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再次走向過熱，投資銀行紛紛調高2010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率至12%左右，這是兩會之后中國經濟提出的第一份問卷。

兩會期間，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兩會傳遞出的最強音。從兩會到現在已經過去一個月，中國經濟仍沿著既有規律往前——投資驅動、低附加值的出口、潛在通脹隱憂、長期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中國經濟正在發生什么？目前中國經濟還有什么風險？我們需要對全年經濟作什么樣評估，并提出合適的建議？我們邀請了參加兩會或關注兩會的經濟學家一起討論，他們有國務院參事任玉嶺、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人民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和光大證券研究所副所長潘向東。

中國經濟有隱憂

劉元春：未來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什么？從2008年到2009年來看，是外需出現大幅波動。但未來這種風險可能性較小，因為外需本身是一種周期性的變化過程。

未來最大的風險是什么？從短期來看，是流動性泛濫所帶來的資產泡沫；從中期看，則是中國在過度刺激經濟之后所帶來的一系列中長期問題。這是因為投資有兩面性，在當下即是需求，在未來是供給，投資驅動型模式在短期會表現出推動經濟發展，但在中期和長期則表現為一種蕭條。

現在很多人談論未來投資會出現大幅下滑,經濟可能會二次探底，這肯定是錯誤的，去年基礎建設大規模投資，在中國這樣的一種體系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企業化行為，將導致政府內在機制自我膨脹，即中國一旦啟動投資之后，就很難依靠宏觀調控去剎住車。

如果這種模式延續下去，我們結構調整是沒辦法進行，現在我們只是簡單地用環保門檻、低能耗門檻對兩高（高污染、高能耗）企業限制，但沒有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就是改變中國政府制度性的內在膨脹機制。

潘向東：目前中國經濟面臨幾個困境。第一個困境是人民幣升值和貿易戰會成為常態，上周美國非農就業率超出預期，美國經濟回升得到了基本確認，但美國經濟復蘇也面臨著轉型，奧巴馬政府提出依靠低碳經濟和出口來拉動經濟的模式。

如果美國依靠出口，也就是傳統的制造業必須要起來，其通過的辦法無非是三方面:第一是美元的貶值，提高國內產品的競爭力。第二是通過貿易戰來增強競爭力。第三是通過戰爭來擴大軍工產品的出口和生產。從目前來看，貿易戰的概率最大。

第二個困境是復蘇帶來的通貨膨脹的問題。這一輪復蘇主要是通過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拉動。一般來說，經濟增長滯后貨幣發行大概是6到9個多月，通貨膨脹會在貨幣發行之后大概是12到16個月開始顯現。

最后一個困境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在哪里？我們現在面臨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但技術從何而來？兩會期間政府反復強調結構調整，但目前只能拭目以待。

華生：中國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原來的經濟改革的動力已經衰竭，所以我們要改變經濟發展方式。其實改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是今天提出來的，已經提了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時間。

但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沒有調整過來，為什么？因為要改變一個方式，你就必須知道現在方式是什么，然后你才知道往什么地方改。我們現在的經濟發展方式是什么？一句話來概括是強勢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方式，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顯著特征。

這種模式帶來了巨大的問題,所以改變經濟發展方式勢在必行。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首先要改變政府的職能，但我們看到兩會以后舊有方式還在加強，政府越學越聰明，他們對經濟主導的能力更強了。

最大問題是房地產泡沫

華生：從兩會看中國，樓市問題是中國的最大問題，兩會上代表委員們談論最多的是房價，現在房價之所以居高不下，越調控越上漲，最主要在供給和需求都出現了很大問題。

從供給方面來說，首先是中央政府的問題，因為我們的土地供應是嚴格按照計劃供給的，要保住18億畝土地紅線，國家有計劃將土地指標分配給各個省市和地方。

同時，中國出現了畸形的城市化，目前有將近1.6億農民工進城，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兩三億，這些人離開農村，但沒有離開土地，他們同時還占住了農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導致農民工在農村土地不能夠釋放。這兩個原因導致我們整個土地供給處于一個非常緊張的狀態。

其次是地方政府，因為我們住宅土地都必須經過地方政府收購后進行拍賣，地方政府又在土地上切了一大刀，使得住宅用地供給嚴重受限。

最后，房地產企業也在普遍囤地，因為土地價格在上漲，我們并沒有強有力的控制措施。

所以，住宅問題實際是土地供給的問題，是在現有體制下的一種扭曲和變形。

從需求上看，目前國內對房地產的需求是被過度地刺激和夸大了，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均可耕地面積比較少的國家，我們人均可耕地面積跟韓國差不多，比日本好不到哪兒，但我們住房的條件像北京、上海這些地方房價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地方，是世界高地。房地產如果再不下決心進行調控，不但老百姓不滿意，而且孕育著巨大的金融風險。

潘向東：房地產現在面臨的困境是體制上的困境。主要由供給和需求引起的。目前市場供給普遍不足,原因是土地的招拍掛制度。同時，我們的需求又在增加，原因之一是消費結構升級，居民對房地產或汽車剛性需求加大。原因之二是老百姓缺乏投資的渠道，他們在尋求通過投資房地產進行保值增值。房地產的問題如果再不解決，就會發生與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一樣的問題。

實現居者有其屋

任玉嶺：今天房價高企和廣大工薪階層買不起房，解決好“住有所居”要從四方面入手。

第一就是要從中國實際出發。目前我們有些地方領導在報紙上高喊中國人不一定要有自己的住房，如果這些地方領導能把自己視為百姓的一分子的話，他們就不會講這樣的話。要使大家居有其屋，并不是說一定要擁有房產權。我一直主張在盡可能修建保障性住房的同時，也要大量興建廉租房。

第二，現在房地產遇到的問題，并不是建安費成本過高問題。2006年我曾經到溫州蒼南縣調查，有一個面積為28萬平方米的小區，土地是政府提供的，住房售價才610到630元/平方米。所以中國住房的建安成本是很低的。因此，要建房就應該請老百姓、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來核定建筑成本，然后按這個成本和應該給開發商的合理利潤進行招標。

第三，解決“住有所居”一定要有銀行工作相配合。長期以來，銀行只要看到房地產商有土地，就會大方地向地產商進行貸款，而較少問這個土地是怎么得到的？很多地產商是靠先賣房，后買地再建住房的，這必然造成大家爭搶土地。所以，要控制房價，實現住有所居，必須有銀行工作的相配合。同時，銀行應該大力支持棚戶區改造，支持廉租房和保障性住房建設。

最后，解決“住有所居”一定要堅決打擊房地產開發中的商業賄賂。今年1月10日，國務院出臺了促進房地產平穩發展的通知，內容都切中要害，但這次國務院的通知能否很好發揮作用，關鍵在于政策的執行力能否確保。

房地產問題最困擾中國

孫健芳

464

2010-04-12

孫健芳

　　中國經濟再次走向過熱，投資銀行紛紛調高2010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率至12%左右，這是兩會之后中國經濟提出的第一份問卷。

兩會期間，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兩會傳遞出的最強音。從兩會到現在已經過去一個月，中國經濟仍沿著既有規律往前——投資驅動、低附加值的出口、潛在通脹隱憂、長期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中國經濟正在發生什么？目前中國經濟還有什么風險？我們需要對全年經濟作什么樣評估，并提出合適的建議？我們邀請了參加兩會或關注兩會的經濟學家一起討論，他們有國務院參事任玉嶺、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人民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和光大證券研究所副所長潘向東。

中國經濟有隱憂

劉元春：未來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什么？從2008年到2009年來看，是外需出現大幅波動。但未來這種風險可能性較小，因為外需本身是一種周期性的變化過程。

未來最大的風險是什么？從短期來看，是流動性泛濫所帶來的資產泡沫；從中期看，則是中國在過度刺激經濟之后所帶來的一系列中長期問題。這是因為投資有兩面性，在當下即是需求，在未來是供給，投資驅動型模式在短期會表現出推動經濟發展，但在中期和長期則表現為一種蕭條。

現在很多人談論未來投資會出現大幅下滑,經濟可能會二次探底，這肯定是錯誤的，去年基礎建設大規模投資，在中國這樣的一種體系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企業化行為，將導致政府內在機制自我膨脹，即中國一旦啟動投資之后，就很難依靠宏觀調控去剎住車。

如果這種模式延續下去，我們結構調整是沒辦法進行，現在我們只是簡單地用環保門檻、低能耗門檻對兩高（高污染、高能耗）企業限制，但沒有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就是改變中國政府制度性的內在膨脹機制。

潘向東：目前中國經濟面臨幾個困境。第一個困境是人民幣升值和貿易戰會成為常態，上周美國非農就業率超出預期，美國經濟回升得到了基本確認，但美國經濟復蘇也面臨著轉型，奧巴馬政府提出依靠低碳經濟和出口來拉動經濟的模式。

如果美國依靠出口，也就是傳統的制造業必須要起來，其通過的辦法無非是三方面:第一是美元的貶值，提高國內產品的競爭力。第二是通過貿易戰來增強競爭力。第三是通過戰爭來擴大軍工產品的出口和生產。從目前來看，貿易戰的概率最大。

第二個困境是復蘇帶來的通貨膨脹的問題。這一輪復蘇主要是通過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拉動。一般來說，經濟增長滯后貨幣發行大概是6到9個多月，通貨膨脹會在貨幣發行之后大概是12到16個月開始顯現。

最后一個困境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在哪里？我們現在面臨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但技術從何而來？兩會期間政府反復強調結構調整，但目前只能拭目以待。

華生：中國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原來的經濟改革的動力已經衰竭，所以我們要改變經濟發展方式。其實改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是今天提出來的，已經提了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時間。

但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沒有調整過來，為什么？因為要改變一個方式，你就必須知道現在方式是什么，然后你才知道往什么地方改。我們現在的經濟發展方式是什么？一句話來概括是強勢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方式，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顯著特征。

這種模式帶來了巨大的問題,所以改變經濟發展方式勢在必行。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首先要改變政府的職能，但我們看到兩會以后舊有方式還在加強，政府越學越聰明，他們對經濟主導的能力更強了。

最大問題是房地產泡沫

華生：從兩會看中國，樓市問題是中國的最大問題，兩會上代表委員們談論最多的是房價，現在房價之所以居高不下，越調控越上漲，最主要在供給和需求都出現了很大問題。

從供給方面來說，首先是中央政府的問題，因為我們的土地供應是嚴格按照計劃供給的，要保住18億畝土地紅線，國家有計劃將土地指標分配給各個省市和地方。

同時，中國出現了畸形的城市化，目前有將近1.6億農民工進城，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兩三億，這些人離開農村，但沒有離開土地，他們同時還占住了農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導致農民工在農村土地不能夠釋放。這兩個原因導致我們整個土地供給處于一個非常緊張的狀態。

其次是地方政府，因為我們住宅土地都必須經過地方政府收購后進行拍賣，地方政府又在土地上切了一大刀，使得住宅用地供給嚴重受限。

最后，房地產企業也在普遍囤地，因為土地價格在上漲，我們并沒有強有力的控制措施。

所以，住宅問題實際是土地供給的問題，是在現有體制下的一種扭曲和變形。

從需求上看，目前國內對房地產的需求是被過度地刺激和夸大了，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均可耕地面積比較少的國家，我們人均可耕地面積跟韓國差不多，比日本好不到哪兒，但我們住房的條件像北京、上海這些地方房價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地方，是世界高地。房地產如果再不下決心進行調控，不但老百姓不滿意，而且孕育著巨大的金融風險。

潘向東：房地產現在面臨的困境是體制上的困境。主要由供給和需求引起的。目前市場供給普遍不足,原因是土地的招拍掛制度。同時，我們的需求又在增加，原因之一是消費結構升級，居民對房地產或汽車剛性需求加大。原因之二是老百姓缺乏投資的渠道，他們在尋求通過投資房地產進行保值增值。房地產的問題如果再不解決，就會發生與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一樣的問題。

實現居者有其屋

任玉嶺：今天房價高企和廣大工薪階層買不起房，解決好“住有所居”要從四方面入手。

第一就是要從中國實際出發。目前我們有些地方領導在報紙上高喊中國人不一定要有自己的住房，如果這些地方領導能把自己視為百姓的一分子的話，他們就不會講這樣的話。要使大家居有其屋，并不是說一定要擁有房產權。我一直主張在盡可能修建保障性住房的同時，也要大量興建廉租房。

第二，現在房地產遇到的問題，并不是建安費成本過高問題。2006年我曾經到溫州蒼南縣調查，有一個面積為28萬平方米的小區，土地是政府提供的，住房售價才610到630元/平方米。所以中國住房的建安成本是很低的。因此，要建房就應該請老百姓、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來核定建筑成本，然后按這個成本和應該給開發商的合理利潤進行招標。

第三，解決“住有所居”一定要有銀行工作相配合。長期以來，銀行只要看到房地產商有土地，就會大方地向地產商進行貸款，而較少問這個土地是怎么得到的？很多地產商是靠先賣房，后買地再建住房的，這必然造成大家爭搶土地。所以，要控制房價，實現住有所居，必須有銀行工作的相配合。同時，銀行應該大力支持棚戶區改造，支持廉租房和保障性住房建設。

最后，解決“住有所居”一定要堅決打擊房地產開發中的商業賄賂。今年1月10日，國務院出臺了促進房地產平穩發展的通知，內容都切中要害，但這次國務院的通知能否很好發揮作用，關鍵在于政策的執行力能否確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