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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所稱的“荷蘭”，原本是尼德蘭地區北方七省之一的名字，在1588年，這七個省結成了烏德勒支聯盟，現代意義上的荷蘭共和國這才發端。擺脫了西班牙的羈絆，在海上貿易方面，荷蘭屢占上風，飽受宗教戰爭困擾的歐洲人從四面八方涌向這里。17世紀是荷蘭的黃金時代，荷蘭畫家差不多是世界上第一批主要靠中產階級財力養活的藝術家群體，在一百年左右的時間里，收藏繪畫在荷蘭五大城市——烏德勒支、阿姆斯特丹、臺夫特、海牙、哈倫——蔚然成風，執政大員、貴族富戶勤于囤畫，市井中的販夫走卒也不惜傾囊購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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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荷蘭本土的文化史家約翰·赫伊津哈在《17世紀的荷蘭文明》一書中所說：是在一種普遍而強烈的社會需求刺激下，倫勃朗、維梅爾、弗蘭克·哈爾斯等人才得以廣泛接觸社會各階層，并向權貴、富人之外的人尋求贊助的。他們的畫作也從而洋溢著生活氣息，產生了一個被稱為“風俗畫”的流派。那是一個與英國、法國、意大利那些以宮廷畫師執藝術界牛耳的社會截然不同的環境，荷蘭畫家為了謀生而倍加勤奮，在那短短的一百年里產生的繪畫數量，超過了此前所有世紀的總和。 

按赫伊津哈的分析，荷蘭繪畫的鼎盛，以及整個國家在歐洲的異軍突起，是因剛剛萌芽的歐洲人文主義新風之故，而傳送這股清風的主將也是荷蘭人：伊拉斯謨。赫伊津哈還專為他寫了本傳記，指出，伊拉斯謨的活躍期——從15世紀末到16世紀上半葉——可以視為荷蘭共和國后來興旺的前兆，恰如精力充沛、著述不倦的伏爾泰，給他身后爆發的1789年法國大革命發出先聲一般。貴為宗教改革的早期領袖，伊拉斯謨謙遜的姿態、懷疑主義的習慣以及對真理和上帝的虔敬態度，和路德與加爾文有很大不同。他的一生與簡單粗暴無緣，即使在政治上最春風得意的時期，伊拉斯謨都是用其優雅的儀表和文風來打動人們，而非憑借煽動性的宣講或國家機器。 

如果說內因是人文精神，那么外因就是特殊的歷史地理條件。荷蘭是繼西葡兩強之后，第三個在地理大發現后嘗到甜頭的國家，然后才是17世紀中期和“光榮革命”之后的英國，而位于大陸深處的法國、意大利和德國都要更晚。英國人還不具備出海的能力時，荷蘭人就受雇于英王，為他們去海外搜尋資源和寶藏，這些人和鄰居歐陸人不同，寧可冒出海的風險，也不肯在陸地上肉搏。沒錯，尼德蘭在十六世紀為擺脫西班牙統治抗爭了很久，但即便如此，尚武精神也從來與他們無緣。他們擅長的是商業——另一個場地上、另一種意義上的開疆拓土。 

在尼德蘭社會，商人是唯一富有經濟活力的群體，他們在都市化程度向來極高的七省如魚得水：沒有封建主來阻撓他們自由流動——剝削農民的封建主在尼德蘭不存在，貴族們普遍比較質樸，很多也并不富裕，不像在法國和英國那樣擁有極大的權力；也沒有教會和修道院去鉗制社會思想——尼德蘭接受基督教較晚，修道院在中世紀歐陸大行其道，在這里發揮的作用卻十分有限，從而也沒有形成什么強大的政治勢力。宗教改革以后，荷蘭很快成為加爾文教徒對抗天主教舊勢力的橋頭堡，被迫害的新教徒和其他異教徒如猶太人等都把荷蘭視為寬容自由的港灣，紛紛移居過來。 

1 6 世紀是專制主義無所不在的世紀，各國政府都竭力廢棄中世紀的自由權利， 用專制體制取而代之。赫伊津哈自豪地說，荷蘭是個例外，荷蘭人把中世紀最珍貴的政治遺產給繼承了下來，它的成功證明了根據古老的地方自治原理建國仍然是可能的。很快，富裕的七省聯盟共和國建立了龐大的貿易帝國，經濟上繼續保持去中心化的傳統，商人們得到了充分的經濟自由，由此， 荷蘭的工商業迅猛發展，在“大國崛起”的名單中占據耀眼的一席之地。那是尼德蘭的黃金百年，當周邊各國的經濟或多或少都受制于戰爭或國家干預的時候，這個運河密集、海風吹拂的低地小國著實讓人嫉妒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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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美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的說法，17世紀荷蘭產生了至少20位名副其實的偉大畫家，還有200多位次一等的畫家，“但這些所謂的次要藝術家，若放在其他時空，大部分都會躋身杰出藝術家之林?！薄皞ゴ螽嫾摇钡拿麊卫镉袀惒?、維梅爾、塞赫爾斯、弗蘭斯·哈爾斯之類，個個名頭響亮。然而，這龐大的貿易帝國也好，風靡全聯邦的藝術品收藏風氣也好，都并沒有把每個畫家都養成肥得流油的富翁。 

赫伊津哈說出了個中緣由：風靡則風靡矣，但藝術之真諦并不為17世紀的荷蘭人所懂得，那時詩人的地位比畫家更高；執政者給畫家們寫信，從不掩飾自己的輕傲態度；普通民眾也對大多出身小資產階級家庭的畫家不懷敬意。倫勃朗死時債臺高筑，一貧如洗，與他生前身后的榮光都十分不相稱；哈爾斯更慘。約翰內斯·維梅爾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管他的36張存世之作今天如何名貴，畫家本人終年居于簡陋畫室，并且年紀輕輕就悄無聲息地死在那里，是不爭的事實。 

不過， 維梅爾與那些活著的時候就大獲成功的畫家——如倫勃朗的弟子杜烏——相比，卻是扎扎實實稱得上“名垂青史”。維梅爾的每一幅作品，包括晚期方寸大亂后的幾張二線油畫在內，都得到了大量的復制生產，他的紀念畫展在任何地方都能吸引大批觀眾；在專業領域內，他也是被研究透了的一位畫家，卡拉瓦喬的寫實手法在他那里達到巔峰，達·芬奇的暈染筆法在他手中有了新發展，他是世界上最早采用點描法的畫家。 

在卜正民《維梅爾的帽子》一書出版后，維梅爾的偉大還可加上一條：他那妙到纖毫的風俗寫實作品里，居然還徘徊著外部投射進來的天光云影?！盾姽俸蛶Φ呐印分熊姽俚拿弊?，《持秤的女子》中桌上的銀幣，《地理學家》中地圖和地球儀，《站在一扇打開的窗前看信的女子》中的中國瓷盤和土耳其地毯，此外還有同時代畫家范德布赫《玩牌的人》畫面中的黑人小男孩——這些維梅爾畫中的元素，是一幅漸漸清晰的全球貿易網絡上的聯結點，這張網滲透進了維梅爾生活了一輩子的、狹小的臺夫特世界，甚至鉆進了他那棟位于二層樓的簡樸畫室里。 

卜正民管這些聯結點叫“門”，一扇扇開往過去，鉆進這些門，可以窺看畫面背后的故事。這些故事是屬于北美冒險家薩繆埃爾·德·尚普蘭、馬尼拉的西班牙總督巴斯蒂安·科爾庫耶拉這類人的，也是屬于徐光啟、陸若漢這種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的。 

這里我們會發現，赫伊津哈所說的17世紀尼德蘭社會所體現的“自由”，其實也正在世界其他地方得到邊探索邊實踐。這種實踐與暴力的濫用、掠奪與殖民亦步亦趨，它呈現為這一事實：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間，任何一種聯系的建立都必然會經歷“不打不相識”的過程。南中__國海是當時因自由貿易而起的紛爭的主戰場，交火雙方往往素不相識，僅因一時眼紅于利益而起，帆帷飄飄的商船瞬間成為戰艦，商人搖身變為殺人不眨眼的海盜，把別國的船只看成漂浮在浩渺海洋里任人撈取的金錠。 

最終，我們可能很難不在荷蘭繁榮的分析里補上一條不那么光彩的理由：狡猾的荷蘭人成功利用了那個尚未建立秩序的“自由”環境，一旦自己獲勝，則立即著手制定游戲規則，那就是日后被視為公法領域奠基性文獻的雨果·格勞秀斯的《海域自由》。格氏在文中堂皇地為公海上的貿易自由辯護，究其實質，乃是給他所服役的東印度公司的海盜行徑掃清法理障礙。四十年后，當《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初步確立了歐洲大國的海外秩序時，荷蘭事實上已經取代了西、葡兩國的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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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牽動著所有歐洲人的財富終極欲望的地方卻是中國。對于當時的西方人而言，中國還過于遙遠、過于神秘，剛剛發現的美洲新大陸，被定性為通往東方的跳板。 

中國是一塊大磁石，無數小鐵屑在中國的吸附下競相駛出港口，目標是那個有著讓西方人垂涎的精美瓷器、白銀匱乏、勞動力又廉價的龐大帝國。這個帝國正在內憂外患的壓逼下走向崩潰：與日本“倭寇”、荷蘭“紅毛”以及非洲“黑鬼”的交道，非但沒有讓晚明政府獲得開明的眼界，反而加劇了他們對外界的疑慮和驚惶失措。明清政府從未鼓勵國民進行海外探險，受惠于中國人智慧的是他們的敵人。那些來自西歐的亡命之徒前仆后繼，掉了一大堆腦袋，推動著海洋文明在與東方農耕文明的較量中戰而勝之。 

通行于16、17世紀的貿易全球化進程的依然是叢林法則，而“自由”實是大量的木材燒掉后剩下的一小塊煤?！毒S梅爾的帽子》里提到的那些屠殺和盜匪行徑的血腥味很淡，因為道德譴責在這里沒有立錐之地，對財富的貪欲是驅動世界前行的最核心的動力。哥倫布的殘暴，“五月花”清教徒的冷酷無情，乃至耶穌會傳教士的狡詐多端，絲毫不亞于科爾特斯之類毀滅拉美原始文明的殖民者，但他們和維梅爾《地理學家》中描繪的那些純為探尋有用知識的西方科學家一樣，屬于對人類有“貢獻”之人，渾身散發著馬可·波羅式的傳奇色彩。 

對比尼德蘭社會，對比海洋文明里那些紅著眼的賭徒強盜，不得不說，東西雙方同期的表現實在差別太大了。一個三寶太監還不足以讓中國地理學家興奮起來，在絕大多數朝代，他們都“沒有改變現狀的動力”，因為本國沒有那么多遠洋商人需要他們不斷提供精確的海陸地圖，更不用說政__府支持了。而相反，以瓷器鑒賞家文震亨為代表的早期“品位工作者”，他們被授予或自封的使命是完成“化夷”之功——教會西方人如何享用來自中國的奢侈品，從而也激發了后者對東方更強烈的覬覦。 

真的很神奇：今天所謂的“地球村”，原來在三百年前就已見端倪——向來固步自封的封建晚期中國人，在西方的誘惑和敦促下，竟也發展出了白銀崇拜和煙草需求，從而不由自主地正式進入全球之網，與遠在萬里之遙的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發生了聯系，受到它的驅動、牽制、約束和波及。二百年以后，西方完全強盛起來，大清帝國卻被西方人制造的需求徹底拖垮。文震亨一輩子輕蔑西方“化外之民”，視后者為孺子難教，維梅爾《看信的女子》畫里那只顯眼的瓷盤也許會讓他滿意；他不曾想到的是，今天自己的國家號稱已返歸強國之林，但精英人群們卻埋頭匍匐在了拿刀叉、抽雪茄的“ 野蠻人”禮儀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