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二:不為公眾所知的改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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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軍。本書作者作為一名知名的經濟學家和經濟研究學者,以置身其中的姿態和旁觀者的清醒視角,回顧了30年來中國改革過程中的眾多影響深遠的事件和人物。作者選取了改革進程中的幾個時間點,將視線投向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金融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改革中最為重要的幾個方面,以回顧和研究的方式,向讀者展現了未曾被清晰揭示過的改革內幕。而這其中最為隱秘的,莫過于眾多中國經濟學家的成長和沉浮,他們又是和那最耀眼的事件渾然一體的。本書將揭開這些不被大眾所知的事件背后的力量。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定價:39.00元
類型:經濟
第二章巴山輪會議
“巴山輪會議”上的經濟學家
第三章特區試驗場
試驗改革的回聲
第四章分權與增長
向地方分權有多重要?
第五章重建金融
重建銀行
第六章一場錯了再試的改革
“試錯”的開始
第二章
巴山輪會議
在中國,一提到“巴山蜀水”,人們自然就會想到三峽。三峽兩岸崇山峻嶺,懸崖絕壁,風光奇絕。
在24年前,即1985年9月2日,它該是我剛剛開始碩士研究生第一堂課的時候,在這段屬于長江三峽的江面上,有一條游船,它緩慢地從重慶駛向武漢。而在這艘當時屬于交通部的長江游輪“巴山”號上,正在舉行著一個由三十余位海內外經濟學家參加的國際會議。會議是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即后來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銀行聯合舉辦的。會議的全稱是“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但人們還是習慣于把這個會議簡稱為“巴山輪會議”。
會議結束后共整理出了七個重要的專題。但實際上,船上的經濟學家討論的問題主要就是一個:中國應該怎樣調控正在經歷通貨膨脹的宏觀經濟。在24年前,我們的政府和我們自己的經濟學家對轉型中的宏觀經濟及其治理的知識都準備不足。這些問題在“巴山”號輪船上討論了整整一周時間,于9月7日在武漢正式結束。
24年后的今天,如果你在Google上搜索“巴山輪會議”,至少有25 800條關于它的信息,而且大多數是2005年“巴山輪會議”召開二十周年的時候,一些當時參會的中國經濟學家對它的紀念、回憶以及后人對它的評價。的確,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頭幾年,特別是1982~1987年這段時間,思想和學術領域非?;钴S,不僅學者們積極參與中國的改革策略的研究,而且政府積極推動與支持,是雙方互動最好的一段時間。
回首往事,中國經濟改革和開放以來,幾乎沒有一場學術性的經濟討論會,像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和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那樣,讓經濟學界那么記憶深刻,讓與會者至今都津津樂道。而且,如果說“莫干山會議”推動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那么“巴山輪會議”則啟蒙了中國的宏觀經濟管理。當然,這兩次會議都無一例外地改變了一群年輕人的命運。
“巴山輪會議”上的經濟學家
我們先說到底都是哪些人參加了此次“巴山輪會議”。我的手頭從1990年開始就一直保留著一本書,書名是《宏觀經濟的管理和改革——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言論選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編,事實上這本書可能是由出版社公開出版但又僅限“內部發行”的唯一一本關于“巴山輪會議”的詳細資料。這本資料由經濟日報出版社于1986年6月出版。這在之后,1987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發展室編輯出版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巴山輪“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文集》,這是一本公開出版發行的文集。
這份資料在今天看來是非常珍貴的。它收入了“巴山輪會議”上討論并由中國經濟學家整理出來的7個專題報告和13位中外經濟學家的專題發言。在書的封2上還插有一幀中國領導人在中南海會見與會11位國外經濟學家的彩色照片。從照片上可以清晰地辨認出不少經濟學家,盡管我只與其中的一部分經濟學家后來有過見面的機會。從照片上看出,中國的經濟學家薛暮橋、馬洪、高尚全、劉國光等參加了會見。而受到領導接見的國外的經濟學家當中,我能很容易地辨認出美國耶魯大學的托賓(James Tobin)教授、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Janos Kornai)教授、世界銀行駐華辦事處首任主任林重庚(Edwin Lim)博士以及當時在世界銀行任職的英國經濟學家伍德(Adrian Wood)教授。
我并沒有見過托賓教授本人,只是見過他的照片,熟悉他的形象。他是198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于2002年離世。當年他在“巴山輪會議”上的言論格外引人注目。而科爾內教授在中國經濟學界的名聲甚旺,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這段時間里。他的《短缺經濟學》 (Economics of Shortage)是20世紀80年代極少數能夠讓我們看到如此高超的分析能力的經濟學著作,它甚至影響了中國新生代經濟學人頭腦中的經濟研究范式。我清楚地記得,在20世紀80年代初,《短缺經濟學》還沒有被翻譯成中文出版之前,就在很多大學的經濟學研究生中被廣泛復印和閱讀了。隨后他的其他著作也陸續在中國被翻譯出版。而我與科爾內教授則有過多次見面的機會,一次是1998年9月,在中國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之際,他應經濟科學出版社的邀請來中國參加其著作《短缺經濟學》紀念譯本1 000本的出版發行活動。那年他訪問了北京和上海,在復旦大學,我邀請科爾內夫婦吃過飯。還有幾次是在哈佛大學,在2000~2001年期間,我曾去他在哈佛大學經濟系的辦公室當面請教他,討論轉型的理論問題??茽杻冉淌诤髞磉€曾委托他的研究助理給我送來了多篇他的最新論文。
而我與英國經濟學家伍德教授相識的時間則更早一些。那是在1992~1994年期間,我獲得英國文化委員會的資助,在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繼續我的博士后項目的研究,當時伍德教授已回到坐落在薩塞克斯大學內的英國“發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工作。我和他經常一起在IDS的餐廳吃午餐。那個時候他正在從事的研究其實就是后來在牛津大學出版的那本《南北貿易、就業與不平等》著作。這本書稱得上是伍德教授最有影響的研究成果。而在這之前,我是在世界銀行組織的一份關于中國國有企業所有制改革的項目報告上第一次看到伍德這個名字。他現在執教于牛津大學,2007年4月,在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研究學院”(Schoo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的揭牌儀式上,我與他作為嘉賓巧合地被安排在第一場報告,同臺演講。
其他出席“巴山輪會議”的國外經濟學家還包括布魯斯(Wlodzimierz Brus,英國牛津大學安瑟尼學院高級研究員)、拜特(Aleksander Bajt,前南斯拉夫政府經濟改革執行委員會委員、斯洛文尼亞藝術與科學院通訊院士)、凱思克勞斯(Alexander Cairncross,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格拉斯哥大學名譽校長,現已去世)、瓊斯(Leroy Jones,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學教授、韓國財政體制改革委員會顧問)、埃明格爾(Otmar Emminger,聯邦德國證券抵押銀行理事長、教授,現已去世)、阿爾伯特(Michel Albert,法國保險總公司董事長、里昂信貸銀行董事)、小林實(日本興業銀行常務董事、調查部主任,現已去世)。
有意思的是,出席“巴山輪會議”的中國方面的人員幾乎都不在大學教書,多半是在政府和學術機構擔任職務的著名經濟學家或官員,也包括了一些初出茅廬的年輕經濟學者。這一方面是因為主辦方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不過,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經濟學的學院派在那個時候還沒有真正形成,盡管“莫干山會議”上已經有不少青年經濟學者嶄露頭角。
如果以當年出席會議者的年齡為序,那么,60歲以上的中方與會代表是薛暮橋(81歲,時任國務院體改辦顧問,2005年7月病逝)、安志文(67歲,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中顧委委員)、童大林(66歲,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馬洪(65歲,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劉國光(62歲,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在這里我要特別提及百歲老人薛暮橋先生,因為他的一本書對我走上經濟研究的道路影響甚大。我在1981年進入復旦大學讀經濟學時看的第一本涉及中國經濟的書就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薛暮橋與鄧小平同年出生,被稱為中國經濟學界的宿將。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1949年建國以后長期擔任中央政府的經濟領導工作。歷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兼私營企業局局長、國家統計局局長、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副秘書長、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等職務。1988年起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1979年,他在“牛棚”和“五七干?!焙馁M11年心血、7易其稿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一書出版,發行1 000萬冊,成為研究中國經濟體制演變和經濟發展的啟蒙教材。2005年3月,他與馬洪、劉國光和吳敬璉4人被授予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
50~60歲年齡段的會議代表是戴園晨(59歲,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楊啟先(58歲,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周叔蓮(56歲,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高尚全(56歲,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吳敬璉(55歲,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干事)、趙人偉(52歲,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卓元(52歲,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陳吉元(51歲,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2003年7月病逝)。
50歲以下的參會者包括了項懷誠(46歲,時任財政部綜合計劃司副司長)、洪虎(45歲,時任國家體改委秘書長)、樓繼偉(35歲,時任國務院辦公廳研究室主任科員)、李克穆(33歲,時任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田源(31歲,時任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郭樹清(29歲,時值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研究生)。
從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先生為《宏觀經濟的管理和改革——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言論選編》這本資料寫的序言中可以判斷,會議從頭至尾都是經過精心準備、組織和設計的。會議得到了世界銀行駐北京辦事處的協助(林重庚博士是當時的辦事處主任)。而且,在今天幾乎不可能做到的是,中國方面的上述參會學者,大概60歲以下的,還分別負責書面整理了會議上國外經濟學家的專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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