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張晶/文

一

當我在三里屯Village的星巴克徘徊了整整三圈的時候，他邀請我坐在對面。

這是北京典型的一個夏日傍晚，再過一個小時，世界杯德國和阿根廷的對決之戰就要打響。這是整個夏天的主題，光線影業的工作人員說起，在此期間，北京電影市場票房下降了30％。三里屯則像一個巨大的磁鐵，吸附著比平日多幾倍的人流，比賽時刻分外鼎沸。

我們隨意地聊起天。這位名叫Kaycee的男孩來自尼日利亞，做貿易生意，在北京待了兩年多依然不懂中文，但這并未帶來任何不便，反倒唯獨對一點非常敏感——因為膚色，人們總會向他投來異樣的眼光。

“不知道為什么，在三里屯能讓我打消這種感覺。就像這些日子到這里看球，悲傷也好，驚喜也好，總覺得有人傾聽”。

二

時光閃回，這里的變化實在驚人。除了老外之外，三里屯南街一度是音樂人的天堂。

在獨立音樂人張瑋瑋的記憶中，2002年韓日世界杯的時候，北京剛剛開始流行在酒吧內看球。那時的三里屯，顯然就是酒吧的代名詞。因為沒有時差不用熬夜，他們就坐在野孩子樂隊創立的河酒吧，共度一個下午或是整個夜晚。

世界杯聚攏了人氣，盡管它不會是唯一的主題。隨之而來的就是三里屯南街的巔峰時期。這里充滿了云南大理的影子，被他們稱作“精神上的療養所”。生意太好了，來這里的人們今宵離別明日相逢，像一場永不停歇的流水席。

最浪漫的記憶，還有無數的外國姑娘們，毅然決然地和那些光頭或長發之間的樂隊主唱、貝司和鼓手們發生的美好故事。留學生姑娘們沒什么錢，從首師大的宿舍一路蹬著自行車到了三里屯，點一杯啤酒耗一個下午，一口口抿著還剩下半杯。到后來張瑋瑋和朋友們就請她們喝酒，很快就成為了朋友。

三里屯南街的酒吧孕育了北京民謠早期的若干樂隊，一些人的名字后來或許聽到，或許不會。那時的三里屯充滿著速度、欲望與變化的活力，張瑋瑋和他的同伴郭龍依然清楚地記得，民謠歌手小河宿醉之后竟一路狂奔，從三里屯跑回了天通苑。

張瑋瑋說，那些年，外國人和北京人之間，互相充滿著神秘感。在三里屯蹲活兒的出租車司機，看到中國姑娘和老外一同搭車，是鐵定拒載的，甚至還有人專門在出租車上貼上條兒，“姑娘們，當和老外在一起的時候，想想當年的八國聯軍”。

三

“非典”成為了“拐點”，一夜間，人們紛紛投身空氣更好的后海，頓時蕭條的三里屯南街即便在非典彌散之后也未能恢復生氣，門可羅雀。沒過多久，政府的重新規劃更徹底打亂了節奏，拆遷的惶惶之聲改變了這里的生態。南街不見了，但男孩女孩、蘭桂坊等酒吧駐扎的三里屯北街依舊燈紅酒綠，品牌店拔地而起，老外還騎著自行車。

說來都是往事，王朔的那些小說里，都飄忽著那時的影子。十年后，三里屯對于張瑋瑋卻成了 “最熟悉的陌生人”。這里融入了太古地產所創立的VILLAGE、潘石屹的三里屯SOHO以及施工中的世茂地產“屯三里”等項目所塑造的現代性景觀。三里屯的主顧漸漸成為錦衣夜行的白領，因“距內城三里”而得名的三里屯，開始成為北京城市生活的新的核心地帶。

出版人楊葵曾經寫到，三里屯這20年，很像一個人的成長，少年時青澀、歡樂；青年時孟浪、激進；而立之年前后的混亂、崩潰；到如今，被人生之苦，以及各種社會現實，教育得浪子歸來，規規矩矩，娶妻生子，建設家庭，成了和諧社會的中堅力量。

幾年間，傳統的老居民大都搬離了這片地區而迅速蛻變為中產階級房東，取而代之的則是以各種名義來到北京的外國人們。到了最近，三里屯周邊的房產中介甚至打出了 “在三里屯便于看世界杯”的幌子。老外們掙著歐洲或北美的工資，租著一間外表陳舊內在敞亮的房子，騎著28自行車飄忽來去，過著“城中城”的波西米亞生活。

“如今在三里屯騎單車的只有兩種人，窮人和外國人”，張瑋瑋跟我說。

的確，這里鮮有北京舊城的情懷，卻從來并不缺乏快樂的空氣。林語堂早就說，北平是寬大的。這種延續至今的氣質表明，北京似乎從來不是單一的京味文化，而是學術的北京、藝術和博物館的北京、有歷史的北京、時尚和消費的北京等交融并備的混雜體。

這種粗糙的格局似乎在三里屯都一一找得到對應，它像是個濃縮的載體，作為華洋共處的休閑之地，混沌狀態從未改變。參與設計三里屯Village和三里屯SOHO的建筑師隈研吾曾經說，三里屯令他回憶起以前的生活，跟東京的青山、六本木很相像——據說六本木這個地方有居住十多年還不會說日語的，外來人的生活自成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