩定匯率制度就會是失衡的根源？沒有人能回答這些問題。

危機前，人民幣匯率已經上升了17%，美國對中國的逆差每年都上升10%，這說明美國的貿易逆差和匯率關系不大。就算是人民幣升值了，它只不過要把這些東西轉移到其他國家去生產，逆差還會繼續存在，只不過可能不是對中國的逆差了。

人民幣升值解決不了美國的問題，但會給中國帶來問題，對美國沒有好處對中國也沒好處。升值還是不該升值，就看中國自己經濟是不是有必要升值。如果中國自己經濟需要升值，美國不壓也得升值，現在經濟不需要升值，不能美國一壓就升值。

當然隨著經濟發展實力的上升，勞動生產力提高等等，匯率是要變化的，而人民幣升值是長期趨勢，也不可能不升值。那么人民幣要不要升值？應不應該升值？這應是由中國經濟來決定的。至于貿易不平衡問題不在于人民幣該不該升值，這個問題在于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制。

經濟觀察報：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現實選擇是什么？中國在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李若谷：當前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已經與世界經濟發展的格局不相適應。這一不合理的狀況迫切需要改革。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過程將是各個國家針鋒相對的博弈過程，同時也是國際經濟秩序格局的演變過程，它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現實的選擇可能是中間路線。盡管美國經濟發展受全球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但預計危機結束后，美國的金融體系和經濟仍將保持活力，美國經濟實力將依然強大，在科學技術領域繼續維持領先地位，為美元保持相對強勢奠定了基礎。

短期內，美元在國際貿易、外匯儲備和金融市場中的地位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過了這個過渡期后，重構國際貨幣體系成為世界共同的目標，核心問題是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本位幣選擇的問題，目前主要有回歸金本位制、恢復美元本位制、建立商品儲備本位制和改造特別取款權將其作為儲備基礎等方案。

改造現有的特別提款權（SDR），使其真正成為支付貨幣，從而以某種為世界各國普遍接受的"一籃子貨幣"取代現有以美元為主的貨幣體系，不失為一個可行的方案。這一籃子貨幣的選擇要進行探討，可以綜合考慮一國的GDP、貿易、儲備、人口及其在世界上的占比因素。在長期，應建立一種非主權的世界貨幣，以建立一個穩定、有效、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當然，國際協調機制和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也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部分。

人民幣國際化機會和挑戰共存

經濟觀察報：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加快，它將給中國帶來什么？

李若谷：我們現在管理一個開放資本和貨幣市場的能力有限，這一對矛盾解決不好就可能帶來風險。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和資本賬戶的開放需要我國有堅強的金融體系和深度發展且靈活的資本市場。人民幣國際化還會影響到我國控制貨幣供給的能力，放大貨幣風險。

對中國而言，人民幣國際化之后，制定國內經濟政策不僅要考慮本國經濟的運行需要，還要考慮其從國外獲得的經濟利益和對其他國家的影響。以中國的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為例，當人民幣進入國際化進程后，國際上對人民幣需求增加，而這些資金很可能先流入中國的股市和房市，帶來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價格的大幅上漲甚至出現泡沫。而我們在糾正股市和房市價格方面的經濟政策出現任何微小的失誤不僅會給國內經濟運行帶來一定的問題和損失，而且也會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帶來一定的沖擊。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的每一步都會對其他國家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即使國內經濟形勢暫時出現問題，也會很大范圍地動搖其他國家和地區對人民幣的信心。當其他人民幣持有國將人民幣和其他國際貨幣進行調換后，有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形成對人民幣的擠兌和拋售，從而產生貨幣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