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

俞喬

危機后世界經濟的三種圖景

全球金融危機已將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區拖入全面衰退。2008年9月以來，各國當局紛紛采取了史無前例的全面拯救行動。其一，為了提高流動性，緩解信貸市場萎縮，各國央行紛紛降息，美聯儲已將基準利率降至0-0.25%，歐洲央行的利率降至2.5%，英格蘭銀行降至2%，日本銀行降到1%；其二，美歐各國都大規模擴大貨幣供給總量，共向市場注入了近4萬億美元的基礎貨幣與短期流動資金救市；其三，英、美、歐、日等國共撥付1萬多億美元，購買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股權及不良資產，避免主要的金融機構破產和金融體系崩潰；其四，包括美國、中國、歐盟各國在內的主要國家宣布的各類財政刺激方案，已達2萬億美元。這些支出（及支出計劃）的總和已占全球GDP的9%。

現在人們最為關心的問題是，空前的財政支出與貨幣擴張的效果如何？世界經濟的未來前景究竟怎樣？從歷史經驗與經濟理論外推，世界經濟存在三種可能性。

首先，經合組織（OECD）在2008年11月預測了玫瑰色的前景。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在2009年都將是負增長，而2010年將全面復蘇。這一遠景的隱含假設是，只要各國政府目標一致，聯手大規模干預經濟，財政開支與貨幣擴張迅速見效，市場信心將較快反彈，居民消費、私人投資、對外貿易、金融市場將逐漸恢復，未來兩年內全球經濟會出現明顯好轉。這當然是我們最希望看到的圖畫。

第二種可能性是灰色的未來：發達經濟、主要是美國經濟日本化。1990年起日本陷入經濟衰退，日本銀行采取了長期性的寬松貨幣政策。同時，日本政府從1992年起，實施了凱恩斯式的財政刺激政策。但是，由于各種原因，日本經濟并無好轉，經歷了多年不景氣與通貨緊縮，現今又告衰退。目前美國的情況也類似。美聯儲的基準利率已接近0，特別是美國國債已超過10萬億美元，隨著奧巴馬政府實施大規模財政開支計劃，美國國債將接近甚至基本相當于其GDP的規模。美國經濟是否會日本化？倘若低利率和高公共開支仍難以見效，美國經濟將可能處于較長期蕭條，從而導致全球經濟回升乏力。

第三種可能性則是黑色的前景：全球主要發達國家陷入經濟停滯、高失業與高通貨膨脹同時存在的新滯脹時期。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兩次經濟危機后（1969—1971年，1973—1975年），發達國家陷入持續近十年的“滯脹”時期。雖然石油輸出國組織漲價是誘發滯脹的直接起因，但更為深刻的原因在于，二戰后發達國家長期實行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福利陷阱與經濟低效。當前，美國聯邦儲備當局的擴張貨幣政策已無任何約束，這包含了未來通貨膨脹的基因?；鶞世室掩吔诹?，基礎貨幣在短期內增加了157%。不過，由于金融危機使不確定性大幅度增加、市場處于極度恐慌狀態，公眾與機構具有極強的貨幣持有傾向，使得貨幣流通速度與貨幣乘數同時下降，出現了無限需求流動性的“美元荒”。但是，一旦恐慌消失、不確定性緩解，巨大的基礎貨幣存量、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公眾預期的改變、貨幣流通速度與貨幣乘數的回升等因素同時發生綜合作用，在經濟仍處蕭條時，很可能出現通貨膨脹。

擴張性財政與寬松的貨幣政策僅是經濟復蘇與增長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財政擴張和貨幣膨脹只是一種暫時性推動，而并非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在本質上，政府是財富的再分配者，而不是財富創造者。如果這類政策有所作用的話，僅僅在于作為信息載體及催化劑，促使社會公眾與工商機構消除市場恐慌、轉變悲觀預期、引導“健康”的消費、投資行為而已。若非如此，政府債務規模不斷擴大、央行無限制提供貨幣將起到相反的作用，對經濟產生極其不利的長期后果。根據1970年代發達國家滯脹和最近十余年日本的經驗，若微觀經濟細胞失去活力，擴大政府支出及放松貨幣控制不僅難以扭轉經濟增長乏力的局面，而且會使情形更加惡化。

中國農民工、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境況堪憂

近年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主要得益于對外貿易的大幅度擴張。在國民收入中，凈出口的比例在20%以上，而進出口總額與GDP的比例在60%-70%之間，在大國經濟體中這一比例高居前列。這種過度依賴海外市場的狀況表明，世界經濟形勢的逆轉不可避免地對我國經濟與社會產生極大的負面作用。

經濟危機最大的破壞性是失業人數急劇增加，民眾福利水平大幅度下降。與亞洲金融危機不同，這次危機對我國社會影響面很大，特別是對三大經濟主體——農民工、中小民營企業、個體工商戶的影響最為巨大。

這次危機發生在世界市場的中心地帶，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通過國際貿易效應波及中國的出口型加工制造業。從2008年初開始，我國的國際貿易與去年同期相比，開始大幅降低。這對我國就業、特別是農民工就業帶來巨大影響。我國1.4億農民工已成為產業工人的 “主力軍”。在第二產業中，農民工占全部從業人員的58%，其中在加工制造業中占68%，在建筑業中接近80%；在第三產業中的批發、零售、餐飲業中，農民工占到52%以上。由于工廠倒閉或者歇工，以百萬計的農民工提前返鄉。嚴重的農民工就業問題將在今年春節過后凸顯。

為了驗證世界市場中心地區經濟衰退對我國出口的影響，我們對1997-2007年中國出口和美國GDP、歐盟GDP的因果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美國GDP對中國出口有顯著正向影響；歐盟GDP與中國出口之間存在不顯著的正向關系。這說明與美國經濟對中國出口的影響遠大于歐盟經濟體。我們的實證分析進一步說明：美國GDP的增長率提高（降低）1%，中國出口將增長（下降）6.23%。由此可以推論：如果2009年美國GDP降低2%~3%，中國的出口將降低12%~18%。假設雇工與出口品生產量的比例（L/Q）不變，對雇工的需求將按同比例下降，對農民工的需求將會下降500-800萬。此外，實證分析還表明，國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影響的彈性系數在0.6-0.9之間。如果國外直接投資下降10%-20%，其產品三分之二外銷，則我國的出口就會下降6%-15%。由此關聯到的農民工失業就會在300-700萬左右。

上述實證分析僅考慮到美國GDP下降和國外直接投資下降，對農民工就業的影響就達到800-1500萬人。若考慮全部國際貿易乘數和國際資本乘數的雙重影響，制造業農民工失業總數的影響可能達到2000-2500萬人，即為農民工在制造業就業人數的40%-50%，占農民工總數的14%-17%。

在我國制造業受到打擊的同時，建筑業也正處于蕭條狀態。近十年來，全國房地產竣工面積達40億平方米，總投資超過10萬億元。未來幾年內房地產市場主要是消化存量資產，將處于低迷時期。建筑業減少30%-40%的就業崗位，就意味著上千萬農民工失去工作機會。

由于我國制造業吸納了三分之一的農民工就業，建筑業吸納了20%的農民工，這兩個行業的停滯將使就業形勢更顯嚴峻，今年失去城鎮工作崗位的農民工可能達到4000-5000萬人，甚至更高。農民工大量失業帶來的后果十分嚴重。

此外，我國有900多萬戶規模以下的各類中小企業，大多集中在制造業領域。我國還有近3000萬個體工商戶，主要集聚在零售領域和低端服務業。這些經濟單位在外部環境逆轉時受到的打擊遠大于其他社會群體。

2008年11月，中央政府及時地調整了宏觀經濟政策，政策目標從抑制通貨膨脹轉為保持經濟增長。這一次擴大內需的政府支出中，民生開支與環境保護占26%，這是與亞洲金融危機時財政支出相比最顯著的差異。地方政府也相繼提出了以基礎設施為中心的18萬億元投資計劃。這些開支對于防止GDP增長的下滑有一定作用，但對就業的拉動可能并不明顯。GDP增長與就業的增加并不必然有一一對應關系。由于財政開支方向主要用于資本密集型的各類基礎設施建設，對就業崗位的創造有限。

目前，各地政府已經針對農民工失業問題出臺了一些相關政策與方法，但全局性的公共政策尚未明晰。并且，現有的公共政策尚未將幫助規模以下的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渡過難關納入中心視野。

解決之道在于建立內外部需求

平衡的經濟體

總體而言，全球經濟衰退帶來的農民工大規模失業難以避免。如果全球經濟能夠在2010年全面復蘇，我國出口導向型的制造業也可望較快恢復，重新提供上千萬的就業崗位。但是，如果美國經濟日本化或世界經濟陷入新的滯脹時期，我國農民工再就業則很難在短期內緩解。在后兩種情況下，創造農民工就業崗位將取決于我國真正轉變為內外部需求平衡的經濟體的程度與進程。

我國的內部需求不足與日本有著根本性的不同。過去十來年，日本內部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即將進入老齡人群占比例較高、退休儲蓄高居不下，引發了過度投資和過度生產，導致經濟增長乏力與價格下跌。我國內部需求不足則在于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

從經濟層面來看，我國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擠壓了居民收入增長的空間；相對增速較慢的居民收入內部存在分配不均衡，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加大，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收入差距也進一步擴大。這直接降低了居民消費增長的能力。從金融層面來看，我國儲蓄率高居不下，而儲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部門和大企業儲蓄增加。國家積累了巨額財富，不得已轉向國外購買金融資產以對沖流動性，而國內的融資需求難以滿足。因此，只有深化改革、調整利益格局以啟動國內需求，才能扭轉經濟增長與就業崗位過度依賴外部市場的局面。

擴大政府開支并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在短期內，增加財政投入可能在一定程度保證GDP的增長速度；但長期而言，過度的政府開支將進一步惡化國民收入分配失衡的格局，對啟動國內需求、形成內外需求平衡的可持續性經濟結構不利。

在這一方面，廣泛而公平的減稅（費）政策對于改善國民收入分配、提高內部需求、激勵經濟單位的積極性，從而創造就業崗位、緩解就業壓力有著重要的意義?？偟膩碚f，我國企業的實際稅負過重，財政收入的增加高于企業利潤上升；當前推行的增值稅改革還有可能進一步加大企業稅負。同時，個人所得稅開征點低，而且非常粗放，沒有考慮供養狀況與各種合理扣除。當前擴大財政開支也未能和減稅結合，這將部分抵消擴張效果，并把企業與社會的支付能力轉移給政府部門。根據我們對1997-2007年中國建設性財政支出與私人部門投資的模型計算，政府建設性支出對于私人部門的投資具有顯著的擠出效應。政府建設性支出每增加1%，私人部門固定資產投資減少0.49%。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在缺少制衡的既定環境下，政府的理性行為是更傾向于增加支出，而不是減稅，雖然在實際效果上后者可能更好。增加財政開支能夠集中配置資源，擴大政府的支配權，而降低稅收則導致資源分散配置，縮小了行政權力。

因此，在制定與評價應對金融危機的擴張性財政開支政策時，需要充分考慮到對改善國民收入分配、鼓勵私人部門投資的可能不利后果。在尋求公共開支的短期經濟增長拉動效應時，也必須認真思考長期內是否會嚴重降低整體經濟效率。

(作者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經濟與金融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