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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錯位的清算

在《中國站起來》中，摩羅以國家利益的名義，厲聲斥責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較少討論國家利益”，并稱“他們不得不選擇從文化啟蒙和國民性改造角度促進民族振興和國家富強，努力引導國人關注以西方人的利益和意志為主導的國際社會，認同并加入這個國際社會的格局和游戲規則。五四文化啟蒙的負面效果是，為中國社會的精英群體塑造了一顆‘西方心’，使得他們只會用西方的觀念和視角考量世界?！?

“當他們長久地按照西方的邏輯和觀念理解世界時，漸漸就脫離了中國視角、中國立場和自己的中國北京，在文化和精神上淪落為洋奴?！?212頁)

除此之外，摩羅還聲稱：

“五四啟蒙運動完成了將西方文化供奉在道德神龕里德文化工程，八十年代新啟蒙運動完成了將西方種族和西方國家供奉在道德神龕的文化工程。這兩個文化工程對中國日后的社會文化發展將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保?01）

在對五四精英和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的討伐中，摩羅明顯主體錯位。摩羅不會不知道，對國家利益應該負主要責任且擁有權力的，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及其官員，而并非知識分子?！拔逅倪\動”的爆發，恰恰是因為中國的國家利益受損，在外交上的失敗。那么，應當承擔責任的，究竟是當時的北京政府，還是五四運動領袖以及傅斯年、羅家倫等學生領袖？如果應當是占據統治地位的北京政府，那么摩羅為什么不抨擊掌控國家權力卻使中國國家利益受損的統治者，卻要拿知識分子開刀？

按照摩羅的觀點和以“戊戌—五四”知識分子思想的斷裂時間段來劃分，最早提出“師夷之長以制夷”的魏源，以及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郭嵩燾決非西方文化的崇拜者。

魏源的《海國圖志》，成為日本人推動明治維新重要的思想資源，而本書在中國卻未引起足夠重視。郭嵩燾以自己使英的切身經歷寫成《使西紀程》一書，稱贊西洋政教制度、對中國內政提出效仿的建議。不料被清廷申斥，書稿毀版。而后又遭到他的副手劉錫鴻的誣陷，最終因病請辭。

試問魏源、郭嵩燾的愛國之心和報國之志何錯之有？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火燒圓明園以及其后一次又一次割地賠款，中國的國家利益一次又一次受損。應當承擔責任的，究竟是昏聵顢頇，懦弱無能的清朝政府以及慈禧等人掌控的絕對皇權，還是魏源、郭嵩燾這樣的知識分子？

顯然，真正損害國家利益的，是以皇權為代表的專制者及圍繞在其周圍的既得利益集團。大多數有損他們權力和利益的改革，都必將遭到其反對和扼殺。摩羅在《中國站起來》中，對知識分子進行了主體錯位的清算。如果摩羅是無意的，那么只能說明其昏聵；如果摩羅是有意的，那么只能說其“欺軟怕硬”。

家奴主義式的精神和解

如果說，《恥辱者手記》以及摩羅此前的一些著作，顯示了一個“小人物”在權力壓迫下對于“恥辱”的思考和控訴。那么，《中國站起來》則是摩羅在權力重壓下發出受虐狂般的甜蜜呻吟。當中國民眾的個人權利沒有充分保障的時候，摩羅開始呼喊著國家主義的空洞口號，以此消解自我與國家的緊張關系，最終達成精神和解。與此同時，摩羅還冀求“70后、80后、90后”讀者和他一起把權力的凌辱看做享受，沉湎于 “高貴、自信、精神崛起”的虛幻之中。

我不想在此為摩羅普及國家與公民、社會的權利、義務等政治學基本常識。我只想表明，這是一場赤裸裸的交易。吳洪森先生說，“摩羅在表面的狂熱之下，是出于功利主義的理性選擇。表面狂熱的語言只是為了遮蓋他的理性選擇。摩羅當初在北京印刷學院做教師的時候，因為右的極端立場，學校不讓他上課，起先不發獎金，后來連工資也不發了。那時他租黃村農民的房子，還沒生孩子，生活負擔輕，還能勉強頂住。 劉夢溪把他調到藝術研究院文化研究所之后，他貸款買了房子，又有了兒子，如果堅持原來那一套，再次失業的話，他可能連生路都沒有了，況且他非常喜歡孩子，總是想著讓孩子過上好日子?！?

如果吳先生此言非虛，那么摩羅對于“國家利益”的全力維護，無異于“政治正確”的表態。他以背叛自我為代價，換取權力的寬容或支持。昔日的橫眉冷目，今日的脅肩諂笑。摩羅終于完成了自己從批判者到“幫閑”的身份轉換。由于此前《中國不高興》等書在市場上取得的成功，這使摩羅看到了致富捷徑——他顯然想借著《中國站起來》獲得豐厚的回報。但如潮的批評則為他始料不及。

在國家機器力量過于龐大，社會組織發育不全，公民權利難以保障，人治取代法治的國家里，“大國民”顯然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否則，摩羅此前何來“恥辱”可言？就現實而言，摩羅此前嘗到的恥辱，依舊因為過于蠻橫的權力的凌駕于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且在短時間內難以終結。

另一方面，在“君視民為草芥，民視君為寇仇”的社會里，國家顯然不可能獲得人民的愛護——諸如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大清洗時代的蘇聯等等。在專制和極權的統治下，如果呼吁“愛國主義”，無異于鎮壓共產黨和進步勢力，操縱德國全部宣傳機器的納粹黨領導人戈培爾。

另一方面，當公民沒有獲得國家主人的地位和權利時，他們顯然不會產生對于國家的熱愛之情。關于愛國，陳獨秀早有一句流傳甚廣的名言，“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當摩羅在攻訐一些知識精英為“洋奴”的同時，他呼吁人們在“家奴主義”的旗幟下聚集，并率先跪倒在國家主義的神龕面前。但是，在經歷了做穩了奴隸和求做奴隸而不得的漫長歷史，飽嘗專制的毒害并經由五四精英的思想啟蒙之后，人們的現代公民意識開始逐漸覺醒，他們希望自己成為國家真正的主人——既非摩羅指稱的“洋奴”，更非摩羅做出表率的“家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