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三：不為公眾所知的改革(1)

作者，張軍。本書作者作為一名知名的經濟學家和經濟研究學者，以置身其中的姿態和旁觀者的清醒視角，回顧了30年來中國改革過程中的眾多影響深遠的事件和人物。作者選取了改革進程中的幾個時間點，將視線投向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金融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改革中最為重要的幾個方面，以回顧和研究的方式，向讀者展現了未曾被清晰揭示過的改革內幕。而這其中最為隱秘的，莫過于眾多中國經濟學家的成長和沉浮，他們又是和那最耀眼的事件渾然一體的。本書將揭開這些不被大眾所知的事件背后的力量。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定價：39.00元

類型：經濟

第一章莫干山上論戰價格改革

莫干山會議 

第二章巴山輪會議 

“巴山輪會議”上的經濟學家  

第三章特區試驗場 

試驗改革的回聲 

第四章分權與增長 

向地方分權有多重要？ 

第五章重建金融 

重建銀行

第六章一場錯了再試的改革 

“試錯”的開始

第三章

特區試驗場

鄧小平先生于24年前說過這樣一段話。他在1985年8月1日會見日本公明黨第十三次訪華代表團時說：“前不久我對一位外國客人說，深圳是個試驗，外面就有人議論，說什么中國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變，是不是我否定了原來關于經濟特區的判斷。所以，現在我要肯定兩句話：第一句話是，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第二句話是，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試驗。這兩句話不矛盾。我們的整個開放政策也是一個試驗，從世界的角度來講，也是一個大試驗?？傊?，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是堅定不移的，但在開放過程中要小心謹慎。我們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一定要保持謙遜態度?！?/P>

今天的經濟學家也都這么說，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的改革應該解讀為一場大規模的社會實驗和制度變遷過程。這話聽起來是很震撼人心的。但是，對于三十年前的中國領導人而言，制度變革并不是一個可以事先設計得當的試驗，沒有人對此有足夠的知識準備。而當改革的領導人鄧小平決定把一個臨近香港的南方小鎮辟為中國整體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試驗場的時候，迎來的還多半是阻力、懷疑、挑戰和指責。于是，這才有了上面鄧小平先生有所針對的那段話。

三十年來盡管風雨坎坷，深圳作為中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也確實是名副其實的試驗場。它有1979年第一個引進香港“外資”興辦的來料加工企業；它有1981年在蛇口第一個采用的建筑工程招標制度；它有1983年向社會公開發行（IPO）的全國第一張寶安聯合投資公司的股票；它有1985年成立的第一個外匯交易中心；它有1987年第一個土地使用權的拍賣會；它有全國第一個勞動力市場和工資制度的改革；它還有1990年第一個探索出的國有資產三級授權經營的模式；它是建立勞動服務公司和實行勞動就業合同制的第一個嘗試者，是最早進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區域，也是實行黨、政、企業分離，廢除干部職務終身制和引進招聘上崗制度的先鋒。

1987年春，我有機會與我的同學一行四人坐火車南下，去了廣州、深圳和珠海。那個時候，作為經濟特區，深圳和珠海并不是可以隨便進去的，出發前我們在上海辦理好了去深圳和珠海的手續。珠海留給我的印象并不深，但深圳給我的印象很深刻。當時深圳已經出現了一些現代化的建筑和購物中心，我們從深圳大學那里還搭乘小巴車去了蛇口工業區參觀。20世紀80年代去深圳的人都想方設法要去一趟地處山區的所謂“中英街”?！爸杏⒔帧笔窃谏愁^角鎮上的一條小街，一邊歸屬香港，一邊歸屬深圳。有意思的是，在“中英街”，內地人跨到街道那一邊的香港商店里，內地的警察是要喊他們出來的，因為內地人被允許逗留在“香港”的時間是有限的。我記不得我們編造了什么理由到深圳公安局拿到了去“中英街”的通行證，只記得我在“中英街”買的一塊香港的布料至今還在鎖在家里的衣櫥里，不知道該派什么用場。

特區的制度試驗

我清楚地記得，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包括在90年代初的一段時間里，總能聽到一些聲音，特別是經濟學者對深圳經濟特區的比較負面的評價和批評，甚至種種批評涉及到中國的政治以及意識形態問題，以至于中央領導人得出來發表意見平息這些公開的爭議。不過，對這些問題的記述我準備放在下一節進行。當然，我在下一節要記述的主要內容還是集中在經濟學家之間的研究和爭議上。而在本節，我想討論一下深圳的試驗在挑戰原來的計劃管理體制和試驗新的體制方面所作的貢獻。在我看來，這個貢獻應該是深圳特區對中國經濟轉型的最大貢獻。而有意思的是，三十年來在對深圳的批評和質疑中大多數針對的卻是它的產業結構和增長模式，忘卻的是它在體制試驗上的貢獻。

在我自己的書柜里藏有多本關于深圳特區的研究著作。除了《中國經濟特區史略》之外，還有一些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版的書籍，這些書籍大多數是寫于80年代初，內容是調查和總結深圳特區在體制改革和試驗上的經驗。很多我的學生曾經在我的書柜里發現這些有關經濟特區的文獻資料時都會覺得奇怪，當時我怎么會對經濟特區感興趣呢？其實，在復旦大學讀書期間，我并沒有把深圳特區作為我的研究項目，一直到了90年代初前往英國薩塞克斯大學之后，才對經濟特區試驗和沿海發展戰略有了一些接觸，因為當時我的指導老師華大偉（David Wall）先生正在從事關于中國經濟特區和沿海發展戰略的研究?？傊?，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參與經濟特區和沿海發展戰略研究項目的機會，我才收集了一些早期的研究文獻?，F在看來，調查和記錄深圳特區體制創新試驗的文獻是非常珍貴的資料。

我想，在當時的政治和經濟局限下，深圳特區的建設一開始就必然受到整個經濟管理體制的制約。盡管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廣東省制定了特區條例，但要執行這個條例，則需要創新體制，打破原來的管制，需要得到特區之外的舊體制在很多方面的容忍、讓位和配合。深圳仍然要與它的上級主管部門，乃至中央部委打交道。所以，深圳在經濟管理體制上進行的種種變革和對新體制的試驗一開始就對中國經濟改革有了全局性的價值。事實上，到了今天深圳依然算是中國最市場化的經濟體，像華為、中興和萬科這樣的公司出現在深圳而不是上海，一點都不奇怪。

深圳在經濟管理體制上的改革和創新涉及很多方面。首先它需要創新融資制度；需要改變原來體制的投資管制；需要引入競爭機制；需要改革外匯管理體制；需要突破原來的土地管理和經營模式；需要允許和建立勞動力市場；需要政企分開；需要改革和建立新的行政官員治理；需要有地方的立法權；需要改變計劃經濟的工資決定和福利分配機制；需要改變商品的計劃定價體制；需要引進新的激勵模式。而深圳在這些方面對新體制的試驗對中國其他地區的經濟體制改革和開放進程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我們今天在中國經濟中觀察到的許多新體制和新規范，幾乎都能在二十五年前的深圳找到它們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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