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如何撬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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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

　　由美國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席卷到全世界，其涉及范圍之廣，影響之深，沖擊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它不僅影響到世界的金融行業，影響到虛擬經濟，而且影響到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影響到了社會生活，也影響到了人們的思想觀念。我們注意到，在這次美國政府的相關救市政策中，采取了一些國有化的措施。于是就有人說了，美國現在搞社會主義了，是“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認為國有化就是社會主義。在國內，有人說我們過去讓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基礎性作用是錯的，應該發揮計劃的基礎性作用。還有人說，市場化出了那么多問題，還是計劃經濟好。

面對這些論調，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國有化是否就等于社會主義？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最近說：“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什么？是把普通人的利益、大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來考慮的。美國的保爾森可不是這樣的，他是拿納稅人的錢去救一小部分人，去救華爾街。這不是社會主義，這是操作主義?！蔽覀兓仡櫼幌職v史，德國的俾斯麥政府當年曾把鐵路、煙草公司等收歸國有，以國有化措施建立所謂“社會主義”。恩格斯對此曾深刻批判說，“自從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會墮落為某些奴才氣，無條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么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毕Ｌ乩找哺氵^國家社會主義，他通過國家的力量把企業和托拉斯國有化，但納粹黨提出國家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歷史背景，是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一些困難群體對現狀不滿，于是納粹黨打著維護國家利益的旗號，以爭取這些群體的支持。所以說，不是任何形式的國有化都是社會主義的。

面對當前國際國內的復雜情況，我認為，仍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

第一，從我國改革的歷史來看，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來之不易。

市場化改革是我們三十年改革的成功經驗，是經過我們反復艱苦的探索得出來的結論，同時也是我們今后改革必須堅持的正確方向。我們過去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國有化，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長期執行計劃經濟。1978年以前我們也搞過改革，但是沒有找對方向，沒有對計劃經濟進行改革。計劃經濟一個基本特征就是“統”，通過中央部門來搞集中統一的經濟，結果是“一統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又統”，一直走不出這個怪圈。你說計劃經濟好，我這里舉兩個案例，就可以說明是否還要搞計劃經濟。第一個是沈陽的案例：沈陽有兩個工廠，一個叫電纜廠,屬于一機部管；另外一個是沈陽冶煉廠，由冶金部管,這兩個工廠正好隔一堵墻。那么，電纜廠需要的銅，由一機部從外地調到沈陽，而冶煉廠生產出來的銅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國各地。本來一墻之隔的兩個廠，簽個合同就解決問題了，非要費那么大的勁，造成大量人力、物力和時間上的浪費，說明當時的體制是不行的。第二個是上海的案例：1956年,上海天氣很熱,為了不影響生產，企業需要采取一些降溫措施,那時候沒有空調,只有鼓風機,但是企業要買鼓風機沒有自主權，要向上級打報告,報告要經過十一個部門來審批，那么最后一個圖章蓋下來，夏天已經過去了。所以我當時寫了一個調研報告叫《企業要有一定自主權》。企業沒有自主權，沒有積極性,什么東西都要審批,都是部門來指揮企業的生產，企業的產、供、銷、人、財、物都集中在部里，企業沒有自主權，結果造成了官僚主義、文牘主義，效率低下浪費驚人。這個調研報告1956年12月6日在《人民日報》第二版發表了。我的文章旁邊配了一幅漫畫，企業要買一臺打字機，派人坐火車到北京來申請，某領導辦公室放了高高一大摞待審批的文件。計劃經濟也可以說是審批經濟，不經過審批是不能干的。當時，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已經暴露，但不知道改革的方向，只是在你管或我管上做文章。

改革開放以后，開始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逐步實行市場調節，所以我們十二大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為什么提計劃經濟為主，因為當時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所以必須要堅持，不能動搖。到了十四屆三中全會覺得沒有商品經濟不行了，就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我有幸的參加了這次中央決定文件的起草，按照我的調查研究，哪個地方搞了商品經濟，哪個地方經濟就比較活，哪個地方群眾就比較富裕。原來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現在應加一句，“只有商品經濟才能富中國”。當時我們起草小組有爭論，有人不贊成寫上商品經濟，最后中央反復征求各方面的意見，用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提法。但是還是有爭論，有的說，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主要是強調“有計劃”，計劃經濟不能動搖。到了十三大提出來，“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建立計劃和市場是內在統一的體制”，又進了一步。但是1990年代初改革又回潮了，有些人批判市場化改革的方向，認為不是搞社會主義，而是搞資本主義。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強調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和手段，社會主義有市場，資本主義有計劃。根據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精神，黨的十四大就明確提出來，我國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了這么多年的反復探索才明確改革的方向，所以我們千萬不能動搖。

第二，三十年改革實踐證明，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

為什么今天中國有翻天覆地的變化？是因為改革開放的結果。改革開放實現了三個偉大轉變：一是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二是從封閉、半封閉走向全面開放，第三是從貧窮落后步入小康社會。三十年來，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2007年GDP達到24.6萬億，年均增長高達9.75%，人均GDP由381元上升到1.8萬多元；綜合國力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第4位，現在是第3位；國家財政收入從1000多億元增長到5.13萬億元，現在接近6萬億；進出口貿易總額從206.4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的2.17萬億美元，占世界貿易的比例由第23位躍居到第3位；外匯儲備從1.76億美元增長到近1.53萬億美元，現在將近2萬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1479萬人；城鎮化水平從17.9%提高到44.9%；谷物、肉類、棉花等主要農產品，鋼、煤等主要工業品產量均已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代表國家總體發展水平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DevelopmentIndex,HDI）有了明顯的提高。這些變化就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就是市場化改革帶來的。

第三，市場不是萬能的，要把市場經濟與政府有效監管有機結合起來。

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必須加強對市場的監管，沒有一個嚴格而有效的政府監管，不可能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與政府監管必須有機統一。必要的政府干預是應該的。但是不能說主要是靠行政的辦法調節經濟，配置資源。什么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起草中，作了認真的討論。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钡绞鶎萌腥珪吨泄仓醒腙P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起草過程中，曾想沿用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提法。我也參加了這個《決定》的起草，我提出了四點意見：一是“宏觀調控”到底是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還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內容？宏觀調控當然很重要，但是不能說是前提條件，我們要發揮市場的作用，不是說先國家宏觀調控一下再發揮市場的作用；二是在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作用，還是在政府配置資源的基礎上發揮市場的作用？三是配置資源的主體到底是市場還是政府？我認為主體是市場而不是政府；四是誰代表國家，誰來調控，調控的主體是誰？國務院當然是代表國家來調控，省市說也代表國家來調控，到了縣里說也代表來國家調控，這樣大家都來代表國家進行調控能行嗎？非亂不可。最后通過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沒有再提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的配置起基礎性的作用，而只強調：“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怎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怎么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中央是經過認真研究決定的。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南海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時強調：“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抓住時機推出有利于促進發展的改革措施，注意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P>第四，政府擴大投資要同改善民生、帶動最終消費、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結合起來。

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防止經濟下滑，最近國務院出臺了擴大內需的十大措施以及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得到了國內、國外的高度評價。擴大內需的方針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作為長期堅持的方針提出來的。但從過去十年的情況看，擴大內需的結果更主要的體現在國有投資的增長和擴張方面，最終消費的比重則不升反降。據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的資料：2007年我國總儲蓄占GDP的比重達51.2%，而消費只占48.2%，其中扣除政府消費14%之后，居民消費只占GDP的34.8%，在世界上是很低的。1997年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為45.2%。這種狀況表明，投資的增長在相當程度上與消費的增長是不協調的。更重要的是，居民消費在GDP中的比重持續下滑，意味著經濟增長并沒有同步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質量和福利。

黨的十六大以來，改善民生問題被提上重要議程，并作為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因此，把擴大內需和改善民生結合起來，不僅有助于真正推進結構轉型，而且有助于把短期反危機措施與長期發展較好地結合起來。這次國務院出臺的十大措施中，在保障性住房、醫療、教育、基本養老等若干方面都作了相應安排，并強調要著力擴大消費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體現了中央在應對經濟可能進一步下滑的決策中，高度重視民生問題及其在結構調整中的重要作用。

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世界各國政府紛紛出手對金融市場進行干預，這是自凱恩斯主義誕生以來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應對嚴重經濟衰退的通常做法，并非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是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否定。指出這一點主要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由于我國仍然處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階段，清除走向市場經濟道路中的體制性障礙，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仍需要我們付出極大的努力。我們不能由于緊急或危機狀態下必須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另一方面，現實情況表明，作為最終需求的基礎，我國的消費需求在短期內還難以成為支撐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外需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把擴大內需的著眼點放在投資擴張方面，而在市場低迷的情況下，投資擴張更主要的表現為政府投資擴張。這種情況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的政策選擇非常相似，當時就有人提出對政府投資擴張中可能出現的“舊體制復歸”保持警惕，后來行政性壟斷不斷強化也證明這種警告并非無的放矢，如今我們仍需保持這一警惕。這里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如何撬動市場力量應該成為考慮的重點，而短期不得不直接介入市場的行為應避免過度甚至取代市場，同時也要考慮經濟運行恢復常態時的“淡出”安排?，F代市場經濟的理念是，政府和市場按照各自“優勢”確定邊界，各自發揮彼此無法替代的優勢?，F代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問題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預的問題，而是如何干預、干預的廣度和深度問題，是宏觀與微觀協調機制問題。

（作者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