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進退兩難”的中國宏觀經濟(3)

6、結構調整進程中存量調整與增量調整之間的沖突。結構調整有兩種方式：一是增量的結構控制；二是存量的調整。目前新上的項目都是技術水平較高、有市場的項目，而存量大部分是技術水平較低、利潤較差的行業。因此，減存量是解決結構問題的一個核心途徑，但存量將帶來大量的遺留問題，難度很大。同時，增量可以通過控土地、控信貸和控項目審批等途徑實施。由此產生結構調整中可實施的路徑與效果之間的沖突。

7、匯率政策調整中兩難選擇。這種兩難選擇在2003～2007年大量存在，其核心就是作為貿易戰略的匯率政策與作為金融戰略的匯率政策存在矛盾；作為熱錢治理的匯率政策與作為貨幣政策工具的匯率政策存在矛盾。2010年這些矛盾將重新出現。

8、被中長期投資項目和地方政府“雙重綁架”的貨幣政策如何在數量退出與價格退出上選擇。這種兩難選擇集中體現在，如果繼續貨幣數量性的收縮將導致很多中長期項目的后續資金缺乏，從而導致大量的爛尾工程；而進行價格性貨幣政策的收縮，將直接成為誘發熱錢涌入、導致貨幣政策失靈的風險。

9、戰略調整問題在短期戰術層面進行獨立實施帶來的“長”與“短”之間的沖突。這集中體現在結構性調整在本質上是一個順應經濟發展階段而進行的政府主導性的戰略工程，它不是宏觀調控年度的核心內容，不能把它處理為短期戰術性的行動，從而導致年年結構性調整，但年年重新出現結構性問題。

四、可能面臨多目標約束下的“政策有效組合困境”。

目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存在多元化的取向，“保增長”、“調結構”、“擴內需”、“促民生”“管預期”等多重目標成為2010年宏觀調控的任務。但是，這種目標設定違反了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基本原理——“匹配性原則”：一是政策的目標不要多于政策工具的目標；二是政策實施時必須要將工具與其最有效率的目標相匹配。這集中體現在：第一、目前五大目標的數量遠遠多于我們可以使用的政策數量；第二、很多目標是短期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無法達到的；第三、很多目標之間存在很大的沖突，很難達成一致的契合。

因此，要走出目前這種“政策有效組合困境”，我們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政策調整：

第一、重新審視目前的各種目標，減少宏觀經濟調控最終目標的數量，部分目標必須弱化，部分目標必須舍棄。具體體現在：1）可以弱化通貨膨脹目標，使之成為中間性、從屬性的目標，因為2010年通貨膨脹不會出現，資產價格泡沫才是核心；2）強化“擴內需”，特別是“擴消費”的目標，因為培育市場性自發需求是2010年宏觀調控的重中之重；3）將“調結構”放在戰略層面，成為中國中長期規劃的核心內容，而不能列入短期宏觀經濟調控目標，以避免“長期問題、戰略問題短期化實施”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宏觀調控應當體現中長期戰略規劃的意圖，例如利用“擴內需”來促進“結構調整”

第二、注重政策工具與目標的匹配性。其體現的核心原則就是：

1）中長期政策與中長期目標相匹配，例如改革與利益結構調整相匹配；產業規劃與結構調整相匹配、社會工程建設與社會規劃相匹配，切忌“長期問題、短期實施”；

2）注重政策工具的性質，把握問題的核心根源。這集中體現在結構性調整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

例如，i）不能將產能過剩絕對化，中國廣泛存在周期性產能過剩問題，產能過剩將因為全球分工體系和外部需求的變化而變化；

ii）依靠單純的行政管理和計劃調整的方式無法實施動態調整，產能過剩問題的治理必須從行政體制自身的層面來尋找問題，地方政府與地方的行政利益格局不改變，不形成有效的“有進有退”“有生有死”的競爭淘汰機制，不改變政績觀，不建設保證落后企業和落后產能退出的社會保障體系，不破除政府采購中的地方保護主義就無法真正達到產能均衡發展的目標；

iii）在產業升級和技術升級進程中出現市場失靈的地方找到用武之地，但不是完全主導；

iv）調結構必須注意順序，其戰略順序一般體現為“利益結構調整→需求結構調整→價格結構與價格形成機制調整→產業結構調整→技術結構調整”，政府主導型結構調整也必須注重期間蘊含的必然邏輯。

“以進為退”的政策選擇

如何突破目前所面臨的“進退兩難”的困境和多目標約束下的“政策有效組合困境”，是中國宏觀經濟在“政策刺激性反彈階段”向“市場需求反彈階段”的全面過渡階段的核心任務。當前中國社會結構的脆弱性、經濟結構的剛性以及結構調整的長期性決定了目前學術界立主的“以退為退”、“以穩促退”的策略無法達到“經濟全面復蘇”與“宏觀刺激政策順利退出”的二元目標?！耙赃M為退、保持中國較高的增長速度、在高速中調結構、在連續性中謀退出”可能是中國近期的最佳選擇。因此，相對弱化“結構目標”、“通脹目標”、強化“速度目標”是解決多目標約束下的“政策有效組合困境”有效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