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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北島             

問=郭玉潔 答=北島 

問：你在序言和訪談中都提到，回憶不是懷舊，其實是對抗/否認今天的北京，甚至是今天的中國——城市首先以物理的形式大規模消失、變得相似而丑陋。除了現實意義，也有以文學、以個人經驗，對抗權力、現實的感覺嗎？ 

答：我想起俄國詩人曼德爾什塔姆《列寧格勒》一詩的開頭：“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淚，如靜脈，如童年的腮腺炎?！边@本書的寫作首先是對我個人的意義——離開故鄉二十年，召喚那些回憶的細節如同召喚生命，讓我百感交集，其實最主要的還是驚喜，我發現，生命的“過去時”也是“現在時”，這種共時性構成了文字的張力。至于所謂現實感和社會意義，那是文字背后自然延伸的部分，往往是通過閱讀與闡釋才得以展現的。等到《城門開》出版后，我才找來王軍的《城記》等書，試圖梳理一個城市變遷的政治和歷史背景。文學的主要功能并非判斷和總結，而是呈現。 

問：這本書的結構看起來是從光影、氣味、聲音等先建造起城市的可感的環境，然后再進入個人經歷的回憶，這是刻意設計的嗎？你曾經提到，今天的年輕人對細節十分遲鈍，這是每個年代都會有的問題嗎，還是今天的問題？ 

答： 我在開始時有過整體設想，就是采用一種開放式的結構，每篇既獨立成章，又彼此呼應。關于光影、氣味、聲音的篇章不是最早寫的，而是在結集成書時編排的。這多少有點兒像孩子玩的拼圖游戲，如果換一種編排順序，大概會有另一種效果。 

我說過，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細節的時代。這恐怕與新媒體的主宰有關——動漫、電玩、網絡語言，在一個超越地域種族的虛擬空間中，與物質世界的接觸越來越少了。最近跟一位朋友聊天，他說，誰還注意到螞蟻呢？即使污染再重，城里的螞蟻依然存在，可人們早就視而不見了。 

問：現當代文學史上，很多作家在文學中創造了自己的北京，比如老舍，王朔，你覺得你和老舍的北京、王朔的北京的區別是什么？ 

答：要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北京，但對作家來說，只有文字呈現的北京才有意義。老舍無疑是書寫北京的大師。說到區別，如果說老舍寫的革命前的老北京，而王朔寫的是革命加青春暴力的北京，我希望我關于北京的文字則是越過王朔向老舍的致敬。 

問：拋開破壞的部分，也有很多人提到，這些年的全球化，正在讓北京變成一個最有意思和活力的地方，不同的文化、經驗在這里融合，創造出新東西，充滿可能性，比如，就有人把北京比作紐約，你怎么看？ 

答： 我離開二十多年了， 對當今北京的變化是沒有發言權的。不過我相信，作為首都，作為文化中心，北京肯定是中國最有活力的城市。但我不認為它和紐約有可比性，紐約畢竟是個國際大都市。作為國際大都市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多民族多語種多文化的混雜與共存。 

問：除了寫北京，這本書也涉及如何處理歷史的問題。對于我——一個“文革”后出生的年輕人來說，比較清楚、甚至不用經過思考就進入大腦的，是關于饑餓的記憶，比較陌生的，是紅衛兵的部分。對我們這一代來說，這個部分好像沒有搞清楚過。一方面是后者可見的資料少，有些敘述又有浪漫化的嫌疑，比如《陽光燦爛的日子》，關于特權，高干子弟紅衛兵，這些問題沒有被好好梳理和講述（或者說沒有被好好閱讀？），尤其是北京四中的故事，另一方面，對我來說，這也涉及到如何理解父母這一輩。你怎么看待這一連串的問題，包括個人在那個時代要承擔的責任？ 

答：這是一個太大太復雜的話題了。目前關于“文革”的論述，往往過于簡單化或概念化，有太多的誤導，比如“傷痕文學”，就是由官方定調的誤導方式。以至于如今再想“還原”那段歷史，變得難上加難。關于“文革”，我認為有必要強調個人史的重要性，強調第一手資料的重要性?！拔母铩钡膹碗s性，甚至遠遠超過了法國革命，任何結論都為時過早。我和我的兩位同學正在編一本書《暴風雨的記憶》，這是我們十幾位中學同學對六十年代中后期所在的北京四中的集體回憶。這本書大約明年春天問世。我把其中部分篇章拿給朋友看，他們都感到非常震驚。關于一所中學的個案研究，有著極其豐富的史料價值。我相信你看過此書，就會比較容易理解你父親和他所處的那個特殊的時代了。 

問：在寫父親的時候，你提到他曾做冰心思想改造工作，又在后來的采訪中批評了章詒和，這一段后來引起了一些爭議，有些人認為馮亦代等，包括你父親，是作為了政府的幫兇，而你對他們的理解就是在為他們辯護，所以有人宣稱再也不看你的東西了。 

我覺得這種批評意味著很多人并不能歷史地看待那一代知識分子，而是立刻選擇政治立場，但這樣的人不僅不在少數，而且他們常常都站在貌似正義的那邊。我做一個冒昧的假設，也許他們曾經熱情的讀過你的詩，是什么使你們分道揚鑣？ 

答：這個問題我已經說過了，不想再重復。作為一般讀者，選擇某種簡單立場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作家或知識分子，則不應該有任何預設立場，把歷史簡單化的傾向就等于犯罪。在中國現代化轉型的舞臺上，有過多少戲劇性的變化，回頭望去，依然驚心動魄。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革命”就是正劇，馮亦代、我父親，甚至連章伯鈞、謝冰心都相信這“正劇”的合法性，盡管角色各有不同。我不在乎別人的議論或謾罵，作者和讀者有相遇也就有分離，重要的是對歷史對自己必須坦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