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時空 作者 汪天飏 游人出三峽，楚地盡平川。在唐代之前，荊州連接中國南北、東西，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一度是成為古代中國的十字路口。同時，荊州適宜的自然環境，也孕育了水利、農業的發展，百姓生活富足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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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州人杰地靈，從“天下第一循吏”孫叔敖到明代萬歷首輔張居正，從荊州走出去的宰相達138位，可謂是“宰相之城”。慕名而來的文人墨客也在荊州吟詩作賦，從愛國詩人屈原到李白、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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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州是一本書，翻閱荊州和前人留下的腳注都會令人心馳神往。因此，這次我跟隨“時光旅行社”來到荊州，走進深厚悠遠的歷史現場，一讀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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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虎 新石器時代·后石家河文化 荊州棗林崗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長江中游一帶在古代有崇虎的習俗。有學者認為，虎頭像顓頊的人字形冠實際上是“皇冠”，象征著崇高的地位和權力。后石家河文化為中國長江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距今4600-4000年，主要分布于湖北及豫西南和湘北一帶。玉受沁變為黃棕色。旋渦形耳，兩耳窩內各鉆一圓形孔，圓眼，寬鼻。左右兩個側面對鉆一隧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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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蟬 新石器時代·后石家河文化 荊州棗林崗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荊及衡陽惟荊州

《左傳·襄公四年》：“茫茫禹跡，畫為九州”。大禹治水而成后，將中國大地劃為九州，其中之一便是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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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跡圖》 清拓宋 畫心縱96，橫90厘米 鎮江博物館藏 《禹跡圖》繪刻于宋代，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石刻地圖之一，原石有兩塊，一方保存在陜西西安的碑林，為南宋時劉豫偽齊政權阜昌七年（1136年）刻石，另一方藏于江蘇鎮江博物館，為南宋紹興二十年（1142年）刻石。該圖詳細刻劃了我國黃河、長江流域水系的分布情況，比例準確，且保存完好，對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地理的變遷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是世界地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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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許慎在《說文》中指出：楚，叢木也。一名荊。從林疋聲。荊、楚同物異名，本意是一種柔韌性較好的木本植物。自古，荊、楚便是一體。楚人自稱顓頊后裔，至春秋早期，楚國迅速崛起，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將國都遷至郢（即荊州紀南城），至秦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拔郢，荊州一直是楚國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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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禹貢》九州示意圖 攝于吳文化博物館

這趟時光旅程我們首先抵達的是紀南城，荊州地處楚國中心，楚國的都城郢便建于此地。紀南城宮殿面積達到72萬平方米，與北京故宮的占地面積相當。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開始，紀南城（楚紀南故城）為楚國的郢都，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紀南城被秦將白起攻陷廢止，郢都遷陳（河南淮陽），后又東遷壽春（安徽壽縣）。紀南城作為楚的郢都，楚國先后有20代楚王在此定都，歷時4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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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郢都——紀南城遺址示意圖 攝于吳文化博物館

“荊人畏鬼”且“信巫鬼，重淫祀”。楚國青銅禮制脫胎于周禮，但逐漸創造了不同于中原奇數列鼎（如九鼎）制的“偶鼎制度”，即一些銅鼎的制作和使用時多以偶數成組，同組鼎的形制、大小、花紋皆一致。其中，楚升鼎是楚國特有的一種最具楚文化特征的銅鼎，相較于周鼎，升鼎沒有大小之分，在祭祀儀式中專門用來盛放牲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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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升鼎（附匕） 戰國 荊州天星觀2號墓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荊人這種崇拜鬼神的原始信仰體現在其裝飾審美和儀式活動之中，靜動之間勾勒出他們對于日常的規訓和對于生命的祈愿。其中，楚人尊龍崇鳳的信仰和觀念也體現在象生形玉佩中。在楚式象生玉器中，龍鳳結合是最為常見的題材，特別是鳳鳥的形象和元素，更是無處不在。這些鳳鳥有的以具象呈現，有的以簡化表達，其造型有龍體附飾鳳鳥、龍體凸飾鳳鳥、龍鳳同體和鳳首龍身等多種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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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龍佩 戰國 荊州雨臺狗獾子山M14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玉龍佩 戰國 荊州熊家冢墓地南殉墓M8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玉龍佩 戰國 荊州馬山院墻灣M1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這一玉龍佩龍身呈W形，背部高而寬平，長尾作簡化鳳首形，龍身邊緣還有三個彎鉤形凸飾，也屬于簡化鳳首。龍身飾不減地淺浮雕，以谷紋為主，卷云紋和蝌蚪紋也較多，龍上下頜邊緣飾紋絲狀陶紋。龍背如風字形，龍尾和邊緣凸飾作簡化鳳首形，上下頜邊緣飾陶索紋，三者均流行于楚式玉龍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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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紐雙聯玉璧 戰國早期 荊州熊家冢墓地南殉墓M10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該玉璧為青白玉質，上方由兩只回首相顧的連體鳳鳥，與璧構成三角形紐，以備穿系，下方兩小璧并聯。這種玉飾主要出于湖北荊州和河南淅川楚墓，不見于非楚文化區。楚人最重玉璧，認為玉璧是財富、地位、身份等級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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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玉石作佩飾在原始社會時既已蔚然成風，商周時期，隨著玉石加工技術的提高，佩玉之風更加盛行，加上禮樂之制的規定，玉石被賦予了更多人格化的解釋，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道德色彩。在眾多玉器中，又以玉佩最為多見，以至于在諸侯的賓禮中往往以玉佩相贈，以示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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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楚人卞和在楚地的山中發現了一塊外裹巖石的美玉，他將其進獻給當時的君主楚厲王，而楚國王室認為和氏貢獻的只是一塊石頭欺騙了君王，于是楚厲王下令砍去了和氏左腳。很快楚武王即位，和氏再次進獻此玉，武王則命玉工鑒定這塊玉石，但仍認為和氏所獻的是一塊石頭，砍去了和氏右腳。和氏悲痛欲絕，慟哭三日三夜，新即位的楚文王得知此事后派人除去裹在玉外之石，終發現絕世美玉。和氏璧由此成為了楚國國寶，也為日后“完璧歸趙”的故事埋下了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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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中我們所遇的楚人穿著華麗，身著直裾（裾為衣服的前襟）長衣，織造精細，色彩鮮艷，紋樣華麗。因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而能大力發展種植業和養蠶業，同時廣泛吸收各國經驗于人才，楚人的紡織技術早已在這時躍居列國之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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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鳳二龍相蟠紋繡絹 戰國 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楚人浪漫，好巫又好酒，酒的品種主要有菁茅酒、醴酒、瑤漿、瓊漿、桂酒、椒漿和楚瀝等。作為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國家，楚國常年氣候溫暖濕潤，是中國最早的稻作農業發源地之一，也便為釀造業打下了基礎。來此之前，我已經對楚人喝酒的講究有所耳聞，不料東道主拿出的彩繪浮雕蟠蛇漆卮后依然難免感嘆，讓人聯想到“畫蛇添足”中的一卮酒，其大小極有可能與此器容量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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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浮雕蟠蛇漆卮 戰國 荊州雨臺山M471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我們喝的是菁茅酒，即用一種菁茅過濾而成。菁茅酒盛于耳杯之中，耳杯也許就是屈原描述的“羽殤”，屈原在《楚辭》中寫道：“瑤漿蜜勺，實羽殤些?！背怂贫鴮嵕?，這一鳥云紋漆耳杯古樸秀麗，我也將其中佳釀一飲而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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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云紋漆耳杯 戰國 荊州黃山M485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配合飲酒的菜肴放置于浮雕龍紋漆豆上，豆是盛菜肴的器皿，上部為盤，下部為便于上菜時手持的柄。全器由盤、柄、座三部分組成。上菜時，我被這浮雕龍紋漆豆所吸引了，器表由盤至座共浮雕出三龍四鳳四蛇，構成一幅極為復雜的立體圖畫。畫面中，或龍鳳對峙、或鳳爪抓蛇、或龍與鳳爭奪蛇尾、或蛇埋頭逃逸等，呈現出一派龍騰風舞、動物相斗的生動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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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雕龍鳳紋漆豆 戰國 通高24.4厘米，盤口徑18.4厘米，底徑17.2厘米 荊州天星觀2號楚墓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他們還不忘將香草、香木用作香薰，據說有凈化空氣、除菌消毒、清潔衣被的功效，正好免去了南方水鄉潮氣重容易導致居室、衣服、被褥容易生霉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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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熏杯 戰國 荊州雨臺余家山板栗林M79出土 荊州博物館 藏 熏香用具?？谖⒊?，斜直壁，三獸蹄足。杯外壁上下各飾六組對稱的獸面勾連云紋，其中獸面嵌有綠松石。杯中部飾鏤空勾連蟠螭紋，其上鑄細密的三角雷紋、圓渦云紋和圓點紋。杯底飾四組鏤空云氣紋。

欲借荊州自古難?

旅途的時光機帶我們離開楚地，時光也讓楚地幾經輾轉成為華夏大一統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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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設立荊州刺史部，東西漢時皆屬南郡。作為漢代十三刺史部之一，荊州橫跨包括今天湘鄂兩省及豫桂黔粵的一些部分。司馬彪《續漢書》記載，東漢荊州全境共轄7個郡，包括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以及長沙，這一區域大體上包括了今天的湖北、湖南等省份的一些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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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的荊州，依然延續著楚人的“小傳統”，包括以紅、黑色調為主的楚地漆器。荊州為亞熱帶季風氣候，有利于漆樹生長，為大量漆器生產奠定了物質基礎。而漢代的漆器，也在戰國時期生產的基礎上達到了新的鼎盛，包括飲食、化妝、家具等各種類型的漆器，但主要是以飲食器皿為主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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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盂 西漢 荊州謝家橋M1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漆壺 荊州謝家橋M1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山字紋銅鏡在這時依然可以見得。作為楚鏡中最為盛行的紋飾，山字紋的出現或與其五岳崇拜有關。楚式鏡常采用地紋映襯主題紋飾的表現手法，山字紋鏡又一般以羽狀紋為地紋，其上飾“山”字等主題紋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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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八葉四花瓣紋銅鏡 秦末至漢初 荊州博物館藏 圓形，三弦鈕，方鈕座。地紋為羽狀紋，主紋為四個左旋的“山”字紋。方鈕座四角各伸出一片小葉，小葉頂端再向上、左、右方各伸出一條組帶紋，分別與四葉花和其他小葉相連。卷緣。

此外，自戰國晚期流行起來的蒜頭壺也沿用至西漢中期。蒜頭壺最大的特點就是壺口部有形似“多重蒜瓣”的凸出部。蒜頭壺則是秦文化代表器物之一，隨著戰國末年秦統一天下，其形制傳至各地方。蒜頭壺作為酒器，使用功能較強，它們的頸部頂端往往有一個小孔，配有對應的青銅塞或陶、木塞，在盛酒時，可從小孔注入，后蓋上塞子，酒便不會灑出，飲酒時則可以從曲頸的頂部開口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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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曲頸蒜頭壺 西漢 荊州沙市徐家臺M1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當然，新的元素也在原先的基礎上得以被發明。同為蒜頭壺，最早出現于戰國晚期的時候僅是一種儲存酒或直接飲酒器物，當時蒜頭壺垂腹稍圓。至西漢，蒜頭壺腹多呈扁圓狀，并迅速向“禮器”方向發展，而脫離實用器的范疇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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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蒜頭扁壺 西漢 荊州雞公山M249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到三國之時，荊州已然憑借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優勢，成為溝通中原的交通要塞，也成為群雄逐鹿之地。諸葛亮在隆中答劉備說：“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边@時的荊州，下轄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夏、南郡等八郡，轄境大致為今湖北、湖南二省及河南、貴州、廣西、廣東等省部分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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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州城的每一個角落都悄然訴說著三國的硝煙與傳奇——曹操統一北方后，揮師南下欲取荊州，同時東吳政權將荊州視作立國屏障，劉備更是把荊州視作“匡扶漢室”的理想之地，可以說誰取得了荊州，誰便奪得了天下。赤壁之戰后，魏蜀吳三國對荊州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在荊州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一度是曹操占據襄陽、南陽；孫權占據南郡、江夏；劉備則占有長江以南的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四郡和江夏的鄂縣、夏口等部分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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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荊州示意圖 攝于吳文化博物館

荊州城郊四公里外有一處點將臺和拍馬山，相傳是關羽鎮守荊州時，臨攻前，點將和拍馬演練的地點。關羽曾北攻樊城，在沔水與曹軍遭遇。關羽大勝曹軍，沿街凱旋，百姓夾道歡迎，此街也由此得名“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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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陵銅弩機 三國 荊州博物館藏 弩機是冷兵器時代除弓箭以外的一種遠射兵器。作為遠射器具，起源較早，最早發現于春秋晚期的楚地區。弩裝上銅質弩機后，不但便于瞄準，可延時發射，而且堅固耐用，可將箭射的更遠。

事實上，荊州與孫吳的根據地揚州地理關系密切，沒有險峻的巫山和三峽作為屏障，同屬于長江中下游平原地帶，交通便捷，因此聯系也更為緊密。因此荊州早已在孫吳的戰略中。建安十四年（209年），周瑜打敗曹仁，奪南郡，孫權拜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駐江陵（南郡治所）。建安十五年（210年），周瑜死后，孫權納魯肅之議，把自己所據部分（僅指南郡）“借”給劉備，于是劉備占有荊州絕大部分地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孫曹聯合打敗關羽。隨著江陵失守，劉備借荊州計劃趨于破產，從此以后，原來為三家所分隔的荊州，為曹魏、孫吳政權所瓜分，直到西晉一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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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吳政權以世家大族為基礎，而朱氏家族本身是江南著名的世族之一，朱然的舅父朱治本是幫助孫堅據守江東的開國功勛。朱然本名施然，原本是朱治姐夫施氏之子，初時朱治未有子嗣，而施然當時十三歲，朱治向孫策請求過繼施然為嗣。朱然又與孫權為少時同學，結下深厚的友誼，因此當年輕的孫權接替孫策統領江東事務后，朱然被任命為余姚長，時年19歲，爾后官至左大司馬、右軍師，才華出眾深受孫權賞識，在東吳軍界是僅次于陸遜的二號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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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朱然身長不足七尺（161cm），他的文韜武略頗為出眾。朱然終日都以恭敬的態度生活，經常在戰場上遇到急況能夠大膽鎮定地應對，卓絕過人。即使眼下沒有戰事發生，但每天早晚都嚴厲地擊鼓，在軍營的士兵都會身穿裝備列隊，以此舉動迷惑敵軍，令對方不知什么時候應該防備，所以朱然多次出兵都獲得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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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刺 三國·吳 馬鞍山市三國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館藏 木刺呈長條形，正面直行墨書，字體隸中帶楷。木刺行文為：“故鄣朱然再拜，問起居，字義封”。

銅熨斗 三國·吳 馬鞍山市朱然墓出土 馬鞍山市三國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館藏

烽火連綿的時代，征戰之余貴族也懂得如何生活。這趟旅途中，我們曾見賦詩飲酒、梳妝、對弈，也有馴鷹、出游，這些似乎都成了一種短暫避世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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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耳杯飲酒作賦是這時貴族們的一大雅趣。耳杯也稱作羽觴，事實上也是由戰國時期指稱酒杯的“觴”演化而來，因其外形橢圓、淺腹、平底，兩側有半月形雙耳如鳥之雙翼，故名為“羽觴”，同時也逐漸世俗化稱之為“耳杯”。為了進一步彰顯其奢華的地位，這一耳杯以犀皮漆為工藝，將黃、赤、黑三色填入犀牛皮、虎皮，并附以鎏金銅釦的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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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然墓出土的犀皮黃口羽觴 馬鞍山市三國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館藏

朱然墓還出土了兩件吳皮胎犀皮漆鎏金銅釦耳杯，杯口沿和杯耳鑲鎏金銅扣，耳杯胎體為皮胎，正面髹黑漆，背面紋飾以黑、紅、黃三色相間，表面光滑，形成的花紋自然流暢，如行云流水，勻稱而富有變化。吳皮胎犀皮河豚鎏金銅扣耳杯是中國發現的最早的犀皮漆器實物，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2013年8月19日，國家文物局將其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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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用來盛放梳妝用具的容器為奩，這類漆器形式、功能多樣，大體有圓形、方形和橢圓形三類。同時也有單層、雙層和多子之分。多子奩即一個母奩中有多個子奩，不同形狀的子奩用于盛放不同的梳妝用具和用品，比如白粉、油彩、胭脂、假發、粉撲、梳簏和茀。

彩繪鳳鳥紋三層漆奩 西漢中期 江陵紀南高臺M28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對弈時，兩男子分坐兩邊，中間置一棋盤，前有矮足圓盤，上置食物。自戰國時盛行開來的博戲用具，主要由棋盤、棋子、骰子或箸組成。六博是一種擲采下棋的比賽，棋盤上有行棋的曲道。行棋之前要投骰子或箸，根據投的結果，決定行棋的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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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六博盤 戰國 荊州黃山M112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馴鷹時，兩位馴鷹者對坐，手臂前舉，各架一鷹，中間置矮足圓盤，上置食物。馴鷹一般在室內，設置有門窗和屏風。出游者有時也會在山丘原野間騎羊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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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場景也被記錄在了飲食器中，貴族們的生活與之日常所見之物形成互文，經由工匠們精湛的工藝被復刻成生活的藝術。正如體現貴族生活的漆盤，工匠用筆簡練，以流暢的線條描繪出貴族生活的閑適愜意，該盤用色講究，層次清楚，完美地表現了三國時代吳地漆器彩繪的高超工藝水準。

彩繪貴族生活圖漆盤 三國·吳 馬鞍山市朱然墓出土 馬鞍山市博物館藏 彩繪貴族生活圖漆盤是一個直徑24.8厘米、高3.5厘米的三國時期的漆木器。這件作為陪葬品的貴族生活圖漆盤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飲食器，其為木胎制成，色彩為黑紅二色，盤上共繪有12個人，有騎馬人，有對鏡梳妝人，有宴兵圖，還有跪坐宴飲人。2002年1月18日，國家文物局將其列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

這一時期，漆器在生活中扮演著相對重要的角色，并在上層社會中流行。除飲食外，漆也用在制作質地堅硬的木屐上。這種木屐在漢代、魏晉盛行于中國。

朱然墓出土漆木屐 三國·吳 馬鞍山市朱然墓出土 馬鞍山市博物館藏 在三國孫吳漆木屐沒有出土以前，一般認為漆木屐是日本人最早發明的，此物的發現向世人展現了1700年前中國木屐的實物，也證明了中國2世紀前后就已創造了發達的漆工藝。日本人引以為國粹的“木屐”根子在中國。2002年1月18日，國家文物局將其列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

輕舟已過萬重山

東晉永和八年（352年），荊州定治江陵。南北朝時，齊和帝、梁元帝、后梁、蕭統皆以荊州為國都。唐代的荊州是陪都，稱“南郡”，與長安城南北呼應。晉室南渡及唐宋末年，人口大量遷入荊州，荊州成為了僅次于金陵的重鎮。明清以降，荊州有“南船北馬”、“七省通衢”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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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草紋青釉瓷罐 南北朝 荊州雞公山M691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青瓷燈 南北朝 江陵紅旗林坊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荊州境內水網密布、河湖縱橫，城市依水而建、人們傍水而居。有兩條對荊州影響深刻的交通要道對荊州影響深刻，其一為水陸并行的荊襄古道，其北經襄陽可經略中原，南經長江可入湖廣腹地；其二是長江水道，連接吳越與巴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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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時，武則天之父武士彟（577年～635年）一度擔任荊州都督，唐朝第一大將李靖、玄宗時宰相張九齡均擔任過荊州刺史，作為地方戰略要地，荊州也便成了仕途升遷的重要中轉站。詩人李白也對荊州心生向往，從重慶白帝城出發，只需一天便可走完約350公里的長江水路，到達荊州，果真是“千里江陵一日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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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屋 唐 荊州沙市章華寺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除此之外，荊州還素有“惟楚有才”的美名。被稱為“宰相文杰”的張居正便是荊州人。張居正自小聰慧過人，是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嘉靖十六年（1540年），張居正通過鄉試，成為一名少年舉人。在隆慶年間進入明朝內閣時，恰逢內閣政治斗爭，張居正對于朝廷的政治腐敗和央地關系之廢弛有了深切的體會。到萬歷初年起任內閣首輔，張居正在此期間，為挽救明朝統治，在吏治和中央集權、邊防和民族關系、土地關系、稅賦制度等方面進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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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百姓稅賦沉重、哀聲載道的問題，萬歷九年（1581年），張居正下令在全國范圍推行一條鞭法。雖然一條鞭法非張居正所首創，但結合張居正的各種財政政策，一條鞭法通過簡化賦役項目和征收手續，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大大減輕了百姓的賦役負擔，使農民有了更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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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張文忠公之硯 荊州博物館藏 該硯是明神宗皇帝為表彰和獎勵張居正的忠誠和政績，御賜給張居正的石硯。此硯為上等端硯，外部為四方黑紫檀木盒，上用銀色篆體書寫“張文忠公之硯”六字。硯為正方形，硯面光滑平坦，青黑柔亮。硯的四周采用淺浮雕形式，雕刻有飛龍、火珠、流云、波濤等圖案。硯上方中間以火珠為中心，呈現雙龍戲珠景象。硯底有“御賜帝賚（lài）忠良”六字，字體方正嚴謹。此硯整體古樸凝重，雕刻巧妙細致，是一件難得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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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張居正在任期間編纂了《帝鑒圖說》，是供時年僅十歲的明神宗（萬歷皇帝）閱讀的教科書。該書由一個個小故事組成，每個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圖。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為“圣哲芳規”，從正面講述歷代帝王的勵精圖治之舉，下篇為“狂愚覆轍”，從負面剖析歷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禍，可見張居正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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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鑒圖說》 明 荊州博物館藏

我們的旅程也在感嘆于張居正的勵精圖治和鞠躬盡瘁時接近尾聲，旅途的最后一站在明城墻。據導游介紹，當時為確保荊州城墻磚的質量，下令湖北、湖南等地的各府、州、縣燒造城墻磚，并實行城墻磚實名制，即各造磚單位負責人和窯匠、人夫的姓名均按照特定要求印在磚上，從各級政府管理、到具體燒制城磚的窯匠、人夫及基層組織者，構成了自上而下的實名制管理責任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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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留下匆匆一瞥，只見荊州城在夕陽中的古老剪影。

明城墻銘文磚拓片 荊州博物館藏

圖片 | 汪天飏、翟德芳

排版 | 劉慧伶

設計 | 王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