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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文字獄歷史上最具著名的“曾靜呂留良案”后僅兩年，第一手記錄就開始散落四處，且不說雍正上諭，即便負責審理、緝拿曾靜等犯的大小官員十數人，與皇帝往來奏折朱批，雖算不上汗牛充棟，亦篇幅巨大、線索盤根錯節。如何將其梳理拼湊連貫，并施以考證、辨偽、評論，并將此案置于當時大的政治、社會背景下加以觀照，幫助今人準確審視此事件，乃“微觀史學”之任務，而美國人史景遷先生的《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錄>》堪稱上品佳作。 

書寫歷史，最重要的是要依靠文獻證據，假若文獻未曾明確提供材料，可不可以運用書寫想象去重新構筑歷史場景？這就是現代歷史書寫最蹊蹺曖昧的領域，也是后現代史學不斷質疑與解構的關鍵。史料不是經常不足，就是只?！皵酄€朝報”，缺失的有時比留存的材料還多，不足以反映歷史實況，因此更加令人質疑所有歷史材料的可靠性。 

慶幸的是，史景遷并未陷入主觀虛構歷史書寫之中，因為他的寫作，都恪遵傳統史學的規律，盡量使用存世的史料，上窮碧落下黃泉，從中國史書方志檔案到西方史志檔案，幾乎做到“無子無來歷”。他在連接史料罅隙，推理可能歷史情況時，也明白告訴讀者，文獻材料是什么，作者解讀的歷史“可能”是什么，從不混淆視聽。 

此人（張熙）懷中揣著信函，站在鼓樓旁的路邊，雙眼凝視街道盡頭，這條路穿越西安城，綿延三里，直抵警衛森嚴的西門。其左側視野受阻于高聳的城墻，城墻之內就是治理這邊省的總督衙署和宅邸。這正是他佇立此處鵠候的原委：他打聽到現任總督岳鐘琪正在西門外的一處營帳辦公。之后岳鐘琪返抵衙署必由此路而行，屆時他便可采取行動了。 

上文為史景遷在《大義覺迷錄》開篇一節原文。所有讀者的觀感，無論如何不會聯想史學專業論文。因為這種猶如親歷的敘事方法、鏡頭式描寫的語言風格恰恰正是人們熟悉的好萊塢式故事緣起。史景遷如此體貼的“料理”，正中普通讀者線性思維的癢處，心甘情愿放棄懷疑，潛意識中認定。張熙真真切切地“凝視”過身處的西安城中鼓樓前東西向干道，真真切切望見“高聳的城墻”，和城墻內的總督衙署、宅邸。 

但治史者一眼便知，與其說是張熙在“凝視”毋寧說史景遷玩了一把“清穿”——借張熙的雙眼，為讀者做了一個局部掃描，把即將發生的 “攔轎投書”一幕所處地理環境做了3D展示，而這并非文學虛飾，因為舍此便不足與向讀者透露張熙此次投書做足了功課，這是入情入理的推斷，但并不是張熙的“口供”（史料中沒有相關明文記載），而史景遷的這個推斷中的客觀細節，如鼓樓與西門，西城墻與總督衙署、宅邸的空間相對位置，卻是有出處的，他在本章尾注中寫道：“當時長安街道區劃的細部，見《長安縣志》，卷三，頁二；城墻與鼓樓，前揭書，卷十，頁二?！?nbsp;

有史料記載作為基礎的“推斷”甚至“穿越”，是史景遷先生的強項，如他在另一部著作《康熙》中，就化身康熙，以第一人稱的敘事方法，發揮歷史想象，充分展現康熙大帝的喜怒哀樂，讓人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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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文字獄由稀疏而頻繁，雍正年間是轉折點。雍正帝在位僅十三年，然文字獄案件已近二十起。其中期以前的幾起文字獄主要是政治斗爭的手段。雍正即位之初，借“朋黨”之名，屢興大獄，整治曾與之爭奪皇位的宿敵，如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禩等，跋扈的權臣，如年羹堯、隆科多，以及結成科甲朋黨的漢族官員。但真正對社會帶來巨大震動的，是由曾靜投書謀反案牽連出來的呂留良案，其后十幾起文字獄案多與清算反清意識有關。 

對于曾靜呂留良謀反案，雍正的處理方法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就連雍正給親近的大臣的朱批中，也不能不承認是一種“出奇料理”。曾有學者做如下精彩總結： 

一般的逆案，犯人的言論總是干礙著皇朝的體統與機密的，即使在官文書中有所觸及，也大抵一鱗片爪，語焉不詳，因為這都是“防擴散材料”，不宜使大眾知道?？墒怯赫齾s反其道而行之，決心將這些材料公布于眾。 

對于案犯的處理，常例是由大臣們審訊定擬，奏請皇帝批準執行，但雍正又一反常規，自己站出來與案犯面對面地辯論，寫下長篇的上諭，為自己的政策、言行作辯護。對于這類大逆的案犯，照例是要凌遲處死的，但雍正又一反舊例，并不殺掉，還要罪犯到處講說，現身說法，宣揚政策，而且告誡子孫，永遠不得殺害，這又是石破天驚的做法，為一切人所不及料。 

關于曾靜一案處理的另一破格之處是寬恕了現行的曾靜而狠狠地懲辦了死去多年的呂留良及其子孫親屬。雍正自己的解釋是，如不經曾靜投書，“則謠言流布，聯何由知之，為之明白剖晰，稗家喻而戶曉……在曾靜亦末為無功”，而呂留良則“謗議及于皇考（指康熙帝）”，是不能寬恕的。 

雍正帝對曾靜呂留良案此番“出奇料理”的原因，從現代政治學角度予以解釋，是因此案暴露了滿清入關八十年來，仍然未在漢族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獲得統治合法性。__ 

3 

雍正在《大義覺迷錄》中辯解自己實在是個夠格的好皇帝，并非曾靜所說的昏惡。當然還免不了指天發誓，為了杜絕流言的影響，“是以特將逆書播告于外，并將宮廷之事，宣示梗概，使眾知之。若聯稍有不可自問之處，而為此布告之詞，又何顏以對內外臣工、萬方黎庶？將以此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倘膚言有一字虛捏……必遭上天之責罰也?！笨磥硭麑Υ税傅奶幚硎窍铝藰O大的決心的。也確是感到了反對派的強大與自己的孤立與無力。 

雍正大喊“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我要回答他的是：“圣上欲愚人，實愚己已矣！” 

雖然雍正情真意切，幾乎字字痛切，但《大義覺迷錄》刊行天下的最終結果，卻事與愿違，其義理層面遇到了嚴重的對立言論，敘事部分所涉及的清宮闈秘事的傳播效果恰恰是“越描越黑”，按中國人的陰謀論傳統看來，“解釋就是掩飾，掩飾就是事實”，當初皇八子允禩及其同黨正是利用了這一傳統心理，不惜散播家丑，廣布謠言。 

可見， 雍正一方面對自己的“說服教育”能力過于自信，另一方面又嚴重低估了漢族知識分子以及普通老百姓的“ 辯證唯心主義”?！洞罅x覺迷錄》雖是為辟除有關雍正繼位的謠言而作，但它首先成為了清廷謠言和丑事的官方傳播者。類似地，《大義覺迷錄》也首先是反清思想的義務宣傳，然后才是論證清朝統治合法性的思想教科書。 

有關清朝統治合法性的論證，占據了《大義覺迷錄》最主要的篇幅。雍正帝雖擺出一副至公至正的論辯姿態，滿懷信心，這一話題與其民眾天天掛在嘴邊，還不如完全不討論。在清代前期經濟穩定發展、社會安定祥和的時候，清朝統治的合法性問題即便有人質疑，也是個別的，且不成氣候。以乾隆帝之意，時值天下太平之日，懸擱問題比論辯明智。 

4 

研讀史景遷的《大義覺迷錄》， 每到他引用雍正上諭或者奏折朱批，我仿佛聽到了這位“夫子好辯”皇帝的洞察與獨斷、冷酷與凌厲、矯情與性情，一個活生生的“我家雍正”就坐在你面前，邊說邊咳嗽，猛地一捂嘴， 咳出血來…… 

當岳鐘琪第一次將張熙投書一事和自己初審內容寫成密折上奏，雍正的反應其實是故作鎮靜，聲稱“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同時指出岳鐘琪的秘審、用刑是“料理急些了，當緩緩設法誘之”，還替岳設計了誘供的手段、言詞。岳鐘琪照辦了，對張熙予以優待還“ 與之盟誓， 偽為激切之言”，這樣，張熙果然上了圈套，供出了真實姓名居址和一切關系人。雍正滿意了，肯定岳的做法，朱批中， 雍正將岳鐘琪比喻為菩薩，乘愿力而來輔佐他，此番“真情告白”其實是雍正的拿手好戲，對年羹堯早用過了，卻屢試不爽，立即使岳鐘琪“感泣驚惶，驚喜交迫”。雍正為了收買臣下的忠心，不惜賭咒設誓，這在歷代皇帝身上也是少見的表現，但恰好反映了君臣之間的猜疑、危懼。岳鐘琪審問張熙，一定要拉一個滿州大員陪同，也是為了撇清嫌疑。 

如果我們將大清帝國比作一艘巨艦，船長兼舵手便是雍正，他宵衣旰食，夙夜不懈，讓這艘巨大而笨拙的老舊之船駛向最后的輝煌。學界公認，沒有雍正的承前啟后，就沒有康乾盛世一說。短短十三年在位時間，雍正將君權推向極致，憑借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政治斗爭經驗，通過秘密奏折和情報網這兩柄利器，掌控朝廷、遙控封疆大吏，得心應手。 

盡管如此，《大義覺迷錄》卻將雍正永遠的釘在了柱子上，成為他“欲愚人，實愚己”的見證，乾隆繼位，第一件事就是殺曾靜、張熙并搜繳焚毀此書，為老爹擦屁股。雍正帝的‘出奇料理’雖為卓見，但乾隆帝一反其父的處理，更為卓見。這也僅僅是針對如何處理政治謠言手法孰優孰劣而言。站在歷史的高度，史景遷洞若觀火：或許可以說，這兩位皇帝都錯了。一個皇帝以為向天下人說明對他不利的傳言，便可讓流言不攻自破，因為眼睛雪亮的后代會尊敬他。但是他的子民卻記得了謠言，而忘了皇帝的苦心。另一位皇帝卻以為把書毀掉，便能告慰父皇在天之靈。而他的子民卻以為他之所以想毀去此書，就是因為書中內容乃真有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