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樹強

2019年北京春季藝術品拍賣會上，出現了一張康熙時期發去歐洲的諭令。這份諭令的內容很直白，就是康熙向歐洲陳述一個事實，說他在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和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派了兩組人到西洋去，現在人都沒回來，除了一些真假難辨的消息之外，他派出去的人并沒有正式文書寄回。這份諭令是用紅色字寫的，所以也被稱為“紅票”。有意思的是，這兩組人都是西洋來華的傳教士，西洋人“奉旨往西洋去了”。那么，為什么大清皇帝會派西洋人做自己的欽差出訪歐洲？去歐洲干什么？這些傳教士和康熙是什么關系？他們在清初中國與世界的互動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獨立學者孫立天在《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一書中探討了耶穌會傳教士在清朝初期與皇室的互動，以及傳教士在中國與世界聯系中的紐帶作用?？滴踝鳛樵谖?0多年的君主，在其身上發生了很多歷史事件，孫立天則從傳教士的視角入手，展現了康熙與傳教士之間的關系。耶穌會傳教士在康熙時期是較為活躍的一個群體，這與康熙對傳教士的開明政策有關，康熙之后的雍正則采取了嚴格的禁止傳教政策，加上歐洲對耶穌會的取締，傳教士在中西溝通中的橋梁作用大幅減弱。這本書是孫立天在其博士論文和部分專著基礎上整合而來，所以不是講故事那么簡單，其中的內容都有堅實的文獻基礎。

大炮生意

耶穌會是天主教的主要修會之一，1534年由西班牙人圣依納爵·羅耀拉創立于巴黎，主要目的在于反對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耶穌會會規嚴格，會士要無條件效忠教宗，執行其委派的一切任務。耶穌會傳教士在明朝末年就已經進入中國，他們在中國的立足和發展與明清雙方引進西洋大炮有很大關系，他們希望借助大炮貿易進一步接觸明清雙方的權貴階層，從而便于推進他們的傳教事業。在滿人最初遼東發跡的過程中，明軍使用的西洋“紅衣”大炮一直是滿人騎兵的心腹大患，當明軍在城池上架起大炮，戰無不克的滿人騎兵基本上束手無策。努爾哈赤就是在1626年的寧遠戰役中被大炮所傷，幾個月后就去世了。寧遠戰役后，明朝方面甚至派禮部官員給立功的紅衣大炮做了祭祀典禮，望其能夠繼續發揮作用。袁崇煥在寧遠大捷后給朝廷奏事時總結說，對付滿人最有效的策略就是“憑堅城以用大炮”。

從明朝方面看，在1620年代末期并不掌握制造紅衣大炮的技術，主要依靠從澳門的葡萄牙人那里進口，并依靠他們訓練軍隊。1625年，已經受洗成為天主教徒的明朝大臣徐光啟派人到澳門談購炮事宜，當時在澳門的葡萄牙商人以及傳教士都認為大炮貿易是天賜良機，可以借此加強和明朝的關系。1629年，耶穌會一位名為陸若漢的神父帶領30名葡萄牙炮手和40門大炮從澳門出發去北京，在到達距離北京約60公里的小城涿州時，正好遇上了滿人圍城，陸若漢一行便架起大炮迎敵，據記載，滿人騎兵僅僅是聽到雷鳴般的炮聲，還沒真正開始攻城就撤退了。

從滿人方面看，努爾哈赤去世后，皇太極也非常重視大炮在作戰中的作用?；侍珮O命佟養性負責辦理所有大炮事宜。1631年2月，在佟養性的監督下，滿人造出了第一批大炮，其中最大的一門大炮被命名為“天佑助威大將軍”。7個月后，這批大炮就在大凌河之戰中立下了首功。據官方記載，“其年，征明，久圍大凌河，而功成以用‘大將軍’力也，自后，師行必攜之?！币粋€疑問是，當時連明朝都沒有成熟的造炮技術，而滿人更是連鳥槍都造不出來，是怎么造出大炮的呢？有學者推測，佟養性在投奔滿人之前是在北京做買賣的商人，他可能從所接觸的西洋人那里學習了造炮技術。至遲到1633年，滿人軍隊中就已經出現了葡萄牙炮手?？滴跄觊g，有一位名叫南懷仁的傳教士，共為清朝造了約500門大炮。為了表彰南懷仁，康熙還給他一個工部侍郎的官銜。八國聯軍侵華時，歐洲國家還專門找到南懷仁造的大炮，運回歐洲當作文物。這里有必要提一句佟氏家族，佟氏在清朝初年屬于名門望族，佟養性和佟養真在1619年投奔了努爾哈赤，佟養真有一個兒子名為佟圖賴，順治娶了佟圖賴的女兒，并生下了康熙。1644年滿人入關以后，佟家子弟遍布朝野，當時甚至有“佟半朝”一說。

包衣奴才

在滿人的世界中，主奴關系是最基本的階層關系之一，主子給奴才提供生活所需，而奴才對主子盡忠。在中國傳統社會，“奴”屬于賤民階層，社會地位非常低，在很多方面都會受到歧視，甚至法律和社會習俗還對其有很多專門的行為約束。但在滿人社會，奴才的身份并不代表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他們的社會地位主要取決于主子的社會地位，通俗來講，重要的不是你是否是奴才，而是做的誰家的奴才。

包衣奴才是指跟主子關系最近的、家周圍的奴才。滿人入關以后，包衣奴才專指滿人權貴家里面的奴才，是整個奴才群體中地位最高的一群，《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父親曹寅就是康熙的包衣奴才。根據明清史大家孟森在《明清史講義》中的解釋，“包”是滿語“家”的意思，房屋亦謂之“包”，蒙古包即謂蒙古人之家耳；而“衣”相當于漢語中的虛字，類似于“之”字。

在康熙年間，傳教士之所以能夠在康熙身邊行走，來往于宮中，名分就是建立在主奴關系上的。1706年，康熙決定要全面管理在華的傳教士，要求傳教士必須到他那里注冊登記，領取印票?？滴跽嬲窡o前例的操作是讓內務府來管理印票發放，而不是把管理傳教士的事交給禮部，這一做法就相當于公開承認了傳教士在內務府的地位。

這里有必要說一下內務府這個機構。內務府是滿人入京前就有的機構，入京以后，順治時期內務府和宮內的太監機構分工管理皇帝的宮內事務。鰲拜時期，為了避免明代宦官專權事件再次發生，清朝裁撤了宮內太監機構，把太監并入內務府，但管理太監并不是內務府的主業，內務府的主要職能是管理皇帝的包衣奴才。從機構運作來看，內務府并不是國家官僚體系的一部分，它從誕生到后來的實際運作都是用來幫助皇帝打理家庭和個人私事。經濟上，內務府有皇帝的小金庫，獨立于戶部的國庫；人事上，內務府有獨立的人事任免、提拔、處罰規章，吏部不能干涉。司法上，一般的案子，內務府也有權自行審理，刑部不能過問。外交上，內務府可以自己邀請和接待外國使團，平常處理這些事務的理藩院不得干涉。軍事上，內務府有自己的軍隊，包括步兵、騎兵和炮兵。由于職能完備，而且還可以運作于官僚系統之外，一些學者直接稱內務府是皇帝的“私家官僚系統”和“私家政府”。由此可見，將傳教士納入內務府管理，既體現了康熙對傳教士的另眼看待，也表明了傳教士具有的特殊地位和身份。那么，需要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康熙對傳教士的好感從何而來呢？

有這樣一種說法，在順治駕崩前兩天，傳教士湯若望覲見了順治皇帝，并舉薦了皇三子玄燁繼承皇位。湯若望給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玄燁已經得過天花，并恢復健康，這樣可以保證其不會再感染，也就能保證皇位的傳續。湯若望建言選立玄燁，應該是朝廷內外都知道的事，并不是什么秘密。明末清初被稱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龔鼎孳在給湯若望祝壽的文中稱贊道：“直陳萬世之大計，更為舉朝所難言?！焙髞?，康熙與傳教士交往甚密，并沒有引起當時人的非議，因為大家都認可一個基本政治規律：登位的皇帝會最信任那些在登位前就支持他的人。

康熙學西

康熙對數學、科學的深入研究是廣為人知的?，F代數學中，代數幾何大部分基礎概念的漢語詞匯，都是康熙時期翻譯過來的?？滴跬砟?，在一次家庭聚會上，回憶自己在約1665年開始學習數學，當時是康熙五年，康熙僅有12歲，尚未親政?？滴跎踔吝€學習過日影計算，這需要的數學知識可不是憑一時興趣，一兩天就能學明白的，而是需要系統的學習。

長期以來，大都認為康熙對西學感興趣，所以才經常接觸傳教士。但孫立天則認為存在這樣一種因果關系，即康熙先是對傳教士有好感，之后才衍生出對西學的興趣。實際上，二者因果關系到底如何，僅憑籠統的論述很難說清楚，還需要對史料的更深入挖掘?？滴跄觊g，傳教士經?？梢运较陆佑|到康熙，康熙年輕時，有些傳教士甚至多數時間都在康熙身邊。接觸皇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要說面圣，就是書寫的奏折能遞到皇帝手中都是件很困難的事，而傳教士則可以經常與康熙深入接觸，可見二者之間非同一般的關系。

興趣經常被用來解釋人類行動的原因，有些興趣是人類的天性，如喜歡美食，但有些興趣則具有很高的門檻，需要長時間的培養，康熙感興趣的數學就屬于這一類?？滴跎踔涟褦祵W當作出巡時的讀物，并邀請皇子們與他一起學習。在康熙去世前五年，用滿文寫給皇三子的一封口諭中，要他問一位剛從歐洲來的傳教士，到底歐洲數學家們有沒有找到新的方法來求解平方根和立方根。這說明康熙已經知道了老的方法，但嫌不夠簡便，所以想知道有沒有新的方法。

《尼布楚條約》

在中學歷史課程中，我們都了解過康熙時期清朝與俄國簽訂了《尼布楚條約》，條約劃定了清朝和俄國之間的東部邊界，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屬于中國。似乎僅此而已，再多的內容我們就無從知曉了。實際上，《尼布楚條約》不僅是劃定邊界那么簡單，條約對清朝后來一百多年經營西北、平定蒙古各部都有深遠影響。孫立天在書中寫道，在《尼布楚條約》的簽訂過程中，傳教士發揮了比較重要的作用。

在清朝的談判代表團中，索額圖和佟國綱（康熙的舅舅）是領隊，但據孫立天的研究，這兩個人只是名義上的代表，實際談判者則是兩位傳教士，因為大部分談判時間索額圖和佟國綱并沒有出席，是兩位傳教士直接去俄國代表處。一位名為張誠的傳教士剛來中國不久，但康熙知道他是人才，就派他進入談判隊伍。張誠知道俄國在歐洲那邊已經焦頭爛額，深陷克里米亞地區已經好幾年，同時還在和瑞典以及奧斯曼帝國爭奪波羅的海的出?？刂茩?，實際上這相當于知道了俄國的底牌，知道俄國有很強的意愿和清朝解決東北亞地區的邊界問題。只有把東北亞問題解決了，它才能放開手腳處理西面的問題。

在談判過程中，兩位傳教士為了避嫌，對外宣稱他們只是清朝的翻譯，因為他們不想得罪俄國，當時俄國和教皇是同盟關系，在共同抵御奧斯曼土耳其。他們寫回歐洲的信件，也強調二人只是翻譯，決策者是索額圖和佟國綱兩位大員。但二人的說法只是為了掩人耳目，進入談判隊伍時，張誠才來中國不久，連漢語和滿語都沒學通，如何能當翻譯。根據俄國的官方記錄，為了在談判中獲得優勢，俄國代表團甚至還向兩位傳教士行賄，行賄物品包括紅酒、黃油、十五只雞、四十只貂、一百五十只白鼬和兩只黑狐貍，希望他們能夠幫助俄國，但最終并沒有成功，俄國代表團在報告中說，傳教士明顯偏向清朝。

后來彼得大帝看了條約以及俄國代表團報告中提及的傳教士表現，十分生氣，認為耶穌會傳教士背叛了整個基督世界。當時，正在開辟陸地路線來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已經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一個代表處，作為來中國的中轉站。彼得大帝一怒之下，關閉了整個代表處，還把耶穌會所有傳教士都趕出了俄國。

中西交流

傳教士是中西交流的紐帶?？滴鯐r期，歐洲在科學技術方面并不比中國先進，在傳教士眼中，反而是中國在很多方面都是領先的。所以，當時的中西交流是雙向而非單向的。歐洲沒有而中國有的，傳教士發現有價值就傳回歐洲，比如瓷器燒制技術。歐洲有但中國沒有的，傳教士也會根據需求傳到中國。例如，傳教士把玻璃燒制技術傳到了中國。玻璃在明末傳入中國，但中國人最初以為是寶石，價格高得離譜。后來，法國傳教士不僅給清朝帶來了制造玻璃的技術，還帶來幾位歐洲工匠，幫助康熙在北京建起了玻璃廠?？滴跤终衼韺W徒，很快北京出產的玻璃就可以媲美歐洲。1720年，康熙贈送給彼得大帝的國禮中就有北京產的玻璃制品。

當時人的思想中有中外之別，但沒有很強的中西之分，特別是對實用的東西，有的更多是有用和沒用的區別。例如，康熙和傳教士看待醫學就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滴跻娮R過西藥有效后，便引進了西醫和西藥，宮里常年備著多種有用的西藥。而康熙也多次安排中醫為傳教士治病，張誠的失眠就被中醫治好了。來華傳教士眾多，在很多問題上觀點并不相同，但就中醫和中藥來說，傳教士是一致的贊美驚嘆，并把中醫中藥介紹回歐洲。

又如，康熙在傳教士的影響下，明白了國際關系中的交流準則，這對處理好對外關系十分重要。而大臣們則固執地堅持傳統觀念，康熙為了繞過官僚系統的限制，時常會繞過朝廷制度來私下辦理對外關系。例如，康熙就多次通過內務府來接待外國使團，其中也包括下面提到的教皇代使團。這也就像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所說的那樣，皇帝就是體制運作中的一個部件，一個部件很難撼動整個體制，康熙也無意改變官僚體制運作，限制太緊就繞過去。

禮儀之爭

1704年11月，教皇克萊孟十一世簽署了教內禁約，禁止天主教徒參與中國的傳統禮儀活動。明朝末年以來，不同的天主教會，甚至是不同的傳教士個人，在如何界定一些中國傳統的禮儀上存在一定分歧。例如，中國人家里供奉著去世親人的牌位，在牌位前點幾支香，或者在家里供奉孔子的畫像，這些算不算天主教教義里不允許的偶像崇拜？中國傳統的習俗跟一神論的天主教有沒有沖突？如果中國人皈依了天主教，婚喪嫁娶中哪些中國禮儀可以參與，哪些又不能參與？這些爭論，在天主教內部也沒有定論，天主教內部關于上述內容的爭論在歷史上被稱為中國禮儀之爭。

有些傳教士認為，中國信徒參與禮儀活動屬于世俗層面的事情，沒有宗教層面的偶像崇拜意味，另一些傳教士則不這樣認為。在中國傳教的不同教會對這一問題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只好把各自意見發回到羅馬教皇那里，讓教皇仲裁。1705年，羅馬教皇派出一個使團來中國，專門處理有關禮儀的問題，康熙還專門接見了這個使團。而在北京的傳教士雖然表面謙恭，但根本不打算聽從教皇使團的建議，并利用和康熙的特殊關系來和教皇使團周旋。使團方面也知道說服北京的傳教士接受禮儀禁令較為困難，甚至在康熙接見使團時都沒明確說明來華目的。

后來康熙接見了一位法國傳教士，這位傳教士在福建傳教，并在一些禮儀問題上做了明確規定，康熙對這些規定很不滿意。尤其讓康熙感到氣憤的是，教皇使團說這位法國傳教士是中國問題專家，但事實上他連中文都不完全懂，康熙接見他時盡管放慢了語速，還是有些詞語聽不懂，而羅馬教皇對于中國禮儀問題的見解竟然是基于這位傳教士的論斷。這讓康熙認為整個西方都被這種偽專家給誤導了，覺得有必要派出使團向西方說明關于禮儀問題的來龍去脈?？滴踝罱K選擇了一位葡萄牙神父和一位法國神父作為代表去歐洲說明情況，本文開頭提到的“紅票”所要找的人就有這兩位神父。

雍正禁教

皇位的更替使傳教士深刻感受到了環境的冷暖。與湯若望舉薦玄燁繼承皇位不同，雍正做皇子時期，傳教士并沒有與之建立起密切的關系。一個原因是雍正信佛，“道不同不相為謀”，另一個原因是并沒有跡象表明雍正能夠繼位，所以傳教士并沒有在雍正身上下太多功夫。雍正登基之后，就把傳教士逐出了內務府，這導致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傳教士得不到皇帝的專門召見。不久之后，雍正又禁止傳教士在中國地方上繼續傳教，傳教士只能留在京城為朝廷做天文觀測這樣的技術性工作。沒有了內務府的身份，他們就只是一群懂天象觀測的術士。那么，雍正為什么要這樣對待傳教士呢？

孫立天認為，雍正信佛決定了他如何看待傳教士以及他們的用處。雍正信佛不是什么新聞，但信的程度卻獨樹一幟。雍正不是一般的燒香拜佛的佛教信徒，而是一個閉關打坐的修行者，而且達到了佛教內部認可的一流境界。在皇子時期，雍正也和傳教士有過接觸，但由于天主教是一神教，本質上不能兼容其他宗教，這也注定了傳教士不可能和雍正建立親密關系。而且，康熙在世時，并沒有特別跡象顯示皇四子可能繼承皇位，傳教士也沒有特殊理由進一步和雍正接觸。雍正和康熙不一樣，他對傳教士講的數學、天文等都沒興趣，因而在他眼里傳教士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這一點是他和康熙在看待傳教士問題上的根本區別。

雍正去世以后，乾隆對傳教士的態度逐漸發生了變化。乾隆是愿意使用傳教士的，圓明園的噴水池部分就是傳教士仿照歐洲宮廷設計建造的。乾隆中期以后，不僅越來越多地使用傳教士，還像康熙一樣把傳教士召進了內務府。但讓人沒想到的是，從1750年代開始，耶穌會在歐洲受到排擠打壓，各國相繼取消了耶穌會，1773年教皇干脆宣布解散耶穌會。就在乾隆對傳教士日漸感興趣的時候，耶穌會卻沒有能力再派人到中國來?？滴跄觊g，有上百個傳教士來到中國，每一個入華的傳教士在歐洲都有他的故鄉和他入華前所屬的教區，那些教區的教友一直在經濟上、物質上和精神上支持他們，但1750年代以后這些都不復存在了。

康熙對西學和傳教士的興趣以及雍正對佛教的修行都是獨一無二的個案，換做其他皇帝則可能有不同的偏好和做法。在歷史中總結規律的想法源自18世紀至19世紀的西方史家和哲學家，他們受到西方科學革命的影響，希望像研究自然界的物理現象一樣，找到歷史的發展規律。尋找歷史規律主導了現當代史研究，同時也支配了現當代的歷史書寫。這一影響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史家熱衷于講抽象的“大”歷史，并希冀從中抽象出看似普遍使用的規律，而忽視了歷史中的個人和那些有血有肉的細節，以及個體生命軌跡中展現出的偶然性和不確定性。而實際上，歷史在一個個的個人選擇中充滿著不可預料的偶然，正如我們現在的世界在個人決策下充滿著不可預測的偶然一樣。

在現代信息通信之前，人是不同地區之間信息交流的主要載體?？涤呵瑫r期，西方知識主要是靠這些傳教士帶來中國的，如果傳教士不再來中國，西方知識傳來的渠道也隨之減少。對中國來說，這就錯過了西方科學革命中最重要的18世紀?？涤夯饰桓嬉约敖馍⒁d會，不僅改變了傳教士的命運，甚至也在一定程度改變了中國發展的歷史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