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企業家：基于自由的創新

作者：吳曉波

發布日期：200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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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

1979年9月的一天，年輕的法國學者瑪麗·白吉爾（MarieClaireBergere）坐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辦公大樓里，等待一位重要官員的接見。她記錄那次會見場面時寫道，“這位官員從門外進來，后面跟著五六個隨行人員，從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3歲的實際年齡年輕一些。他身穿一件直領、貼袋的中山裝——這是中國官員慣常所穿的服裝，但他所顯露的那種靈活的步姿和舉止，卻使我驟然聯想到美國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中的鍍金鋼筆和戴在手腕上的高級手表，以及腳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識到，這位官員非同尋常?！?P>跟白吉爾見面的這位官員是榮毅仁。他是晚清和民國時期最大的民族資本家榮德生的兒子，僅僅幾年前，榮毅仁還是被批判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1978年2月，他被鄧小平解救復出，現在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董事長。

“我發現自己的研究對象已經陷于矛盾的漩渦之中?！卑准獱柡髞韺懙?，“中國目前將現代化置于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識到必須重新估計中國商人在20世紀歷史進程中的貢獻，并將長期以來教條地把革命與現代化兩者混為一談的現象加以澄清?！?P>那么，在過去的三十年間——甚或在更為悠長的歷史跨度中，我們——包括像白吉爾這樣的國際學者——該如何對一個被長期漠視甚至妖魔化的階層進行新的觀察？這是我試圖向陳東升請教的問題。

自1978年以來，中國企業界有三次創業高潮點，分別是1984年（張瑞敏、柳傳志、王石等均在這一年創辦企業）、1992年（由鄧小平南巡講話所引發）以及2001年（受互聯網經濟和中國加入WTO的雙重感召）。陳東升是1992年創業群的代表人物，“92派”的提法就是由他首創的。在此前，畢業于武漢大學經濟系的他是熱情的改革議論者，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和他的朋友們經常議政至深夜，然后興盡倦極，抵足而眠。他們是最早的價格改革方案的提出者之一，組織了著名的莫干山會議。1989年，他發起了“共和國40年工業史”的展覽。后來，他進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宏觀經濟研究，同時還擔任了一本管理類雜志《管理世界》的常務副總編。有一段時間，他一直在興致勃勃地策劃一個評價體系，想仿造美國《財富》雜志的模型，搞中國五百家大企業的排行榜。1992年的南巡講話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他辭職下海，創辦國內第一家拍賣公司嘉德，1996年，他又募資創辦泰康人壽保險公司，十二年后，泰康成為成長性最好的保險公司之一。在經商的同時，陳東升似乎一直沒有熄滅對公共事務的熱衷，他是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的發起者，這個已經舉辦了八年的論壇已成為最重要的NGO式的企業家組織。2008年4月，北京大學等院校評選“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設獎金50萬元，陳東升出資250萬元連續贊助五年，這也是迄今獎金最高的經濟理論獎項。

跟陳東升的對話，時值兩個背景，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紀念年，明年則是共和國成立一甲子。

三十年改革的“原創性經驗”是什么？

吳曉波：在年初的亞布力論壇上，我聆聽了你關于“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企業家群體的成長與命運”的演講，你把企業家的誕生背景置于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六十年大時空中，這在當時引起了很多與會者的共鳴。那么，作為一個曾經的學者、如今的企業家，你是怎么看待這場改革的？

陳東升：改革需要“假想敵”，三十年變革一言以蔽之，就是對所有制體制的顛覆與挑戰，迄今，這個任務尚未完成。具體而言，改革又分別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展開，前者以價格改革為中心，以市場配置資源為模式，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為目標，后者則以產權改革為中心，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模式，以形成混合所有制為目標。這是我對三十年改革的基本描述。

吳曉波：我最近常常向人請教一個問題，中國改革三十年，最有價值的“原創性經驗”是什么？很多人甫一聽到這個問題往往會是一怔。我們似乎還沒有來得及思考這個問題。作為一個曾經的宏觀經濟研究者，你能給我一個怎樣的答案？

陳東升：任何改革都是公平與效率的選擇。中國經濟變革是一個漸進改革的典范，與之相比較的便是俄羅斯的“休克療法”。相比較，我們付出了較小的社會代價，沒有造成較大的社會動蕩，幾乎所有的人民都是改革的得益者之一，這也是中國改革路徑對當代人類史的一個貢獻。而同時，漸進的特征也給中國社會造成了一定的困擾，最主要的表現就是路徑的曲折與模糊。按我的觀察，這場改革的“中庸”特色非常明顯，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增量式、補丁式的，譬如開始于八十年代的價格改革就非常的明顯，在原有價格體系十分頑強和僵化的前提下，我們提出了價格“雙軌制”的思路，不同所有制企業以不同的價格獲得生產資料，這看上去是一種不公平的制度設計，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卻在避免利益沖突破局、原有經濟體系瞬間崩塌的前提下，使得體制外企業獲得了成長的空間。九十年代初期，南方的鄉鎮企業在產權改革過程中，創造性地提出了“股份合作制”，這種非驢非馬的產權制度飽受爭議，卻“意外”而圓潤地達成了改革的目標。其他，諸如“特區”的創辦、股權分置的設計、引進外資的開發區模式等等，無一不體現出這種特征。這些萌芽于民間和基層的改革創新，也許是真正的、富有東方智慧和中國特色的“原創性經驗”。

“草民史”上的企業家角色

吳曉波：三十年改革被認為是“民眾基于自由的創造”，這是2003年溫家寶總理在哈佛大學演講時所給出的結論，我覺得十分

貼切。在某種意義

上，這場改革確乎是

“沒有主角的草民

史”。那么在這場

宏大的社會變革中，

企業家到底扮演了

怎樣的角色？

陳東升：企業家

也是草民的一部分。

中國商業的財富傳

承是一個斷層，當今活躍著的企業家，幾乎全部是白手起家，他們沒有受過正規的學院訓練，商業的經驗和智慧完全是在實踐中積累起來的。大體而言，他們的成長經歷又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是1978年起的十五年，在那個階段中，創業者必須直面計劃經濟體制的壓抑，社會對經商辦企業還沒有形成價值認同，最早的“下?！闭叨际巧鐣吘壏肿?，而那些具有創新力的企業幾乎都在鄉鎮或中小城市，企業家在這一時期幾乎承擔了所有的意識形態壓力。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隨著《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和《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的頒布，現代企業制度開始建立，新的公司創建環境出現了，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便是在這時候紛紛下海創業的。第三個時期是1996年前后，隨著網絡公司及風險投資模式的引進，企業家的價值開始得到確立，企業創始人和創業團隊的價值認同形成社會共識，財富的積累開始呈現陽光化的趨勢。第四個時期發生在2001年之后，中國加入WTO之后，企業以更直接的方式參與到全球化的大循環中，無論是資本的重組、產業結構的調整或商品的產銷都與以往全然不同。在三十年中，企業家扮演了探險者、違法者、殉難者、得益者的多重角色，他們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

吳曉波：近年來，我常常被一個問題所困擾，那就是，企業家階層為什么一直無法擺脫“原罪”的形象，從早期的個體戶、倒爺開始，企業家的形象就非常的灰色而搖擺，你還記得九十年代初期的那些民間諺語嗎？“做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手術刀不如剃頭刀”，這些流行語的背后其實是對商業的一種精神上的蔑視，一直到今天，每當有重大公共事件發生，企業家總會身不由己地成為被抨擊的對象。在此次的四川大地震爆發后，一些企業家又因為捐款不積極或數額不夠大而飽受爭議，公眾及輿論對企業家的評論體系非常紊亂。作為企業家中的一員，你是怎么看待這個現象的？

陳東升：對企業家的負面評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原罪，一是為富不仁。關于原罪，我一直以為是制度性的產物，中國改革是一場由下而上艱辛推進、然后又被政策不斷“追認”的過程，其突破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違法”——違反限制經濟進步的落后法規——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中國的企業家不但需要承擔市場的風險，同時又要承受法律的風險，這是轉型社會一個十分顯著的特征。一個很容易被忽視的現象是，正是制度性的缺失，讓企業家具備了形成原罪的環境，譬如開始于1998年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一直到10年后的今天還沒有形成一個規范性的法律文本，以至于幾乎所有的產權改革都充滿了灰色和不確定性，房地產和股市的混亂及暴富景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制度缺陷所造成的。關于為富不仁，在某種意義上是認知落差的產物，社會一直對企業家的社會責任缺乏客觀、理性的評價體系，其實企業家的天職是為社會創造物質財富、向國家合法繳納稅收、維護企業與公共社區及環境的和諧，對其評價不能以慈善捐款多少而論。此外，企業家階層至今還沒有學會用理性的話語方式與公眾溝通，這當然也是一個問題。

吳曉波：我同意你的看法。我注意到，在大地震后，你在第一時間趕到災區處理理賠事宜，其他保險公司的領導者也是如此。人們往往把眼睛盯在捐款榜上，而沒有看到很多企業家在認真履行自己的職業責任。另外一個問題是，我一直非常感慨的是，三十年間，中國創造了偉大的經濟奇跡，然而在這過程中卻沒有誕生一家偉大的中國公司。中國企業家在商業思想上的貢獻是那么的蒼白。而讓人焦急的是，這一景象似乎沒有得到改進的跡象。

陳東升：中國企業的成長是一個亦步亦趨的學習過程，前十五年是學日本的管理經驗，后十五年則以美國式的公司治理為范本。我創辦嘉德時，就提出過“創新就是率先模仿”的理念，因為在幾乎所有的領域，我們都沒有經驗，所以就要瞄準世界先進的公司，跟蹤它、學習它、追隨它。那么到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們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很多高成長性公司的前面已經失去了可供仿效者。我相信，中國式管理思想的出現是一個遲早的事情，中國企業在商業方法和商業制度上已經積累了很多的經驗，由此向商業理念及商業哲學上的創新是一個必然的過程。當然，這種進步是不會自動出現的，它需要呼喚，需要推進，需要大量的投入。這也不是企業家階層可以獨立完成的，需要理論界、媒體人士的共同參與。不久前，北大等院校發起評選“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就是一個工作，還有機構致力于中國商業歷史的梳理等等，也是一個工作。我想，催生中國式管理思想的出現是一代人的責任，否則，我們將愧對時代。

“男三號”的歷史性悲哀

吳曉波：我常常好奇于企業家階層在中國社會進步中的角色。在一部電影或電視劇中，最受注目的當然是 “男一號”，其次是 “男二號”，可是卻很少有人會關注到“男三號”。在幾乎所有的關于近當代中國的歷史書籍上，政治家是“男一號”，知識分子是“男二號”，企業家則正是“男三號”。這似乎是一個在歷史上“下落不明”的階層，沒有人從思想史的高度去審視他們。因寫作《萬歷十五年》而出名的華人歷史學者黃仁宇認為，“民國時代以來，中國重新構建了社會的上層結構。其中，商人階層的整體崛起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景象?！倍M正清則在《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卷》中斷言，“在中國這部歷史長劇的發展中，中國商人階級，沒有占據顯要位置。它只是一個配角——也許有幾句臺詞——聽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將軍、宣傳家和黨魁的擺布?！奔幢惝斒雷罱艹龅臍v史學家，如美國的史景遷——他因獨特而生動的歷史寫作而在中國知識界廣為人知，在著名的《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他從1600年寫到1989年，卻幾乎沒有企業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人，盡管他們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機紡棉布、電燈、收音機和帶空調的房子。千年以來所形成的“輕商文化”，嚴重地影響到了社會對企業家的認知——這在他們與官員及高級知識分子的交往中尤為突出，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到了他們對自己的評價與判斷，以至于在一些關鍵時刻，他們總是不能以一個獨立的階層出現。最讓人吃驚的是，這一混亂而尷尬的景象竟延續百年，迄今未變。你怎么看待這種十分曖昧的現象？

陳東升：中國工商文明的重建，的確是一個百年命題。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那場戰爭不是中國落后的開始，而是結果，是民族覺醒、覺悟和崛起的開始。從那時至今，數代中國人一直在致力于中國的偉大復興。正如晚清思想家鄭觀應所說的，“兵戰”與“商戰”是中國復興的兩大主題。我們看到的事實是，過去一百多年間，國家政權與市民社會間的辨證關系，始終是中國現代化的中心問題。官方的主動性與市民社會的自發行動，國家機構與民間組織，以及它們之間的合作、分工與沖突，構成了中國商業進步的所有表象。而在這過程中，企業家階層顯然扮演了一個十分關鍵的角色。我們這一代企業家正是這一歷史的重要傳承者。

吳曉波：我想，這真是一個需要修正的歷史事實。從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甲午海戰失利到辛亥革命，從五四運動到對日抗戰，從新中國的創建到改革開放，幾乎在每一個重大的國運轉折點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企業家們的活躍的身影——而這在過去的很多年里是被忽略的，我們不知道這是一種有意的忽略還是無意的遺忘。

陳東升：中國百年歷史，其實就是關于革命與改良的選擇。近三十年的經驗證明，一個國家的經濟騰飛完全可以不經由社會和政治革命的途徑來完成，盡管從長遠來看，這種騰飛會導致社會革命和政治制度的變革。企業家是一股堅定的進步力量，盡管他們有善于妥協的天性，不會喊口號，常常計算憤怒和付出的邊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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