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王小魯/文 黎小鋒目前創作了三部紀錄長片，基本是選擇家庭作為觀察對象的視角和框架。我不知道這是否來自于他的直覺。我相信可能與這些電影有一個合作伙伴賈愷有關。賈是他的妻子，他們組成了一個幸福的家庭，一起創作時也許更樂于從一個家庭的角度去感知社會的秘密。而女性導演的加入，在制作紀錄片時會產生某種優勢。在一般性的文化環境里，女性導演比男性更少侵略性，這樣有助于減少被拍對象心理的壁壘。

黎小鋒畢業于華東師大中文系，后來進入蘇州大學搞電化教育，在那里開始接觸到影像制作。后來他到北師大讀電影學研究生，在那里認識了賈愷?，F在他們都是同濟大學的教師。

《夜行人》

他們完成的第一個紀錄長片是《夜行人》。2001年，他們在積水潭地鐵遇到一對盲人賣唱，看起來不像是夫妻，他對于兩人如何分配收入感興趣，同時也為其中一位女性盲人（鮑大姐）的神色打動，“她臉上的神經透露出倔強的表情，給我一種不服輸不認命的精神，那股勁讓我特別感興趣”。從這里可以看到導演的初衷，并不是立意拍攝一個乞丐如何被社會塑造的故事，他著力拍攝的是一個人如何與自己的命運做斗爭，如何顯示其生命意志的過程。

開始的時候他們遭到拒絕。后來導演愿意為鮑的女兒做家教，她才同意被拍。黎小鋒用自己之前工作的積蓄買了一臺SONY-PD150P，在鮑家附近租了間民房開始拍攝。本片的主要部分拍攝于2003年，一直到2006年完成，跨度為5年。他們的電影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跨度時間長，有的拍攝時間長達8年。這樣的過程可以更加充分地與被拍者進行溝通，如此才能更為妥善地處理素材，同時也更能揭示時間對人世的作用力。這種工作方法在接近客體方面，更為嚴謹、有效。

《夜行人》講述了作為盲人的主婦如何苦心維護自己家庭的故事。鮑大姐白天在地鐵和大街上與人合作賣唱，回家后則有一個輕微“癡呆”的女兒明明等待她的照顧，她要督促她學英語，為她的教育擔心，教導她做人的方法，比如如何防備別人占她的便宜。

除此之外，片子被一個事故貫穿：鮑大姐將自己賣唱所得6萬塊錢借給了她以前單位的廠長，對方賴賬不還，鮑大姐想盡辦法討債。她買了錄音機，把自己和相關人員的對話錄下來，以此作為證據。

這事導致她不再信任別人，但是她心仍是善良的，她有一次又借給了一位貧窮的鐘點工700塊錢，借完后又憂心忡忡，怕對方逃脫，再見到對方時，她請求對方寫個字據。她說：“哎，信用？那六萬塊錢的教訓，我被那個事弄的！我也挺同情你的?！?

這番對話也都被她記錄在錄音機里，錄音機藏在壁櫥里。這個錄音機是她的一個武器，她需要時時攜帶，只有把一些聲音錄下來才能安心。電影后半部分，女兒騎車粗心地撞到了一輛違法?？康能嚿?，頭破血流，但對方并不愿意答復鮑大姐的賠償要求，鮑大姐與之爭論，這些爭論當然也被她偷偷錄在了磁帶上。

鮑大姐對騙她錢的人憤恨不已：“我在地鐵里，風吹的，我覺得我過的不是人的日子，我就恨他們。打死我我也要報復他，我變成厲鬼也要去掐死他。把我招這個份上，我都想，我出去掙錢，我沒人力我買人力（去追殺他們）?！?

電影拍攝到了她和女兒去法院執行庭前的對話，鮑大姐說：

“去法院，拿不拿點錢??？準備賄賂?！?

“賄賂法官是有罪的吧？”

“我管他有沒有罪，我真拿，我寒磣寒磣他?！?

“信封里少裝一點，反正他也看不出來是多少錢?！?

鮑大姐到了法院，買了兩包三五的煙，當著很多人的面遞給法官，被趕了出來。母女倆在外邊興高采烈地又有一番對話，女兒分析說，雖然法官沒要，但是還是起到了一點作用的。

“不過法官那個表情啊，當時（看到煙后）還是緩和了一些?！?

“是好點吧，就得這樣，沒轍?！?

一邊走，母親一邊訓練女兒唱歌。后來那些訓練派上了用場，女兒因為沒有契機進入“主流”社會，也開始坐在地鐵里和人搭伙賣唱。

黎小鋒選擇的拍攝對象是個性鮮明的人，作為一個殘疾人，她積極入世，毫不頹廢。黎小鋒說她其實是有退休工資的，她拼命掙錢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她活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安全感；另外一個原因是為了打官司。

《夜行人》是線性的敘事方式，按照時間順序進行剪輯，鏡頭比較常規化，但里面也有導演細心經營的一面，他在拍攝盲人的生活經驗時，用了一些比較緊密的景別，他拍攝了盲人收錢的鐵罐和手，去銀行的時候，鏡頭從柜臺的邊緣搖上去，緊緊對著鮑大姐排起來的硬幣，這樣一些流動的局部特寫鏡頭，非常適合發掘行動受局限者的身體經驗。

一般盲人題材的電影往往對準他們生理性上的特殊性，樂于去探求他們如何在特殊的生理條件下感知世界并求得生存、獲得尊嚴?！兑剐腥恕返闹攸c卻并不在這里，它并沒有表達如何在現有身體條件下其生理性經驗的感知和拓展，因為這個紀錄片中的盲人在電影中，更多的時間是用來與身邊的社會做斗爭。事實上，《夜行人》說的是一個殘障人士在一個道德崩潰的社會活下去所體現出來的生命品質和生命力量。

其實這個電影完成后，就有觀眾認為這個電影只拍攝了一個封閉性的生存環境，為它沒有表達社會批判而感到不滿。的確，這個電影沒有大段的對于社會的議論，僅僅是就事論事。也許導演本意中就沒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如黎小鋒所言，他喜歡事實和電影中的模糊性。雖然導演沒有強烈自覺的批判意識，但是批判的效果仍然不可遮蓋地散發了出來。

當我與國外一些盲人題材電影做比較，就更加發現了這一點。當然這個比較可能并不全面，但是我們仍然能從中獲得有參照價值的角度。比如2008年的《盲人的愛情》，或者赫爾措格的盲人題材紀錄片 《黑暗而寂靜的世界》，它們更側重于幫助盲人發掘和增進他們的感受力。在《黑暗而寂靜的世界》里，我發現他們的社會以可見的行動在強調自己的責任，不僅給予殘疾人充足的物質，還給予他們綜合性援助。人們帶領既盲又聾的人進入花園去觸摸熱帶植物，他們帶著盲人坐飛機，讓他們享受細膩的精神關愛，拓展他們的感性經驗。

我們的盲人可以沒有上面描述的這一切。我們的社會讓一個盲人辛苦數年的積蓄被掠奪一空，它讓一個瞎子進入戰場，赤手空拳地與強盜做斗爭?！兑剐腥恕纷詈笠粓鰬虻陌才乓矂e有深意，鮑大姐在撥電話，對方的電話一直顯示打不通，但是她不放棄，繼續撥打，在無數個盲音中，電影漸隱，黑屏。

對于一個電影的理解，哪怕是一個美學的判斷，也與我們自己內心的道德狀況和政治理念有關。如果我們在心中設計的社會底線太低，那么《夜行人》關照的就是一個存在論意義上的人的處境，這個處境是一種生命本體中的困難。而把一種社會塑造的困難看成是一種生命本體中的困難，則是我們對社會喪失了希望和信心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