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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知道摩羅這幾年來思想轉變較大，可是，在閱讀《中國站起來》的時候，我還是驚詫于他的“華麗轉身”；早知道摩羅愛走極端且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可是，《中國站起來》的譫妄和語無倫次，卻讓我相信一個人的思維混亂可以達到不可理喻的地步。

如果說，讀一本好書恰如一次愉快且收獲頗豐的精神旅行，那么，讀完《中國不高興》的過程則如同從一個龐大而骯臟的垃圾場經過，讓人只想盡快逃離。

林昭死了，遇羅克被害了。摩羅成為了近年來文人樣本的又一現實模型。他用幾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完成了自己的蛻變和新生，以川劇中的變臉“絕活兒”左右逢源，宣告自己“覺今是而昨非”。在這種轉變的背后，現實利益的考量，投機心理的驅使或許是重要的驅動因素。從批判性文人，搖身一變為“民間縱橫家”，摩羅非此即彼的個性再次顯示出文人思維的單一性和貧弱，這導致了他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難怪王小東、宋曉軍、宋鴻兵、劉仰等人為摩羅的“加盟”而彈冠相慶。摩羅新書《中國站起來》，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所產生的奇異文本。

斷章取義謬指五四先賢

在早期摩羅的著作和思想中，對于五四一代文化精英一直不失敬意。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北大的錢理群教授在為其《恥辱者手記》所做的序言中，譽之為“本世紀精神界戰士譜系中的后來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摩羅正是以此形象而贏得了一批讀者。而在《中國站起來》中，摩羅對于五四精英的無理責難固是前無來者，所潑的臟水和污蔑更是匪夷所思。

在摩羅看來，李鴻章、張之洞、陳寶箴、康有為、梁啟超等“中體西用”論者，在西方文化霸權面前保持了尊嚴。到了五四這一代，擁有話語權的大量中國精英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精神大崩潰?！盁o論是陳獨秀、胡適，還是魯迅，他們在主張西化的時候，顯然已經全盤接受了西方人建構的世界圖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個世界圖式中愚昧、卑賤的位置上。他們接受這種思想當然極不樂意，甚至充滿了屈辱感，但是他們大多數時候，是以強烈的自虐傾向來發泄那種屈辱感的?！保?7頁）

稍微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中體西用”、“師夷之長以制夷”之說，把西方文明僅僅視作器物、技術層面的領先，僅僅只是學到了西方文明皮毛。學習西方更為徹底，是日本的明治維新獲得了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國的跛腿改革“洋務運動”遭遇了失敗，恰恰是忽視“船堅炮利”背后西方文明成果如憲政、法治等因素而導致，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認識到了這一點，這才有了后來的戊戌變法及其夭折。

到陳獨秀、胡適、魯迅這一代人的時候，他們已經從幾代人的政治變革中吸取了經驗教訓，并認識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法治等各方面的優越性。只是因為中國的憲政改革因為軍閥割據，沒有統一的國家權力支持而失敗，知識分子這才將目光投向了文化改造和思想啟蒙。陳獨秀、胡適等人為國民爭取自由、民主等權利，恰恰是看到了西方文明中的核心價值并加以移植。

在具體的操作上，胡適終其一生都在反對專制，呼吁憲政民主，法治、人權、言論自由等等。在魯迅那里，表現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國民性批判，摩羅賴以成名的《恥辱者手記》，正是從這一思想脈絡發展而來。五四這一代人所作所為，正是摩羅在本書中所說的“內爭人權，外爭國權”，何曾“以強烈的自虐傾向來發泄那種屈辱感”？

另一方面，稍具思想史意識的讀者均不難想到，從魏源、郭嵩燾、張之洞、李鴻章、康有為、梁啟超到胡適、陳獨秀等五四先賢之間，存在著內在的思想發展脈絡和邏輯關系。后者總是從前者那里繼承相應的思想遺產，在前者試錯的基礎和歷史教訓中不斷前行，顯然不可能完全斷裂或橫空而出。摩羅在梁啟超和胡適、陳獨秀、魯迅之間強行畫出一條界線，對前者贊譽有加，對后者妄加雌黃，顯然過于粗暴和簡單。

而摩羅把胡適的《請大家來照照鏡子》、《答梁漱溟先生》、《信心與反省》中的片段，拿來作為胡適“無能、無知、無恥”的證據，并明顯采用了掐頭去尾、斷章取義的手法進行刻意曲解。

《請大家來照照鏡子》寫于1928年6月，胡適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是，美國使館參贊安諾德制作了三張圖標，第一張表是中國的人口分配表；第二張是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狀況、生產能力、工業狀況的比較；第三張是美國在世界上占的地位。在文章中，胡適比較了美國在生產力上的領先，外國工人與中國工人享受到的公共服務的差別，以及招商局文件顯示的官員自肥和腐敗等現象，然后從物質（生產力）、精神（公德）等方面進行對比，就當時的情形而言，我們的“機械上不如人，而且政治社會道德都不如人”，顯然只是一個事實判斷。
摩羅引用胡適《答梁漱溟先生》中的“罪證”是，“鴉片固是從外國進來，然吸鴉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長進的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獨鐘于我神州民族？”（23頁），以此指責胡適的“荒謬言論”和“糊涂”，而這一段最后兩句“而今日滿田滿地的鶯粟（罌粟），難道都是外國的帝國主義者強迫我們種下的嗎？”卻被摩羅故意漏掉。

他以此為“據”接著對胡適上線上綱，“這種荒謬言論就是當時知識分子狀態的寫照。張三持刀砍傷了李四的頭，刑警準備拿辦張三，胡適卻攔住刑警的手，說，‘錯不在張三，全怪李四的脖子不是鐵做的。否則不就沒事嗎！所以，你只能拿辦李四?！靡粋€糊涂的胡適！” 顯然，摩羅這樣的遺漏是主觀的惡意而為之。這種手法，與秦檜為岳飛羅織的罪名“莫須有”何其相似！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現實翻版。

接下來一段，摩羅繼續引用，“帝國主義三扣日本之關門，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躍而成為世界三大強國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癥結’究竟在什么地方？豈是把全副責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我的主張只是責己不責人……”（23頁）接下來的后一句“要自覺地改革而不是盲目的革命”，又被摩羅故意漏掉并以此斥責胡適“糊涂太甚”。

胡適的《答梁漱溟先生》這封信，主要是討論中國國內的革命與戰爭現狀，而胡適一向堅持改良，反對革命。他認為，不能把一切問題都歸結到帝國主義。早在1922年10月1日《國際的中國》一文最后，胡適就說過，“我們很懇摯地奉勸我們的朋友們努力向民主主義的一個方向上做去，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么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國侵略主義的先決問題”。摩羅斷章取義和刻意曲解后，對胡適的語境和原意進行了“巧妙”的“移植”。
摩羅引用胡適《信心與反省》（24頁）中的一段詈罵胡適“抱怨祖宗沒給他留下更多的財產”，“歌頌強盜劫掠時打斷他一條腿給他開創了生命新境界”，則更是可笑。胡適在該文中，恰恰引用了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表明自己對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態度，即“一切所謂發明創造都從模仿來”，并且之后寫了《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說明了虛心學習外來文化長處的重要性。
摩羅罔顧作者原意，強行加給逝去多年的胡適一個并不存在的罪名，然后予以痛斥。稱胡適在《三論信心與反省》中“將中國社會最丑陋的現象，作為這個民族的全部文化財富的代表，反復奚落之，以此證明我們是劣等民族，只有屈從于西方社會那個高貴種族才是唯一的出路?！?

只要仔細看完胡適的這三篇文章，并知道大致的背景，大都不會得出摩羅這樣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結論。有了往胡適身上“栽贓”的做法，摩羅接下來指鹿為馬，用同樣的手法解讀魯迅與《中國人氣質》一書的關系，對魯迅進行“精神弒父，以宣告自己的新生”（潘采夫語）也就不足為奇了。
除此之外，摩羅還指責蔡元培1912-1913年建構的學制，“除了安排一些古典文章實現漢語傳承外，其他教育資源都是西方文化。自此以后，中國學子在受教育過程中只知有西，不知有中。當他們中學畢業或者大學畢業，滿腹詩書，但所裝全是達爾文、亞當·斯密、蒙田、歌德以及耶穌和亞里士多德”（78頁）?！安淘嗟淖鳛橐幎耸澜缟献畲蟮膰?、最古老的文化，要用國民教育的方式，舉全國之力，將全民族都培養成西方文化的信徒。西洋人自己一定也是萬萬沒有想到的?！保?0頁）

按照摩羅對蔡元培所做的有罪推定，黨史專家金沖及（1930年出生）、魯迅研究專家朱正（1931年出生）、經學史家朱維錚（1936年出生）等相當一批學者，甚至其后至今的學者和文化人都屬于“只知有西，不知有中”?？墒聦崊s是，這些學者在做學問時，既吸收了西方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同時具有相當的中國傳統文化修養。在這方面，摩羅恐怕很難有希望趕上。

另一方面，他們也決非全都是“西方文化的信徒”。諸如牟宗三（1909年出生）、唐君毅（1909年出生）等一輩人，均屬于蔡元培建構學制之后受教育的學者。但是，他們一直都是中國文化的信徒并對此信心十足。不知摩羅對此作何解釋？摩羅還稱“整個國家整個社會都成了某種異族意識形態的消費者”（80頁），并對文化信心問題危言聳聽。而事實卻是，不僅這些老一輩的學者從來沒有對中國文化喪失信心，年輕一輩的學者中對中國文化信心十足者大有人在。

摩羅在書中稱，“五四運動期間剛剛有那么一星半點的愛國主義苗頭，這些精英人物立馬上陣，撲而滅之?！睂τ谶@一問題，王奇生教授的《革命與反革命》有清晰地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促使中國知識界對于‘國家’和‘國家主義’進行反思，認為民族國家觀念是導致這場世界戰爭的直接根源，進而將“國家”當成批判，鄙棄的偶像?！保?3頁）其后，“國家”讓位于“社會改造”。

被摩羅推崇的梁啟超，早在1915年發表的《吾今后以為報國者》中認為，“以二十年來幾度之閱歷，吾深覺政治之基礎恒在社會”。金觀濤在《觀念史研究》中的研究顯示，“新文化運動以后，在共產黨的論述中，‘國家’成為階級專政的工具。如：‘國家是什么？國家就是統治階級維持其統治的工具。國家是階級社會里一種特殊的產物’?！保?50頁）“1915年后，‘社會’的使用次數有所增加，并于1920年達到其最高峰?！保?40頁）其后，社會主義成為思想主流，國共兩黨相繼走上“以俄為師”的道路。
由此可見，對“國家”的厭惡，乃是當時中國的知識精英反省世界局勢之后的自動選擇，并成為一種社會思潮。何來“精英人物撲滅”之說？
另一方面，摩羅宣稱胡適等人“抱怨祖宗沒給他留下更多的財產”并進行攻擊的時候，他自己真正犯下了這樣的錯誤——當他以極端的情緒對五四先賢口誅筆伐的同時，偏激和苛責之處，比五四先賢對傳統的批判有過之而無不及。杜牧在《阿房宮賦》中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贝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