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被指責拍賣推高地價房價，在國內掀起不良示范效應之外，農地整治所產生的‘地票’升值收益大部分都歸政府掌控，農民從土地增值收益中獲益很少?！币晃煌恋貙＜抑赋?。

國內房地產高級經濟師章林曉曾撰文表示，為熱鬧“地票”代價埋單的是購房者和全社會，而所謂通過 “地票”，構建城市反哺農村、城鄉統籌發展的長效機制的愿望，也可能會落空。

對于“地票”引來的強烈質疑，前述成都社科院負責人對本報記者表示，成都農地整治中，“80%-90%的收益都是農戶所得”，“其余的收益是政府用來新居區的設施建設”。

他還告訴本報，成都方面對農戶住宅的拆遷，很關鍵的一個步驟就是農戶先主動提出“申請”，在經過成都相關部門批準后才準予實施，“農戶不同意，根本不會去拆遷?！?

看不見的“交鋒”

事實上，2011年1月初，就在成都“地票”交易被叫停之后不久，國務院《關于嚴格規范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切實做好農村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開始下達至全國各省、區、直轄市。

更早的公開信息顯示，在去年11月10日，溫家寶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的重點內容就是“規范農村土地整治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會議還強調，對違規者將追責“一把手”。

本報獲悉，國土資源部叫停成都“地票”的根本原因在于，后者違反了“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而高層一直著重強調貫徹 “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更深層次原因在于，在農地流轉、增減掛鉤指標等方面，相關決策層面的部分人士仍存在分歧。

包括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窻等業內很有聲望的專家代表，以及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的一些官員，一直明確支持成都城鄉統籌。其中國土資源部方面甚至在土地流轉中給予了成都特殊的土地增減“自主權”。

但知情人士告訴本報記者，國土資源部給予成都的年度用地指標，“最多也就四五萬畝”。而根據成都國土局的數據，2010年成都方面僅整理出來的農村建設用地指標就是5萬多畝，遠遠超過了國土資源部下達給成都市的年度用地指標。

2010年11月17日，成都“地票”交易被叫停一個月前，在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彭森的率領下，由國家各部委聯合組成的調研組還對成都做了為期3天的調研考察工作，調研組“認為成都實踐在全國有著重要的示范意義”。

但與此同時，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就目前而言，除了城鎮規劃區范圍內，除了東部少數發達地區，真正具備拆并村莊條件的地方相當有限。

他同時表示，“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必須遵循幾個原則：“先獲得國土資源部給予的建設用地周轉指標”、“置換進城使用的建設用地要納入年度用地計劃”、“指標置換進城后增值的土地收益必須全部返還當地農民”、“指標只能在縣域內置換”。

照此衡量，成都城鄉統籌很明顯屬于嚴重違規之列。

一位接近陳錫文的專家這樣解釋，陳錫文本人是堅決反對 “農民上樓”、“宅基地換樓房”等集中居住的做法，對于成都城鄉統籌實踐中所推行的村民集中居住，陳錫文同樣持反對意見，在他看來，包括成都在內，所有“全國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掛鉤試點”，對農民的拆遷補償都太低，造成對農民的嚴重損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也堅持相同的看法。除了以維護農民利益為由，在陳錫文看來，全國很多地方盛行的居民住宅拆遷、村舍搬遷等治理過程中所帶來的農地減少，對保護18億畝耕地、保護糧食安全等都已造成危害。

本報最新獲得的說法是，由于目前農地占補平衡的政策制定和監督均出自國土部門，因此有專家向高層建議，應強化農業部等涉農部門對農地政策的參與。

（本報記者宋堯、實習記者范洋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