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在革命的風暴中忙碌了好一陣子，吳敬璉的肺病又犯了，只好再次住進學校的療養院。在這里，他認識了一個長相嬌小而秀氣的女病友，名字叫周南。

周南是云南人，與吳敬璉同齡，比他小9個月，就讀于金陵女大的教育系學前教育專業。他們的長女吳曉蓮在《我和爸爸吳敬璉》一書中這樣描述這對青年人的戀情—當時，兩人都是金陵大學的學生。大學生們下鄉參加“土改”時，吳敬璉因生病不能去，而周南參加“土改”回來后，也因發燒住進了療養院。周南在療養院一直發燒，肺炎轉成了肋膜炎，吳敬璉時常過去安慰她說“別著急，我給你唱歌聽”，兩人就這樣熟悉了。周南聽當時經濟系的同學說吳敬璉學習特別好，記憶力超凡，據說能背下整本《資本論》，這令周南對吳敬璉傾慕不已。周南的一個閨友勸她說：“你看吳敬璉那樣，病懨懨的樣子，你想以后做寡婦??？”周南說：“我還是喜歡他，我就是覺得他特別有才?！?/P>

吳曉蓮后來問周南：“您就是聽人家這么一說，有沒有親自考考他，看他是不是真的能背？”周南答：“沒有。我又沒有看過《資本論》?！眳菚陨徳谧约旱臅懈锌f，也就是在那個年代，一本《資本論》就能打動一個女人的心。不過有趣的是，到了晚年，吳敬璉在口述史中證實能否背誦《資本論》一事時說：“沒有：這事兒是傳聞，言過其實?！?/P>

盡管能背整本《資本論》是一個“言過其實”的傳聞，不過，吳敬璉激進的思想、優異的成績、善解人意的個性，當然還有俊朗的外形，顯然還是深深打動了姑娘周南的心。

1952年9月3日，22歲的革命青年吳敬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不久，全國大學進行大規模的院系調整，吳敬璉所在的金陵大學經濟系被并入了上海復旦大學。在這里，給他上二年級政治經濟學課的是剛從中共人民大學受過蘇聯專家培訓的教員蔣學模。蔣后來成為當時全國最著名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授，他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材》沿用了幾十年，據稱先后發行了1 800多萬冊。蔣學模對學生時期的吳敬璉印象非常深，在幾十年后的一次聚會中，他指著吳敬璉，用一口濃重的寧波腔說，“他是我的好學生”。也是在復旦的班上，吳敬璉與一位名叫周叔蓮的同學十分投緣，這一緣分后來延續了一輩子。

1953年，吳敬璉和周南大學畢業。南京的周南留校當了助教，上海的吳敬璉竟又掉了“鏈子”，他被檢查出肺病未愈，不能分配工作，只好留在學校的康復樓里又乖乖地養了一年的病，兼任康復樓團支部書記。以他當時的身體狀況，實在很難想象，在后來，當他80歲的時候，居然還能站在講臺上連續講課3個小時。

1954年，吳敬璉終于拿到了畢業證書。他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這是當時中國研究經濟學的第一重鎮。當然，比吳敬璉更高興的人還有一個，那就是鄧季惺，因為寶貝兒子又回到了她的身邊。不過，這時候的吳敬璉已經讓她覺得越來越“陌生”。有一次，吳敬璉對母親說：“你以后不要坐沙發了?！编噯枺骸盀槭裁茨?？”吳答：“無產階級都坐凳子，為什么要坐沙發呢？”還有一次，吳敬璉公開表示，“一個人不應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過慣了優裕生活的鄧季惺和陳銘德都瞠目結舌，不知道如何應答。

進了經濟所，吳敬璉仍然是積極分子，他當上了首任團支部書記。

當時的經濟所不到50個人，據吳敬璉的回憶，“沒有什么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它的前身是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央研究院社會調查所，創所所長陶孟和，是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博士，從事近代經濟史、政治制度的研究，正是他，在全國解放后把全所從南京帶到北京，中科院成立后，他升任副院長。代理所務的巫寶三是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從事經濟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副所長嚴中平，畢業于清華大學經濟系，后留英進修，是近代紡織史方面的專家，顯然，他們的知識背景及結構，已經無法適應計劃經濟的理論需要。吳敬璉去報到的時候，代所長是狄超白，他是30年代就入黨的老黨員，早年從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1953年被派進的第一位黨員所長，其余人中，唯一一個懂些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是胡瑞梁，他早年在蔣經國的贛南干部訓練班上，教過《資本論》?；蛟S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黨組織需要急迫地往這里注入年輕的血液，從1953年開始，陸續有一些新人進入了經濟研究所，周叔蓮就是這一年分配到經濟所的。1954年，與吳敬璉一起分配到經濟所的有8個大學畢業生，其中包括張卓元、利廣安、黃范章、劉厚成等人，吳敬璉是兩名黨員之一。第二年，又有一位叫劉國光的蘇聯副博士從莫斯科經濟學院國民經濟計劃教研室畢業歸來—他是1951年被社會調查所派出學習的。新的經濟研究團隊就這樣漸漸構筑起來了，這些人日后均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支柱。①

1955年，吳敬璉和另一位年輕的研究實習員烏家培被派去給蘇聯經濟學家阿·畢爾曼當助手，學習國家財政和企業財務問題，這是他第一次與世界級的學者近距離地接觸。畢爾曼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是蘇聯顧問團中主要的財政專家。他所創作的《蘇聯國民經濟各部門財務》（1953年出版）是蘇聯教育部審定和推薦的這門學科的第一部教科書。在中國期間，他幫助建立了蘇式財務管理模式，一直到2000年前后，中國不少領域—譬如交通產業、物資流通產業的財務運作體制，仍然是畢爾曼當年所設計的。

那段時間，吳敬璉和烏家培天天跑到國務院各個經濟主管部門的財務司，去抄寫歷年的財務報表，而他向畢爾曼老師學習的是“盧布監督”的理論。

所謂“盧布監督”，就是強化經濟核算制，對原材料和產成品均定價算賬，用貨幣來考核。加強盧布監督，正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蘇聯經濟改革發出的第一個信號。在日復一日抄寫財務報表的日子里，吳敬璉的內心第一次閃過了隱約的困惑，因為他發現，現實中的經濟運行與蘇聯教科書上光彩絢麗的圖畫相比，實在有不小的差別?！坝杏媱澃幢壤钡睦硐肱c設計看上去非常的圓熟，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地區之間、部門之間、生產單位之間，以及各個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矛盾和沖突卻無處不在，各種比例經常失調。而這種狀況似乎在計劃體制下是無法調和解決的。

甚至連他的老師畢爾曼也對蘇式管理有自己的反省。薄一波在他的回憶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便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1956年年初，中國在農村推行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在一次談話中，畢爾曼發表了一個意見，認為在處理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問題上，中國不要學蘇聯。他說，蘇聯通過稅收動員的資金不到預算收入的10%，主要是通過價格向農民索取積累。這樣做，雖然政治上很漂亮，但經濟上帶來的問題很多?，F在中國“業務部門的同志有一種傾向，就是盲目地重走蘇聯走過的路。這樣可能會走彎路，造成損失”。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專家對自己的經濟模式公開提出質疑，這在當時是十分罕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