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二：不為公眾所知的改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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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1

張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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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輪會議”的七大論題

在“巴山輪會議”上，經濟學家們重點討論了宏觀管理的理論和國際經驗，從概念上厘清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改革的目標以及經濟調控的手段等。會議最后形成了七大專題報告，它們分別是“目標模式和過渡步驟”、“財政政策與宏觀管理”、“貨幣政策和金融體制的改革”、“收入政策與宏觀管理”、“經濟增長與投資問題”、“通貨膨脹和價格問題”以及“實現宏觀經濟間接控制目標的一個重要前提”。

沒有必要全面介紹這七個專題的討論內容，需要重點回顧的是其中兩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因為這兩個問題可能對中央的決策形成在實際上產生了影響。第一個問題是改革的目標與戰略方式，也就是改革的目標模式和朝市場經濟的過渡步驟?？茽杻冉淌谠谶@個問題上給出了有意思的概念構造。

他把協調機制區分為兩種類型：行政協調和市場協調。每一種協調機制又可分為兩種具體的形態。于是就有了直接的行政協調（1A）、間接的行政協調（2A）、沒有控制的市場協調（1B）和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2B）。這個概念組合對當時的中國經濟學界有非常大的影響，而且在會議上，大多數學者都沿用了這個概念組合并且原則上同意2B應該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與會學者還一致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要達到這個目標，還需要較長的時間。因為中國的改革起點不是1A，而可能是半個1A。用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的話說，中國從1A向2B的過渡將是再一次的長征。

關于過渡的方式，討論主要集中在“一攬子改革”上。與會的國外經濟學家都比較強調“一攬子改革”的重要性，認為改動經濟體制是不能零敲碎打進行的，改革需要整體配套。根據郭樹清和趙人偉整理出來的報告來看，會上的代表多次強調了價格改革的迫切性，主張要盡快設計推出以價格改革為核心的配套改革方案。包括托賓、瓊斯等在內的經濟學家還提出，等價格改革成功之后再逐步推進資本市場和外匯的改革，而那是10年之后的事情了。托賓的這番話曾被解釋為“中國10年內不要搞資本市場”。而且這番話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學家之間關于中國資本市場的辯論中，多次被吳敬璉教授引用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這個意見對1988年6月初中央政治局會議形成的價格和工資改革的“闖關”決定應該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巴山輪會議”上的討論對中央的決策可能產生了影響的第二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判斷當前的宏觀經濟態勢以及如何實施宏觀治理的政策。會議上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出現了過度需求，用托賓的話說，這么多經濟思想并不一致的第一流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作出了相同的診斷，這一情況說明中國政府應當對此給予充分的重視。

如何治理過度需求的問題自然成為會議討論的一個重要話題。多數經濟學家也一致地認為中國應該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和緊縮的貨幣政策（所謂“雙緊方針”），并對中國銀行體系的現狀和中央銀行的職能等技術性問題給予了比較多的改革建議。

此外，會議上還特別針對收入分配的政策進行了研討，這是因為在當時，工資上漲和消費基金的膨脹蔓延正成為中國經濟學家關注的熱點問題。

科爾內教授指出，經濟改革有很多風險，主要風險之一就是要求增加工資的壓力過強，如不能正確處理，可能帶來嚴重的問題。托賓的意見是，工資上漲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會導致工資（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他給出了一個教科書上的公式：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物價上漲率等于名義工資增長率與勞動生產率增長之間的差額。他認為，政府必須控制名義工資的過快增長，上述公式應該掛在經濟主管機關辦公室的墻上，時刻不忘。

在開始改革之后，特別是從1984年下半年開始，中國的工資增長和消費基金膨脹的局面迅速蔓延。在1985年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組織的大型調查中，獲得了1984～1985年間工資上漲和消費膨脹的實際信息。根據這一調查報告，“1984年勞動生產率提高了7.8%，國民收入增長了12%，而城鎮居民工資性收入增長了22.3%，包括農村居民在內的全體居民貨幣收入額增長了25.3%，社會集團消費中行政管理費支出增加了38%。我們調查的城市消費基金增長高于全國水平。這種城市居民消費、農村居民消費和社會集團消費三者同時大幅度上漲的現象是建國以來罕見的。1985年，三種消費基金還將比去年再增加800億元。我們面對的是消費基金的全面膨脹”。

該報告還調查了消費基金膨脹的特征。根據調查發現，消費基金膨脹的主要表現包括：（1）企事業單位超發獎金、濫發實物、隨意增加津貼、擴大浮動升級；（2）“賬外灑漏”：即單位通過“賬外”方式發放和增加各種職工收入。如套取現金、公款私存、利用勞動服務公司作為小金庫、對外承包等；（3）國家用于職工福利、物價住房補貼以及其他轉移支付的基金迅速增長。這就導致中國的實際工資成本（勞動力價格）迅速上漲了。在當時，賬面工資占總成本的比重不到10%，但加上各種福利支付和補貼，工資性支出比重則達到了15%以上，超過了日本 13%和前蘇聯15%的水平。
由于消費基金的膨脹轉入更加隱蔽以及采用“體制外”的支付方式，造成國家統計局對企事業單位的工資總額的統計數據產生嚴重的向下的誤差。調查報告中對國家統計局的工資總額的統計數據與來自銀行的工資性現金支出數據進行了核對，結果發現兩者之間的缺口在1984年以后跳躍性地擴大了。

那么，怎么控制工資的過快增長呢？在“巴山輪會議”上，布魯斯提出，單純使用經濟手段難以保障工資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正確關系，需要考慮采取必要的行政干預。托賓也主張，中國政府不能馬上放棄行政的控制。他甚至建議把目前由銀行監督工資總額發放的辦法逐步改成控制每小時工資水平的辦法。也有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當前使用的對超額發放的工資實行征稅的政策應該嚴格執行。但是，總體上，與會的國外經濟學家認為，在西方，由于工會組織和其他因素，政府控制工資過快增長的經驗并不多。但是大多數經濟學家不主張把工資與物價掛起鉤來，這種“收入指數化”的主張在會議上沒有得到認同。

從1985年的情況來判斷，大多數經濟學家大大低估了中國非國有部門的擴張以及勞動力跨部門和跨地區流動的發展速度。實際上，中國的工資增長過快和消費膨脹的問題最終是在非國有部門的崛起與勞動力自由化的過程中得到解決的。不過，這些問題在當時的“巴山輪會議”上似乎還沒有人能預料到。

但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于1985年組織的那場大型調查報告對中國如何解決工資增長過快與消費基金膨脹的問題卻超前地作出了重要預測。這份由李峻和夏曉汛負責執筆的調查報告《消費膨脹：改革與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在結束部分這樣寫道：“在當前宏觀失控局面未扭轉之前，為了鞏固現有的各個成果，并為進一步改革創造機會，對消費基金加強行政管理約束是必要的，但這不是我們的目標。就中長期來看，對勞動力價格的管理從僵硬的計劃管制下解放出來，開放勞動力市場，把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潛能釋放出來，由市場機制——勞動力的供求關系來決定相對工資水平，從機制上抑制勞動力價格上漲趨勢，把國家從煩瑣的具體工資標準的設計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從事宏觀分配政策和工資基金總量的管理，是改革的方向?！笔聦嵶C明，今天倒是真的做到了。

第一章莫干山上論戰價格改革

莫干山會議

雙軌價格的經驗

關于雙軌制的爭論與“配套改革”動議

價格雙軌制：是奇跡還是神話

第二章巴山輪會議

“巴山輪會議”上的經濟學家

1985年的通脹辯論

“巴山輪會議”的七大論題

中國經驗的理論貢獻

第三章特區試驗場

試驗改革的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