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康怡 剛剛閉幕的中共第十七屆五中全會對未來改革方向進行了闡述，一面強調有必要 “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另一面也表明必須“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鑒于此，體制改革開始被看成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最充滿想象空間的因素，特別是在 “人口紅利”的牛市逐漸退去之時，“制度紅利”是否會成為未來發展決定因素？

就此問題，本報采訪了中共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委員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部長張軍擴。

經濟觀察報：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全面推進各領域的改革，要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未來五年的各領域的改革重點會在哪些方面？

周天勇：從經濟體制改革來看，還有非常關鍵的一些改革，比如說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另外是資源價格體制、金融體制、國有企業體制、國有壟斷體制，還有土地體制都不順，都要改革，不改革的話就不能順利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

行政體制改革方面，一方面要繼續減少大量行政審批、行政監管，要把束縛老百姓發展、束縛各地發展的體制變成促進老百姓創業、地方大膽推進發展的體制；而且行政體制里面還要建設一個少花錢、多辦事的政府，不要大量的錢都政府自己花了。

政治體制改革方面，要加大老百姓的監督力度、老百姓的民主權利，要完善人民當家作主的體制、建設公民社會，總的來說就是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大家心情都舒暢了，老百姓理解政府、政府理解老百姓，建設一個善治的社會。如果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有一些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張軍擴：除了上述的改革重點外，我認為還應加強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相關體制建設。這些年經濟發展總體較快，但是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這方面還是相對滯后，特別是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政府提這個口號，我認為非常好，比如說基礎教育、基本醫療等，如果政府把這些界定為基本公共服務，公民就應該享受到這些服務，這個對于解決居民收入差距太大、城鄉不平衡都有益處，因此一個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一個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和標準的提高，這方面我們需要做很多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和我們的市場經濟的基礎制度安排有比較大的關系，例如知識產權，與環境、質量、安全等監督管理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度的建設，實際上就是市場秩序。這些制度在經濟發展初期的確不是很重要，但是到了現在這個階段，如果沒有這些基礎的安排，國民經濟的質量就提不高，發展方式就轉不過去。

經濟觀察報：這次會議以后，體制改革開始被看成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最充滿想象空間的因素。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社會領域很多發展都得益于制度的變革，隨后又進入到人口紅利時代，這次提出諸多體制改革的目標，這是否意味著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將從“人口紅利”時代回歸到“制度紅利”時代？

張軍擴：過去我們壓抑了很多生產力，通過制度改革，生產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釋放，不過現在不是生產力被壓抑的問題，而是說這一套制度能否為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有效的支撐，我更愿意用“制度保障”來形容，因為如果弄不好，經濟就有可能上不去。

要注意的是，下一階段，我們面臨的問題和過去是不一樣的。例如現在討論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過去支撐我們從低收入走向高收入的制度安排和發展戰略已經不足以支撐我們從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要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就需要一些制度性的變革，如果沒有這些制度變化，過去30年經濟快速增長的勢頭就很難持續，不僅這些勢頭很難持續，而且我們現在面臨的很多問題和矛盾都可能會變得更加復雜和尖銳，社會的和諧穩定很難保持。

所以現在很難講這個就叫做紅利，我認為更重要的是為我們下一步的發展奠定一個好的基礎，所以我覺得稱之為根本保障會好一些。

周天勇：下一步的體制改革可能和上次有些不一樣，上一次我們講“制度紅利”，是因為體制改革給每個人都帶來利益，我覺得那個時代過去了，而且不會再重復了。

如果要講下一次 “制度紅利”，我認為不會像以前，制度變革以后基本上誰的利益都不受影響，所有人得利益的過程，而新的“制度紅利”可能帶來利益重新分配的結果。比如說國有、金融壟斷行業的改革，如果改革能夠推動，收入就會更加公平，低收入的人就會得益，但是國有壟斷這塊兒的利益就會受到影響。

汪玉凱：這種說法我只同意一半，因為“制度紅利”是在任何時候都可能存在的，它和人口紅利不一樣，人口紅利只是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下存在的，“制度紅利”只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創造好的制度環境，什么時候都有可能。

我們過去也曾經經歷過 “制度紅利”的時代，過去我們大膽的放棄計劃經濟，走向了市場經濟，并建立起一整套制度，從建立到逐步完善，我認為我們都處于“制度紅利”時代。

現在的問題就是僅僅建立市場經濟制度是不夠的，一方面市場經濟制度本身需要進一步完善；另外一方面約束市場經濟制度的其他諸如行政、政治制度還遠遠不到位，所以從這點來看，上述我不能完全同意。未來如果與市場經濟相關的行政、政治體制改革能有比較大的推動，“制度紅利”重啟的日子指日可待；但是未來如果這方面的問題不能得到解決，這種扭曲的狀態還一直存在的話，我認為不僅期望不到“制度紅利”的到來，反而會帶來更嚴重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這次會議的提法是“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怎么看待這種表述？

汪玉凱：這次全會對政治體制改革在提法上與以往并沒有大的區別，現在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不是如何說，關鍵是如何去做，說的方面我認為我們在十七大報告里面已經講得很明確了，政治改革主要講到四個民主，叫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還講到保障老百姓四種權利，叫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等，這些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和方向說得已經比較清楚了，但是這方面推進的度還是有限的。

因此現在關鍵是實踐的問題，例如哪些領域可以進行民主選舉，程序是什么，需要示范、然后推廣，就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把說的兌現，哪怕是把其中一部分兌現，這是給大家信心的最重要的體現。

《經濟觀察報》：未來五年我們最有可能看到的政治領域的改革將出現在哪些方面呢？

汪玉凱：我認為可能會出現在下面幾個方面：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強人大、政協的作用；進一步提高國家決策的公正、公平和正義；再就是加大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加強依法執政，加大對政府權力的監督，我認為這些是未來有可能見到的或者是可操作的，其中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可以適度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