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 Not Found

城頭變幻大王旗

觀念史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年）以博學且健談聞名，著述遍涉歐洲啟蒙運動以降所有重要的思想家。這不是說伯林沒有偏愛。他有偏愛。伯林在論述托爾斯泰時講過，思想家分刺猬與狐貍兩種：刺猬之道，一以貫之（一元主義）；狐貍狡詐，卻性喜多方（多元主義）。 

伯林愛的是狐貍。所以，伯林常講的，不是“刺猬型”的盧梭、黑格爾、謝林、馬克思，而是冷門的“狐貍”們，如維科、赫爾德、赫爾岑。在他看來，這些在當代世界早已被遺棄的思想家，才是多元自由主義、消極自由的最好實踐者，才是對抗一元主義設計的極權社會的最好良藥。 

伯林最好談、也是最集中的話題有兩個：一個是猶太人的身份與國家問題，另一個就是俄國知識分子的內在沖突與國家問題，終其一生，念茲在茲。我想，這和伯林本人的身份有一定關系。 

猶太裔思想家伯林1909年出身彼得堡，1920年舉家移居英國。彼得堡，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上四度更名，第一個叫圣·彼得堡（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此名譯自德語（Sankt Peterburg），為彼得大帝欽定；1914年一戰爆發，俄羅斯與德國鏖戰東線，為了避嫌，彼得堡遂改成俄國名，成了彼得格勒（Петроград）；1924年，列寧逝世，彼得格勒又更名為列寧格勒（Ленинград），1991年，蘇聯崩塌，列寧格勒又改為彼得堡。 

20世紀俄羅斯的歷史，猶如伯林故鄉彼得堡的名字一般，城頭變幻大王旗，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恰好，高壽的伯林，全看見了。 

怎么理解故國興亡？如何看待“老大哥”的興衰？這是觀念史家伯林最關切的，也是我們關切的。伯林對于俄羅斯興衰的入題方式，同樣是觀念史研究。在伯林看來，正是俄國知識分子對于一元政治觀念不屈不撓的實踐，才構成了俄國二十世紀的一系列政治悲劇，而二十世紀俄國的政治—文化實踐本身，又以一元取消多元的方式展開，這就是《俄國思想家》與《蘇聯的心靈》的主題。 

觀念的承擔者，是知識分子；觀念史，也就是知識分子史?！抖韲枷爰摇分v的是“刺猬”對“狐貍”的戰爭、俄國知識分子與帝國的沖突；《蘇聯的心靈》，講的是國家對知識分子的壓制。 

我想，如果不是在1990年代伯林的身體狀況不允許，他必定還要寫一本書，關于1990年代俄羅斯新政治與知識分子的煩惱?？上?，這三部曲少了一部。 

刺猬當道，狐貍遁跡

無論在訪談中，還是在著述中，伯林多次強調“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這個名詞的特殊性，這是他理解俄羅斯思想與政治的切入口。 

今天，知識分子大致是指受過高等教育的文職人員與技術人員，沒有政治指向，很中性化。不過在1917年之前的帝俄時代，這個詞的意思就大相徑庭了。帝俄時代所謂的分子，前期是指早期受了教育，為人民福祉吶喊的人。別爾嘉耶夫說，當十八世紀末期的著名反對派拉吉舍夫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說，“看看我的周圍，我的靈魂由于人類的苦難而受傷”，俄羅斯的知識分子便誕生了。 

伯林在《俄國思想家》中，考證了知識分子一詞的詞源，正式產生于1870年代，具有很濃烈的道德訴求。 

1860—1890年代，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馬克思主義各種流派相繼涌入俄羅斯，基于不同的政治訴求，各流派之間不斷搏殺?！爸R分子”這個定義，也就成了政治競賽的詞語工具，越革命，越“知識分子”。到帝俄晚期，“知識分子”就和職業革命家劃了等號，無論博學鴻儒，還是販夫走卒，只要干革命，都是“知識分子”。所以，在帝俄時代，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弄得面目不清，往往給人誤解，知識分子似乎跟“文化”不沾邊。其實不然，帝俄時代，干革命的，多數還真屬于“有文化”的：無政府主義的主要成員，是貴族革命家；民粹派的主力，是平民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者，是新一代平民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有文化”，就享有“革命的文化領導權”。 

按照伯林在《俄國思想家》中一再表述的意見，俄國社會是這樣一個金字塔結構社會，上有沙皇—貴族地主小集團，有文化有權力，下有大批農奴—城市平民，沒文化沒權力。這個金字塔帝國，沒有英國式的有部分文化有部分權力的“資產階級—市民社會”中間階層作為緩沖地帶。所以帝俄的命運，只有兩種，一種是農奴—市民被改革（1861年大改革、1905年大改革），另一種是沙皇—貴族地主被革命（1917年大革命）。貴族地主的改革搞不好，就只有等人們來革沙皇—貴族地主的命了。 

奇妙的是，恰恰是風云激蕩的19世紀，沙皇放開了教育政策，稍稍有些社會地位的小市民，也能上大學，這就導向了1860年代平民知識分子階層的崛起，帝俄主動培養了一個奇怪的中間階層，即“有文化領導權沒政治權力”的知識分子。 

帝俄知識分子要鬧革命，鬧的不是文化領導權，而是政治領導權。恰恰羅曼諾夫家族對政治領導權吝嗇到無以復加，這是他的禁臠，他人不得染指，哪怕稍稍分享一點，也不行。1905年，彼得堡知識分子領導市民卑躬屈膝向沙皇請愿，希望開民權開議會，其結果卻是機槍掃射。這是帝俄歷史上的“黑色星期天”，1000多無辜市民殉難。 

1905年之后，有文化的知識分子，無論是民粹派（社會革命黨），還是馬克思主義派（社會民主黨），徹底明白了，和沙皇請愿請不到“政治領導權”，只有發動民眾來奪取領導權。  

在對知識分子詞源的考訂與歷史語境的解釋中，伯林講清楚了他的蘇聯難題。蘇聯怎么來的？是這批革命知識分子不斷實踐的結果。但伯林看到了問題的另一個層面，“狐貍”都被沙皇逼成了革命黨或者多愁善感的遁世主義者，所以解決問題，只能靠“刺猬”們了。刺猬按照他們的辦法，用“積極自由”的實踐方法，創制一元主義的蘇聯。 

刺猬當道，狐貍遁跡，這是十九世紀走向二十世紀俄羅斯知識界的趨勢。在歷史語境中，伯林同情俄國知識界狐貍們的尷尬，批評刺猬們的高蹈。伯林愿意談米哈伊洛夫斯基、普列漢諾夫乃至于列寧這些“帝俄公敵”的失策，卻不太愿意講俄羅斯1905年給狐貍們出的難題，這是他的政治立場給他帶來的理論盲區。 

文化與革命黨國家化

1917年，刺猬們贏得了革命。非但如此，1917年俄國革命還激蕩起中歐的革命浪潮，甚至于給一戰后一代西歐知識分子以極大沖擊。怎么回應這場法國大革命之后歐亞大陸上最猛烈的革命浪潮，給深具保守主義傳統英國知識界出了道難題。 

18世紀英國保守主義對于法國大革命的文化批判，是在這樣的前提上展開的，即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預設的啟蒙前景，看起來固然美好，而其事事仰仗理性的設計，卻違背歷史、自然乃至于人性的，根本上來說，理性設計最大的弊端就是不懂歷史、不通人性的“沒文化”表現。 

伯林深諳保守主義，其“消極自由”觀，顯見是受了保守主義的啟發。蘇聯有沒有“文化”建設成就，對伯林來說，不是單純的“文化問題”，而是“政治成敗”問題。 

1945年，伯林得到一個以外交部人員造訪蘇聯的機會。能近距離觀察蘇聯，伯林深感欣慰。伯林沒有辜負此行，他帶回來革命后俄國知識界的報告（《斯大林統治下的俄羅斯藝術》）、帕斯捷爾納克與阿赫瑪托娃的近距離觀察，以及對阿克梅派詩人命運的思考（《一位偉大的詩人》、《與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的交談》、《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這就是《蘇聯的心靈》的主要內容，也是本書副標題所揭示的——“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文化”。 

伯林在《斯大林統治下的俄羅斯藝術》一文里說，1928年斯大林上臺之前，蘇聯文藝界還是掀起了一股實驗主義的高潮，甚至于給世界藝術創作以持久性的影響。1928年，形勢就急轉之下了，渡過了葉若夫（內務人民委員，大清洗執行人）恐怖時代的俄國文化界在1939年的狀態，“就像一個被戰爭摧毀的地區。只有一些宏偉的建筑仍然相對完好，孤獨地矗立在一片片廢墟和荒野之上”，俄國知識界的精英，不是自戕或大清洗，就是卑躬屈膝茍延殘喘。還剩下“宏偉建筑”帕斯捷爾納克，神經質，講話前言不搭后語，生活在對國家既愛又恨的矛盾之中；而阿赫瑪托娃，依然驕傲，卻連發表詩歌的權力也沒有，日丹諾夫誣蔑其為“圣女加婊子”。據伯林的觀察，阿赫瑪托娃就像是“悲劇中的女王”。 

1928年，就是伯林對于蘇聯能不能“有文化”加以辨析的分界線。1917年的革命在經歷十年的戰爭、內部權力斗爭之后，執政黨從黨派路線斗爭的工具，轉化為國家機器。黨—國一體化的要求，不僅要取消敵視的反對派，而且要取消自身的反對派。在這場取消運動中，文藝界的反對派，如阿克梅派，首當其沖。其次是取消自身的反對派，如對于拉普的打擊、1928年之后建作協等等體制化運動、大清洗等等。 

在這場數十年的取消運動中，不僅在沙皇時代不得不轉向多愁善感的“狐貍型”詩人被打擊，連刺猬們，也難以幸免。按照刺猬理念建立起來的蘇聯，在集權化的過程中，同樣反對刺猬。表面上看，不合情理?！短K俄文化》一文中，伯林慎重地談了這個問題，伯林說，“思想爭論會激發出人們的批評精神，所以對于那些陷入權力斗爭的政治政權來說，思想爭論要比信仰各種獨裁主義更危險”，蘇聯的黨—國一體化，就要取消所有意識形態的辯論，刺猬與狐貍，殊途同歸。斯大林的取消政治辯論以及文藝辯論的最佳手法，是樹典型。典型就是典范，不可置疑，比如馬雅可夫斯基的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方法。在伯林看來，通過討論蘇聯的“文化建設”的失敗，已經說明他的政治判斷了。 

整個蘇聯的歷史，確實越來越朝向“沒文化”的軌跡上行進。伯林的判斷，無疑是正確的。但伯林的質疑仍是單向度的，他把問題拋給了蘇聯，卻沒有自省。1970年代，索爾仁尼琴被“沒文化”的政權驅逐出國后，面對西方世界的前來聽他演講的朝圣者，說出了他的感受，資本主義的復制世界腐爛至死，美國民主是“荒唐胡鬧”，科學技術是“罪惡之源”，跟蘇聯一樣的“沒文化”。 

1990年，歐東劇變，伯林寫了篇短文，題為《不死的俄國知識階層》，是為《蘇聯的心靈》的最后一篇。伯林說，他很高興，他又看見俄國1815——1830年代的貴族俄國知識階層在俄國又復活了。1990年代，索爾仁尼琴歸國，對俄國現狀大為不滿，撰文說，俄羅斯坍塌了。言下之意是，非但“文化”沒了，連“國家”都塌了。伯林主張回到貴族知識階層的傳統，求得“消極自由”的大智慧。索爾仁尼琴卻說，不僅蘇聯要清算，連彼得以來所有的西方傳統和西方本身，都要清算，只有尼康大主教（1652年出任大主教）以前的傳統，才是好的。尼康大主教以前的傳統是什么傳統，是東正教傳統的神權政治。伯林講的，還是啟蒙的政治。在索爾仁尼琴看來，啟蒙的政治理念，無論是貴族的，還是平民的，都是一丘之貉，是現代“沒文化”政治。所以，他就沿著斯拉夫主義的路線，干脆就講信仰的政治。 

兩位講“文化”的蘇聯反對派，現都已作古，想必身前死后，都很難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