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木兒像  圖片來源：IC Photo）

沈祖新/文

我在試圖尋找一個恰當的語詞來概括《帖木兒之后：1405年以來的全球帝國史》這本書，但總是無法形容貼切，因為從各個方面來看，這部高水準的歷史學著作都是難以被框定的。在歷史觀上，作者提出了“歐亞大陸”歷史觀，以此嘗試打破“西方中心論”帶來的歷史偏見與事實簡化；在時間跨度上，這本書的論述起點是1405年，終點是21世紀，如何處理相隔600年的時間距離是作者約翰·達爾文必須面對的考驗；在史料考掘上，長達61頁的參考文獻已經證明了作者論從史出的嚴謹學風，細究到書中，每一個觀點的背后都能找到脈絡清晰、言之有據的歷史素材；在歷史眼光上，作者用綜合性的大歷史視角審視歐亞大陸，不僅將諸多國家納入自己的敘事范疇，更是將各個國家背后所牽扯的政治、經濟、文化、信仰等傳統問題以及地緣政治、自由貿易、航海發現、殖民擴張、科學發展等現代因素統統化歸為寫作資源，這也讓此書既有歷史學的嚴謹與考究，更兼具思想史的豐贍與深刻。

縱觀全書，作者約翰·達爾文意在說明歐亞大陸的在歷史中的“大分流”與“大合流”趨勢。在“西方中心論”的視角下，歐洲與亞洲是兩塊截然迥異的地理版圖，前者代表著先進、技術、富饒與文明，后者則是落后、貧瘠、蠻荒與愚昧的代名詞。歐洲毫無疑問地處于先進方與勝利者的位置，并將之形容為“現代性”的必然。作者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歐亞大陸觀”的嶄新觀點，提倡將歐洲與亞洲并置論述。作者并不回避，更不否認歐洲在人類現代文明史中充當的重要角色，但是作者更感興趣于歐亞大陸的整體性發展，歐洲與亞洲的離合對于人類文明與全球進展的重要價值。這也成為作者在書中力圖澄清的問題。在我看來，書中有三點問題值得一提：“帖木兒之后”這一歷史起點的選擇；作者對西方“現代性”的思考與反思以及對“帝國”概念的創造性利用。

“帖木兒之后”的歷史起點

帖木兒是誰？他是一位曠世奇才，祖先是曾征服歐亞大陸的成吉思汗。但是到帖木兒的時代，成吉思汗的豐功偉績已經成為往昔的煙云，只能以傳奇的方式提醒著后人，讓他們不要忘記祖先曾經有過輝煌。終于，帝國的幽靈飄蕩成帖木兒沖鋒向前旗幟。他的夢想，是重塑祖先的威儀，“恢復這個業已瓦解的帝國”。

他確實建立起“帖木兒王朝”，“這一帝國的版圖從今日的伊朗綿延至中國，向北最終抵達莫斯科”。但是最終，“帖木兒王朝”還是衰落了，最后一個統一歐亞大陸的帝國之夢也隨之破滅。在約翰達爾文看來，“帖木兒之死”更大的價值在于“從幾個方面標志著全球歷史上一個漫長階段的終結”，作者將其總結為“帖木兒之死”的四點全球價值。第一是它標志著歐亞大陸最后一次打破分立姿態的嘗試的失??；第二是表明了權力走向：由游牧民族轉向文明國家；第三，歐亞大陸的重心從中部移至東西兩端，中亞內陸地區反而在歷史進程中逐漸衰落；第四，陸上貿易逐漸式微于海上貿易。而這四點，恰恰構成了今天對“文明”與“全球化”的最初想象。首先，在我們的印象中，歐洲與亞洲本身就是兩塊迥然相異的土地，他們之間的“分”的成分要遠大于“合”的趨勢；其次，歐洲歷來以其“文明”而自居，并將其作為自己在亞洲各國面前趾高氣揚、耀武揚威的底氣和權力；再次，無論是歐洲還是亞洲，發達的國家與地區基本都在東西兩側的沿海地區，這些區域依仗海洋優勢得以發展，而內陸地區則日趨滯后。這些因素最終積淀為我們對于歷史、現實、文明與現代的最基礎觀念，而這些觀念的背后，是極具意識形態特性的“西方中心論”歷史觀。

毋庸置疑的是，在一段歷史時期中，歐洲的確以其技術優勢與資金儲備在人類文明中風頭無兩，他們的起家故事與發展經驗被許多人視為“走向現代”的必經之路，并將其奉為“現代文明”的標桿。這種觀點的偏誤性在于極大地簡化了歷史現場的豐富細節，沒有從根本上解釋清楚歐洲與亞洲為何會形成如此迥異的發展格局，而這，恰恰是約翰達爾文試圖回答的問題。選擇“帖木兒之死”作為寫作的起點，正是因為這一事件的背后暗含著“西方中心論”歷史觀所需要的種種解釋，后來的歷史發展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此種敘述。但是，當作者將筆端深入到“西方中心論”者引以為豪的“現代性”概念時，這種歷史觀的局限性也會因之逐漸顯露。

反思西方的“現代性”

時至今日，“現代性”已經成為學界普遍使用的專業名詞，“西方中心論”的歷史觀竭盡全力地將自己標榜為“現代性”的文明標桿，將自己作為現代文明的標準。約翰·達爾文的寫作便是在對歷史細節的細致考掘與深刻思考中不斷地重置和校正“現代性”的意涵，使之能夠更為恰切地解釋人類歷史與文明。

約翰·達爾文從國家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生活、公民教育、自我認同等多個方面為“現代性”尋找坐標，最終將其總結為“在銳意革新以提升‘社會效率’的社會里，現代性的基調變成秩序、紀律、階層、控制”。他也不忘提醒讀者“這些檢驗標準大部分其實是在描述人們認為已在歐洲發生的情形”，并以此斷定“歐洲成為現代的；非歐洲在被歐洲現代化致歉，則停留在前現代”?？梢哉f，在達爾文的筆下，“現代性”成為對“歐洲”量身定做的形容詞，以此標榜他在人類文明史中的優越地位。但是，這些衡量“現代性”的標準并未脫節于“傳統”，是因其在世俗社會與資本經濟中更具標志性與適應性而被人們所關注。追求效率，講究勤奮的品質可以溯源到新教傳統，公民識字率的提升離不開宗教解釋權的下移，階層也并非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有概念，而是人類文明的必然產物，是金錢與世俗社會讓此概念更為引人關注。尤為重要的是，歐洲引以為豪的“現代文明”與“現代性”的背后是擴張與劫掠，殺戮與殖民的殘酷現實。

書中用極大地篇幅詳盡介紹了歐洲的殖民史與現代發家史，這直接促成了歐洲與亞洲的發展差距，即達爾文所說的“大分流”。以本書第四章“歐亞革命”為例，這一章重點論述了歐洲與亞洲在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30年代之間的發展史。一般來說，人們會將這段時間歐洲突飛猛進的發展歸功于工業革命的強勢推動，但是在達爾文看來，此種解釋無疑是對歷史的簡單化處理?；蛟S，工業革命是火山爆發時噴涌的巖漿與騰起的火焰，以其強悍的氣勢迅速奪人目光，但是，火山口下涌動的巖漿與地心的運動才是爆發的真正動力。工業革命固然意義深遠，但是若沒有新航路的開辟帶來的市場擴大，若沒有黑奴貿易帶來的巨額資金，若沒有殖民地印度棉對本地商品的擠壓，工業革命恐怕會是另一種場景。

可以說，對于當時的歐洲與亞洲來說，“現代性”成為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將這兩塊區域分隔為先進與落后，文明與愚昧，優越與鄙陋等二項對立。這讓人們不得不接受、乃至認同這種歷史敘述與思維邏輯，而這恰恰就是“西方中心論”的歷史觀的精神實質——帝國主義——的目的所在；這也呼應著“歐亞大陸觀”中的關鍵概念：帝國。

“帝國”與“帝國主義”

從帖木兒開始，發生在歐亞大陸的大型事件幾乎都與“帝國”相關。帖木兒夢想建立統一的蒙古帝國，當時的明、清王朝以巋然不動的態勢雄踞亞洲，被達爾文稱為“中華帝國”，今日的土耳其在當時有一個更為響亮的名字——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鼎盛時期的英國更是被稱為“日不落帝國”……為何歐亞大陸如此鐘情于“帝國”呢？

這與歐亞大陸廣袤的土地面積、多元的民族人群、復雜的文化傳統以及彼此間頻繁的交流有關。在達爾文看來，帝國的最大特征是它“打破或無視種族、文化以及生態區分的勢力體系或統治框架”。用今天的眼光看，帝國是一種抗爭民族化的政治形態，一種打破分隔與離散的現實方式，尤為重要的是，帝國也是一種“全球化”的參考樣板，只不過這一參照極易勾起人們普遍的厭惡心理與抵制情緒。而這種反應的背后就是“帝國主義”造成的噩夢效應。尤其是在“后殖民時代”中，帝國主義不僅沒有煙消云散，曾經的殖民者依然要為其招魂。達爾文稱其為“‘無形支配’的帝國”或“非正式帝國”。這種帝國的建設者是銀行家、外交官、商人、傳教士等世俗社會中的普通人，他們的日?；顒泳褪堑蹏\轉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種“非正式帝國”的疆域版圖正在依托于國際貿易、政治交往、文化溝通、信息傳播等方式逐漸擴大。

人們對“帝國主義”深惡痛絕，但歷史與現實卻無法完全摒棄“帝國”概念所具有的實際效用，“帝國”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似乎就是歐亞大陸復雜局勢的明確表征。在民族化與全球化之間，在合作與競爭之間，在摒棄前嫌與銘記歷史之間，歐亞大陸將會繼續上演“大分流”與“大合流”的循環，各個國家也將在這種趨勢下不斷校正自己在歐亞大陸中的實際位置。帖木兒曾經想一統歐亞大陸的夢想早已破滅，但是，他的教訓或啟示依然使今人受用，“那就是歐亞世界對單一制度、單一統治者或單一規范的抵制”。由此看，我們確實生活在帖木兒的陰影之下，并需要時時反顧，遙望這塊已經風化卻依然屹立的歷史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