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三：不為公眾所知的改革(4)

有意思的是，陳文鴻文章所引用的數字，幾乎全是摘自內地或者特區報刊公布過的。陳文鴻通過對這些數字的邏輯推理和估算來得出結論。例如，陳文鴻實際上是根據深圳公布的1983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和人口總數來推算出深圳市的人均社會購買力高達4 170元人民幣的。而在同一時期，上海的人均社會購買力為912元，北京為896元，廣州為504元。深圳比上海、北京高出三四倍，比廣州高出7倍多，這顯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因此，陳文鴻得出結論認為，深圳的市場繁榮，主要是靠內地顧客來維持的。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內的經濟學家還多以概念和定性分析見長，而陳文鴻的文章雖然簡單，但卻是“讓數據說的話”。所以，文章雖然沒有涉及到深圳特區的性質，但卻提出了讓那些關注深圳特區性質的人備受鼓舞的問題與結論。而且，讓人耳目一新的文章風格在那個時候肯定是最具殺傷力、影響力和傳播價值的。于是，文章一經發表，引起嘩然。如果是身處互聯網當道的今天，陳文鴻的名字定會紅遍中國大江南北。

其實，根據我的記憶，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不僅僅是陳文鴻，其他一些經濟學家也對深圳特區有過相似邏輯的批評。這讓我想起1992年9月我初到英國薩塞克斯大學時與華大偉教授的一場對話。華大偉教授不幸在2007年8月病逝于英國。我之前曾經提到，華大偉先生當時正在從事關于中國特區和沿海發展戰略的研究。我到了薩塞克斯大學之后就去辦公室找他。他對我說，他正在為世界銀行準備一份評估深圳特區的背景報告。他還拿出了一些他寫就的相關文章，希望我能幫助他收集一些資料和數據，同時也能參與他的項目。我問他對特區的基本評價是怎樣的。他直截了當地說，經濟特區是一個扭曲的環境，它像磁石一樣把內地的資源吸引過去，短時間里發出耀眼的光芒。

正在這個時候，成都《經濟學消息報》的主編高小勇先生與我聯系，希望我在英國期間能為《經濟學消息報》寫點評論文章或者開一個專欄。我答應了他并開始動手寫一些評論。有一次我對華大偉建議，也許我可以把他關于深圳特區的文章編譯出來，在報紙上發表。于是，《經濟學消息報》不久便在第一版發表了華大偉的文章，題目是《發光的并不都是金子》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華大偉教授說這是他在中國的報紙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那應該是1993年的春天。

華大偉教授的觀點，當時的我并不十分同意。我認為他總是無法擺脫西方主流的概念和框架來審視中國，因而在研究中國問題上總是比較傾向批評中國。不過，他對中國非常友好，批評顯然也是善意的。因此，我們彼此之間從那時候起就成為了很好的朋友。每年我們會在中國和英國多次見面。我還策劃并幫助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編輯出版過一本他的研究文集《中國的開放經濟》。只是我們之間并沒有任何研究上的合作。

總之，在深圳特區建設的最初階段，尤其是特區的試驗在黨內和政治上還有不同意見的時候，深圳遭遇到這些來自學術界的批評自然就備受關注了。在這種背景下，1992年1月，鄧小平再一次來到深圳，發表一系列針對深圳特區試驗的講話，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在這之前的那場爭論的火藥味。

1992年1月19日，鄧小平再次到深圳。他在深圳參觀過程中說：“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P>

1月23日，鄧小平在深圳開往珠海的快艇上還說：“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不是右而是‘左’?！蟆瘞в懈锩纳?，好像越‘左’越革命?！蟆臇|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樣就不會犯大錯誤，出現問題也容易糾正和改變?！?/P>

鄧小平最后說：“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P>

不搞爭論，那是政治上的務實和策略。但爭論的過程確實讓更多的人去思考了這樣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局部性的改革和試驗改革，盡管有其策略性的意義和價值，但的確會產生局部與整體經濟體制的落差，如果處理不當，將引發普遍的“尋租”現象。事實上，在一些經濟學家批評深圳特區的管理體制時常常會用發達國家的“企業區”或是國際上流行的“出口加工區”作為參照組。深圳特區在當時顯然已經超出了“出口加工區”的概念，也不再是完全封閉的管理體制。不僅如此，深圳特區還在鼓勵和促進與內地省份以及內地企業的經濟聯系（所謂“內聯”）上大做了文章。 
根據谷書堂主編的《深圳經濟特區調查和經濟開發區研究》一書在深圳所作的調查，所謂“內聯”，是指經濟特區與內地各省、市，各部門、各企業在經濟上或技術上的聯合。它主要是采取雙方在特區共同投資、聯合辦廠、開店等方式，達到共同開發和建設特區的目的。毫無疑問，由于特區的政策和體制優越，內地的企業和政府有足夠的動機來深圳投資辦廠和開設經營窗口，同時也為深圳建設提供了資金、熟練勞動力以及管理型的人力資本。根據調查，在當時，深圳的總投資當中有20%的資金實際上是來自內地的。這本來是一個想推動深圳特區與內地省份經濟聯動的善意想法，但也不可避免地誘導出了越來越嚴重的內地企業利用深圳特區尋求“直接非生產性尋利”（UDP）現象。

1994年春節前我離開了英國薩塞克斯大學，走前我提交了一篇研究論文The Social Costs of Special Privileges in China，這篇論文從理論上討論了特區政策扭曲的社會成本。該論文的中文版后來收錄在我寫的《特權與優惠的經濟學分析》一書中。

我清楚地記得，1993年我還在英國薩塞克斯大學時，我的同事陳志龍教授也參與到華大偉教授的研究項目中，并受邀專程前往英國考察“企業區”，了解英國一些老工業地區實施特殊政策待遇的“企業區”（類似于我們的“開發區”）的體制和管理模式。后來他回到上海寫了不少內部研究報告遞送到政府部門。也就在這個時候，中央政府醞釀多時的關于繼續擴大開放地區的一系列政策也出臺了。在我的印象中，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早期那種備受關注的尋租現象逐漸消退了，說明在深圳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特區試驗所產生的局部扭曲效應基本消除，更大范圍和地區的體制趨同在加速發生著。

第一章莫干山上論戰價格改革

莫干山會議

雙軌價格的經驗

關于雙軌制的爭論與“配套改革”動議

價格雙軌制：是奇跡還是神話

第二章巴山輪會議

“巴山輪會議”上的經濟學家

1985年的通脹辯論

“巴山輪會議”的七大論題

中國經驗的理論貢獻

第三章特區試驗場

試驗改革的回聲

創立特區的政治經濟學

特區的制度試驗

特區為什么會遭遇經濟學家的批評

特區與沿海開放戰略：空間經濟學的視角

特區的使命

第四章分權與增長

向地方分權有多重要？

分權的政治

1978年以后的財政分權

分權財政告訴了我們什么

第五章重建金融

重建銀行

非銀行金融機構

外資銀行

金融市場

民間借貸市場

中國金融體制的特征

中國經濟的貨幣化進程

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熊彼特可能錯了嗎

小結

第六章一場錯了再試的改革

“試錯”的開始

再試再錯的改革：承包國有企業

改制

地方試驗

雜交的制度：新國企的出現

試錯的遺產：“央企”的形成

我的工業研究

附錄

蘇聯悖論——讀蓋達爾《帝國的消亡》

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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