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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 伊格爾頓（ T e r r yEagleton）的書評居然如此銳利，逼得我再重讀哈羅德·布魯姆（HaroldBloom）《如何讀，為什么讀》的序言，以確認該書的價值。 

記得順手拿起《如何讀，為什么讀》時，即刻被其電光火石般的序言擊中——我要說的幾乎都被布魯姆說光了，而且他可能比我說的更好。布魯姆曾引用培根的話說：“讀書不是為了發難或反駁，也不是為了相信和視為理所當然，也不是為了找話說和交談，而是為了掂量和考慮?！?nbsp;

“相信和視為理所當然”是初段位讀者必犯的錯誤，當然，資深的讀者也未必不犯，甚至讀書可能本來也需要這個被說服、被收攝的過程，如朱子所說的“虛心”——當然，朱子說的是讀圣賢書。 

盡管我們如今讀書的態度更世俗，一定程度上我們還是想聆聽比我們更高頻道的聲音。無疑，我們更愿意聽比我們優秀而不是更笨的人說話。然而，經驗告訴我，從來沒有人掌握真理。讀得越多，就越明白人類個體乃至全體的局限性——這并未使人變得驕妄，但使人更少迷信。 

以前我總想找一個最偉大、最完美的思想者好皈依于他，但多年后我知道這是妄想；無論有多少巨人的肩膀可踩，最終我們只能帶著自己渺小的身影在宇宙的沙灘上獨立尋找屬于自己的那塊真理的金子。 

高中畢業時，以為世間知識不過如此，很納悶大學里還有什么可學，從那可笑的青澀到現在，已經走了多遠，不知又還有多遠可走。尋找真理的道路令人近乎絕望，我們早晚要遭遇自己天賦的邊界，乃至人類認識能力的邊界，然而除了這條道路之外，又還有什么別的道路值得去走？ 

如果“相信和視為理所當然”是不及的話，那么“為了發難或反駁” 而讀則是“過”了。關于這點我不想多說，怕引起爭論。 

就我自己而言，如今讀書只取精華而漠視糟粕。布魯姆在《如何讀，為什么讀》中有些倚老賣老地說“我快七十歲了，不想讀壞東西如同不想過壞日子”，又說“我們肯定不欠平庸任何東西”。用中國人的話，這就是“為人之學”與“為己之學”的區別——“發難或反駁”使心靈所處的狀態，是無法與深讀深思時相比的。當然，論戰也有不可免之時，當關系到君子小人的此漲彼消，亦責無旁貸。 

但總的來說，讀書專挑毛病，實為魔道。如布魯姆序言中第三條原則所言：“一個學者是一根蠟燭，所有人的愛和愿望會點燃它?！弊罱K戰勝的不是恨，而是愛——其實真正的恨也必是出于愛。 

這又和第二條原則息息相關：“不要試圖通過你讀什么或你如何讀來改善你的鄰居或你的街坊?！边@話說得有些絕對，不過要考慮到布魯姆此書主要說的是讀想象性文學而不是讀其他書——我們當然可能通過讀一本急救的書從而幫到鄰居和街坊。但在深遠的意義上，上述兩條原則結合起來很符合我的領悟。反方的例子如坊間流傳的“哲學無用論”之類，就是極其短視的淺薄之論，說這種話的人只能看到肉體力量的粗跡而看不到人類精神在歷史中復雜細微的運作，把一切我們今日享有的真善美看作免費供給的廉價商品，而不知道人性之維系不墜有賴于多少在燈下苦讀深思的靈魂。 

2 

讀伯林的《蘇聯的心靈》，曾驚異于偌大帝國、茫茫人海中值得敬仰的心靈何其稀少，由此又知道人類精神的內在求索和維系真的可以不取決于數量而只決定于質地。偉大的知識分子在歷史中的作用既微不足道又至關重要，一個人固然不能通過讀寫改變污穢殘暴的現實，但他卻可以憑一己之力成為我們存在的維度，告訴我們：無論在何等荒唐悖謬的現實中，上升或下降，仍然只取決于我們的意愿——如果連這種可能性也看不到，則人類的存在實無繼續的必要。儒者說“仲尼不出，萬古如長夜”，今人聽來像是知識分子的意淫，然而果真如此，則耶穌在十字架上也只是在意淫。 

第一條原則“清除你頭腦里的虛偽套話”并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樣理所當然。說實在話，人如果未曾有過從“虛偽套話”中痛苦地突圍的經驗，那他也不可能知道何謂“虛偽套話”。虛偽套話從來不把這四個字寫在自己臉上供人識別，我們注定要像彼得一樣一再認不出它的面容。 

比如，沒有比曾經一度統治國朝文學研究的馬列階級分析更枯燥乏味的套話了，它有本事把最具創造力、最激動人心的文學作品包裝成一坨陳腐的爛泥。然而，我們真的就一勞永逸地超越它了嗎？如果它換上更鮮亮的外衣，在舊款式上縫上密密麻麻的西文腳注的花邊呢？如果階級分析變成性別分析呢，如果宏觀政治換成微觀政治呢？ 

還有社會科學的所謂“理論”越是成熟、越是條分縷析言之成理、越是自洽完滿、越是具備操作性，似乎就越近于已陳的草狗，認知力量就越是微弱。 

任何一度站住了腳的理論，不可否認，在其創立的時候多半是一種發現、一種解放、一種進步的力量，但接下來就必然一面在追隨者的條理化中走向成熟，一面逐漸喪失活力而走向衰敗。理論從實事中綻出，然后反過去試圖統治實事，最終被實事撐爆而死。因此，具有長青生命力的往往不是嚴密的理論，而是非理論的理論，毋寧說是一種向度、一種召喚，比如胡塞爾的“回到實事本身”，比如薩義德的復數的beginnings——我們總是要一再地回到實事本身，一再地開始、開始、再開始。至于如何開始，其中一個可行的途徑就是：暫時把理論的刑具放在一邊，打開前人留下的杰作，老實去讀。同時，拒絕?？率降臎Q定論，因為?？伦约壕褪撬约豪碚摰姆蠢?。 

對第四條原則“要善于讀書，我們必須成為一個發明者”，我偏向“發現” 而不是“發明”。我對布魯姆的“誤讀”學說只有道聽途說的了解，但憑直覺疑心他在這方面是否有些“過”。不過他對此有所辯解， 他說“ 誤讀” 的根據 

是“自我信任”，而“自我信任不是一種天賦，而是心靈的第二次誕生，而這第二次誕生沒有經過多年深讀是不可能的”。我承認有“心靈的第二次誕生”這回事，但自我信任和自我懷疑當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唯有不懈的自我懷疑者才能取 

得自我信任，即便如此，“不惑”也可能是思維老化的開始——老人之所以為老人，正是因為他不能再次“開始”了。 

第五條原則是“尋回反諷”。關于反諷，伊格爾頓傲慢不屑地引用布魯姆的粗率定義“irony broadlymeans saying one thing and meaninganother”（反諷大致意味著說一事而指另一事）并說布魯姆“thisportentously self-important bookwould collapse at the faintest whiff ofit”（這本預言家般妄自尊大的書會在最微弱的反諷之風前坍塌）。 

3 

伊格爾頓的書評刻意專門引用布魯姆那些最平淡無奇的句子來證明《如何讀，為什么讀》的平庸而絕不提及另一些精彩得多的句子——同樣是談反諷，布魯姆也寫過“在愛默生的經驗王國里，‘萬物游移閃耀’，而他和藹的反諷與她（狄金森）岌岌可危的反諷也是非常不同的。然而，兩人都不是空頭理論家，他們仍然活在他們的反諷的互相抗衡的力量中”這樣漂亮的句子，也有“反諷要求某種專注度，以及有能力維持對立的理念，哪怕這些理念會互相碰撞”這樣的洞見。 

再一次，我自己的領悟被布魯姆道出，在我看來，“有能力維持對立的理念”是智性成長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近于前面所說的“心靈的第二次誕生”。人性是混雜的，世界是多元而非線性的，這是我近幾年最大的收獲之一；我慚愧于我的晚熟，但是見道永不嫌晚；畢竟仍有很多人到死也參不破這個道理。 

伊格爾頓書評的大旨是：布魯姆過去曾是一個杰出的批評家，而這本書中卻表現得平庸、乏味甚至廉價。認為布魯姆的批評理論受制于美國的社會現實語境。 

但他對《如何讀，為什么讀》的評論卻有失費厄潑賴的風度（FairPlay），有時甚至有些耍賴，比如引用時故意專挑軟柿子捏；另一些時候， 又讓人有“ 雞同鴨講” 之感，如布魯姆在討論勃朗寧《柴爾德·羅蘭》一詩時，說詩的結尾使我們更新和擴大了自我，伊格爾頓把這說成是“自信心膨脹”和“精神上的健身運動”，一種美國式的拜物教（fetish）。伊格爾頓有無意或有意把Self曲解為Ego之嫌。不知道伊格爾頓怎樣看待閱讀的功能，更不知道伊格爾頓建議我們在什么別的地方去獲得自我的更新，但如果說通過閱讀獲得精神上的提升是一種拜物教，那它至少肯定不僅是美國的，而是從古至今遍布世界所有的文明。 

伊格爾頓的指責中最值得深思的是：“如果文學是隔在我們與自殺之間唯一的東西，那么我們不如自殺算了?！?這與T·S·艾略特1929年《關于人文主義重新考慮后的意見》一文的論點有相通之處；在那篇文章里，艾略特以激烈的徹底性反對用包括人文主義在內的任何東西來作為宗教的替代品，其論證邏輯之雄健讓人難以招架。然而艾略特并不是反對人文主義，他最終為其安排了一個相當于天主教的牛虻的角色。至于，布魯姆到底有沒有把文學正典當作宗教替代品的想法，我感覺是有一點，在這一點上伊格爾頓有道理。在打倒人文主義的終極地位之后，艾略特提出：世上只有兩種值得嚴肅對待的總體方案：實利主義和天主教。對于兩者都不能接受的人來說，又剩下什么選擇呢？伊格爾頓肯定不會向我們推薦天主教，我對他的思想不熟悉，猜不出在他心目中隔在我們與自殺之間的又能是什么——僅僅是“批判”肯定是不夠的。 

4 

伊格爾頓說布魯姆以一種青少年骨肉皮般黏乎乎的情意膜拜莎士比亞，這話說得刻薄得跌份兒。在這一點上，我倒覺得自己比伊格爾頓理解得深刻。最近領悟到布魯姆為何言必稱莎士比亞，我想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想建立一個足以與《圣經》相抗衡的世俗神話系統。 

布魯姆試圖如運用《圣經》一樣來運用莎士比亞，把莎士比亞作為理解世界的框架。莎士比亞的無個性，正如《圣經》作者的無個性；如果莎士比亞戲劇成為和《圣經》或希臘神話一般的世界觀級別的意象體系，我們就不再會對布魯姆動輒將文學史上的形象比附為莎劇人物而感到驚訝。我們之所以覺得布魯姆的莎士比亞中心論難以忍受是因為我們把莎士比亞看成文學史上的一個作家——無 

論多偉大，而不是一個世界體系。布魯姆的努力能成功嗎？我深表懷疑，并不是莎士比亞不具備這樣的潛力，而是憑借神話體系來認識世界的時代已經過去。布魯姆想靠一己之力將我們帶回那個時代，這無疑是一個堂吉訶德式的壯舉：偉大，卻荒唐。 

（文中提到特里·伊格爾頓的書評，請參考：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00/aug/20/class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