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產與增收背后的隱憂

“十一五”期間，我國何以實現糧食連年增產和農民連年增收的目標？農業官員和農業專家一致認為最近幾年良好的“三農”政策是“助推器”。

2006年是“十一五”開局之年。從2006年起，政府就在全國范圍取消了農業稅、牧業稅、農業特產稅和牲畜屠宰稅，延續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就此終結。

緊接著，2007年，農村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孩子上學不用交納學雜費了。2008年，全國農村基本建立起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2009年，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正式啟動，農民看病貴、養老難的負擔也大大減輕。

中央一方面在大力減輕農民負擔，另一方面也在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的投資力度?！笆晃濉逼陂g，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是將“三農”作為“一號文件”的主題。財政支農投入也是“總量持續增加、比例穩步提高”。根據農業部提供的數據，2006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是3397億元， 2007年是4318億元， 2008年是5625億元，2009年是7253億元，2010年上升至8183.4億元，如此同時，地方財政支農投入也在不斷增加。

在中央除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外，農民還能享受農資綜合直補。與此同時，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逐步提高。被稱為“托市”的最價收購政策，直接穩定著我國糧食市場走勢。使得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提高了，市場預期穩定了，種糧收益增加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關注“十一五”我國“三農”取得的成就的同時，一些官員和專家也看到了一些發展中出現的問題。

在糧食生產方面，官員和專家們都表示，中國糧食在未來的缺口逐步擴大，而糧食增產的難度也越來越大，特別是由于很多農民認為種糧與外出打工的比較效益差距太大，現在大批青壯年農民棄農從工，很多農村出現減少種糧面積和農地撂荒現象，這些都將會加大未來我國糧食供需總量平衡和市場調控難度。

官員和專家們對農民收入的擔憂是，盡管農民收入逐年提高，但是跟城市居民相比，差距卻得逐步拉大。還有現在農民增收越發艱難，甚至出現造成農業增產不增收的情況。

按照官方公開的數據，城鄉居民跟農民收入比3.33：1，但是，事實上，事實上，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所享有的教育、住房、衛生和社會保障等方面作為福利的隱性收入成分和上報農民收入中的虛報成分，城市居民跟農民收入差距遠不止3倍多。農業部的一位官員給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2009年農民收入是5153元，但是城里居民17150元，跟農民收入相比，減掉農民收入，城里人可支配收入超過農民收入12022元。

3個多農民的收入才能等一個城市居民的收入，為什么出現這樣現象？

從政策大環境來分析，主要是城鄉之間二元結構造成的。城鄉之間二元結構一方面造成了城鄉產品交換不平等，另一方面造成了城鄉要素交換的不平等。產品交換不平等表現在，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低糧價政策，農民賣糧食、農產品價格偏低，而城市工業品價格偏高；要素交換不平等表現在，農民的土地、農村的土地，被政府征占用以后，一旦變成建設用地，就是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價格，中間有巨大的利益優勢，而這些恰恰是農民享受不到的。

如果僅僅從國家最近幾年財政支農的力度來看，總量是持續增加、比例在穩步提高，但是與對城市的投入相比較，政策支農的力度顯然并不大。這也就明顯造成城鄉收入、公共基礎設施差距擴大，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相比能夠享受到的公共服務也太少。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學院副院長鄭風田表示，城鄉二元制度就像一個大的抽水機系統，使得農村寶貴的人力、物力、財力大量地幾乎是單向地流入到城市，受此影響，農民增收的渠道因此也受到極大限制。很典型的例子是，在很多地方，一些青壯年農民都選擇了棄農從工，遠離農村，很多農村出現了種糧面積減少和農地撂荒現象。引起很多有識之士的擔憂。

在“三農”問題中，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長過程中日益凸顯出來的問題還遠不止這些。由于我國農業產業化水平較低，造成農業的勞動生產效率相對于工業、城市來講明顯偏低，也是一個突出問題。根據農業部的調查測算，一個農民一年創造的增加值，跟我們國內從事工業相比、從事第三產業相比，它的增加值只相當于工業得1/8，相當于第三產業的1/4。從農民收入的構成來看，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跟第三產業相比、工業相比偏低。

現階段我國農業產業化水平較低、農業成本居高不下、農產品比較效益低、農民綜合素質整體較低等等因素，諸如此類的不利因素，都使得農民增收越發艱難，甚至出現造成農業增產不增收的情況，嚴重影響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農民問題最具有根本性，而農民問題的核心在于切實增加農民收入，惟有農民增收，解決農業、農村問題才會有保障，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才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