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李秀娟 納超洪 芮萌/文 在中國經濟舞臺上，這是一道前所未有的景觀。

從改革開放之初起步的創業一代，到1992年后告別體制飛身“入海”的激情一代，從經歷互聯網淘洗站上高峰的那些人，再到最近七八年才嶄露頭角的新生代，中國的商業精英“四世同堂”。他們截然不同，但又極為相似。35年的改革開放歷史，見證了這一切。歷史怎樣塑造了他們，他們又如何創造了歷史？

這份研究報告，意在破解市場化改革和企業家成長之間的關系密碼。我們以經濟觀察報采訪的50余位企業家為基礎，結合多家媒體報道文章，以及部分網絡搜集的補充材料，整合了78位企業家的素材，以此為藍本，從他們的背景、所處行業、商業模式和企業家精神等層面入手，深入分析企業家的代際變化，研究企業家自身的背景和精神怎樣影響企業家的發展，我們還試圖尋找政商互動的清晰線索：政府制定怎樣的政策，才能更好地保護和激勵企業家精神，讓他們在市場中自由翱翔，超越屬于自己的商業夢想。

市場化改革與企業家成長

中國改革開放35年來最重要的兩個成就，一是制度創新，二是企業家階層崛起。在制度建設上，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企業家階層與市場經濟體制相伴而生，中國企業家既是每一個時代的先行者和“弄潮兒”，又是推動時代變革、重塑中國面貌的重要力量。

市場經濟的確立，也是政府不斷對市場松綁、經濟去管制的過程，企業家精神在這一過程中得到釋放和激發，這種政府和市場的互動，最終也促成中國對民營經濟從禁止到許可，再到鼓勵和扶持。在一波波的創業浪潮中，那些勤于奮斗、敢于冒險的人撞線而出，成為領風氣之先者，也成為中國的先富階層。按照中國市場化改革和企業家創業時間、企業壯大時間，我們將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企業家劃分為四代。

草根派|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代企業家。他們既有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背景下誕生的科技型企業家，如柳傳志，也有農村背景下誕生的農民企業家，如魯冠球。他們敢想敢為、敢于挑戰傳統體制的束縛，勇于在坎坷中奮力前進，對經濟發展頗有貢獻，但當時企業家還不受重視，地位較低。

92派|他們是1992年之后誕生的企業家。鄧小平南巡提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改變了中國的制度和政策環境，大批原來政府、行政事業單位的“鐵飯碗”人員紛紛下海創業，形成了以陳東升、毛振華等為代表的“92派”企業家。他們都曾是社會的主流精英階層，具有較強的資源整合能力，企業的產權制度比較明晰。1992年《有限責任公司暫行管理條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暫行條例》出臺，標志著中國開始建立真正的現代企業制度，也開始催生真正的企業家。

改制與海歸派|第三代企業家誕生于1998年前后，一部分是伴隨中國國企改制、房地產市場化改革發展起來的企業家，如許家印、吳亞軍、宋衛平、牛根生等，他們靠的是敏銳的政策把握能力和冒險精神。還有一批是隨著新經濟的興起，依靠風險投資、互聯網經濟迅速發展起來的企業家，如馬云、張朝陽、李彥宏等，他們的典型特征是高學歷、高技術、年輕化，具國際視野和創新意識，熟悉國際規則，創始人或管理團隊具有“海歸”背景，能夠在全球競爭中博得一席之地。

夢想派|這是企業家群體的新生代，誕生于2005年前后，仍在生長期。他們大都懷有實現自我、改變、普惠的夢想，很難說他們中間誰會成為未來的柳傳志、陳東升和馬化騰。他們的身影出現在金融和網絡等領域，這并非偶然。金融改革推動金融企業批量上市，民營資本大幅進入銀行、證券、保險業、風險投資等領域；上市公司股權改革、中小板以及后續創業板的推出也推動了金融的快速發展。而對國外網絡公司進入的壁壘政策無形中保護了國內網絡企業，這為具有一定技術能力，如網絡技術、金融投資技能的創業者提供了成功的機會。

四代企業家特質

性別|在我們研究的樣本中，男性的比例高達97.4%，女性只有龍湖集團吳亞軍、諾亞財富汪靜波二人。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國的文化、環境和個人觀念，仍不利于女性企業家的成長。

年齡|四代企業家的平均年齡為53歲，年齡最大的褚時健自創品牌“褚橙”在今年成功時已是85歲，最小的曹凱僅31歲，已開發多款網游產品，擁有多家公司股權。四代間的平均年齡由41到66，每代相差約七八歲。大多數成功時在40-50歲，這也是人生中最年富力強的一段時間。隨著不同代的更替，成功的年齡越來越小，其中三、四代中的不少人在大學期間就開始創業并獲得第一桶金。

政府背景|在樣本企業家中，創業前具有政府背景的有18人，占比23%，創業后有政府背景的有38人，占比49%。分別從四代來看，而二代的政府背景比例最高，三代、四代較少，二代中占比較高的主要是“92派”，創業前就有50%的人在政府行政事業單位工作，但大量沒有政府背景的企業家成功后仍然謀求政治關系，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商聯副主席等。如王健林就曾擔任全國政協常委、人大代表和工商聯副主席，梁穩根曾為中國共產黨黨代表、人大代表，并曾謀求入選中央委員。

企業性質|在樣本企業家中，民企64人，全都是創業者，創業前有政府背景的人有13人，占比20%，創業后有政府背景的有29人，占比45%。國企14人，創業前后的政府背景都比民企高很多，這些國企的企業家大多數都是從公司創立之初就在該公司參與創業，他們在特殊的制度環境下帶動企業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企業家本身也成為了該企業的代名詞和形象代言人，如張瑞敏、王石、馬明哲、馬蔚華等。

教育背景

我們的研究中，從表中可以發現企業家們的學歷主要集中為本科和碩士學歷，絕大多數企業家接受過大學教育，相當一部分企業家具有碩士、博士學位，78人中碩士博士的比例為52%。這同經濟發展相吻合，也是行業對企業家的知識水平的必然要求。二代中的6位博士除周厚健、李書福是制造業外，另外4位都是金融行業，如陳東升、馬蔚華、馬明哲、毛振華。三代主要是碩士和博士，博士又集中于金融和網絡專業。四代就基本集中于碩士。從海外學歷背景來看，10人有海外碩士以上學習經歷，占比為13%，主要又集中在三、四代，行業又主要集中在金融、網絡服務業，說明海外學習和工作經歷對回國創業成果具有較好的幫助。

在我們的研究對象中，仍有極個別企業家是以中小學學歷取得的成功，比如福耀玻璃曹德旺、萬向集團魯冠球、沙鋼集團沈文榮、碧桂園楊國強、海底撈張勇等，但這一點也不能否認教育的價值，這些主要是早期的一代、二代企業家，他們都創業于改革開放初期，恰逢市場經濟起步帶來的巨大機遇。他們那時候難以接受較高的教育，此外他們也歷經坎坷，吃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苦頭，經過了長期的歷練和拼搏，在過程中不斷學習和積累才有了現在的輝煌，而且他們最初從事的都是知識密集度不高的傳統制造業。

此外，無論創業時的學歷高低，很多企業家都重新走入課堂接受EMBA之類的教育，企業內部的培訓也成為大多數企業的常規項目。同時，知識經濟時代，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創業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的崛起，使得當前的企業領袖群體的總體教育背景獲得了明顯提升。

出身

企業家的出身也是其重要背景之一。在78個有效樣本中，創業前的主要身份可以說五花八門，軍人、農民、教師、公務員、媒體記者、海歸人士、技術人員和學生等等都有。其中，一代中軍人、農民企業家普遍較多，三、四代中海歸和具有強大的專業技術人員較多。

軍人|軍人出身的企業家包括柳傳志、任正非、王石、王健林等。這些曾經從軍的企業家，明顯具有軍人的勇敢果斷和不屈不撓，他們的領導風格也大都留下了軍人的烙印。華為任正非塑造的團結協作、集體奮斗，自強不息、榮辱與共，勝則舉杯同慶、敗則拼死相救的團結協作精神，也充分體現了軍隊的特征。王健林這樣回憶，“1992年，我去求一筆銀行貸款，跑了五十幾趟，最后也沒拿到！在銀行行長門口至少站了10次，最長的連續站一天，上午站4個小時、下午站4個小時。這種屈辱受了很多，我的一生都抹不去！”王健林說，“所以我對自己說，今后一定要做大、做出品牌，爭口氣！”而王健林能夠忍受如此的“奇恥大辱”，與長達17年的軍隊生活密不可分。

農民|魯冠球、南存輝、沈文榮等則是農民企業家的代表。他們更多地展現出“天不怕地不怕”、闖勁十足的一面。南存輝基于有勞有獲的信念和文化素質的先天弱勢，要求企業在道德上自知、自擇、自律，關鍵要自覺，同時要求全體正泰員工不僅能生產出質量可靠的產品，還要首先學會堂堂正正地做人。

教育|俞敏洪、江南春等則當過教師。這使得他們大多能言善辯，喜愛說服教育，一定程度上具有著知識分子的穩健。

公務員|公務員下海的企業家有陳東升、王健林、梁穩根、盧志強、王文京等。他們的優勢體現在擁有政府資源以及較強的政治敏感度，擅長與主管機構和政府部門打交道，并對國家經濟的宏觀導向有著一定的先知先覺優勢。

文體傳媒|還有從文體、傳媒行業出來的企業家，比如吳亞軍、李寧、王長田等。他們大多仍借用文體和傳媒行業的資源，開拓事業，形成獨特優勢。

學生|還有一些企業家從學生時代開始創業，或者剛走出校門便被扶上管理崗位，如丁磊、張朝陽、雷軍、李學凌等，他們大多以差異化的優勢獲得先機，同時也演繹著知識創造財富的佳話。

海歸|包括張朝陽、李彥宏、梁建章、古永鏘、唐彬、吳尚志、王中軍、沈南鵬等。他們從事的都是網絡、傳媒和金融等前沿行業，在創業時就引入了國外管理經驗，行業引領前沿，往往是媒體關注的焦點。

技術|技術型企業家在三、四代較多，這不僅擁有傳統的專利技術，還包括管理技能、專業技能等，如大量網絡技術出身的企業家、金融專業出身的企業家都屬于這一類型。

企業家精神與商業模式

企業家精神|從四代企業家中我們可以發現，不管時代怎么變化，企業家精神都是一樣的，那就是需要冒險、堅持、付出、專注、創新與夢想。從一、二代來看更多的是冒險、堅持、付出。正如王健林所說，“富貴險中求！什么叫企業家精神？最重要的兩條標準，一是創新或者叫敢闖敢試，二是堅持精神，凡是成功的企業家或者卓越的企業家都接近神經??！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相信自己這個故事，相信我能做成，失敗5次、10次甚至更多次也不怕，接著再干，還真就能獲得成功。如果沒有這種堅持、鍥而不舍的精神，這種執著或者堅信是不可能成功的，一個人太圓滑或者太容易放棄是不會成功的。”南存輝也認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能夠集中精力干好一件事就很不容易。”陳東升則感嘆一輩子只做一件事，他說：“當你什么都想要的時候（未必能成功），其實你只要一個就能勝出。”三、四代則更多的需要創新和夢想，李彥宏說：“你有超出旁人的付出，你通過自己的努力解決了問題，因此就會產生成就感，從中獲得的成長是十分寶貴的。”

“第一，有理想情懷、遠見、使命感；第二，敢于去追求一些與眾不同的東西，不要被現實所束縛，要敢于創造；第三，與精英人物為舞，我不喜歡與過于平庸的人在一起。這是浪費生命?？雌饋砗芎先?，但是內心深處希望與精英一起來改變一個時代。”唐彬如此形容自己的內心。雷軍成功的動力是夢想，“我不缺名也不缺錢，只是因為懷有創辦一家偉大企業的夢想。”

商業模式|前兩代企業家靠的是十幾年的拼搏賺取血汗錢，進入重資產的制造等領域，形成較高的壁壘。運營方面主要是模仿學習國外模式，柳傳志認為，“真正所謂的企業管理，一直是跟人學習，自己研究。積極主動又不踩出紅線”。毛振華也說：“模仿賺錢就是創造，市場經濟是一個舶來品，它來自資本主義社會，我們評級這個市場，更來源資本發達的市場，所以我們照搬的東西很多，基本上是學習，但是這個學習過程很坎坷。”而到了第三、第四代要么是通過政府和關系資源進入房地產，要么通過自身的核心技能和創新，進入輕資產的金融服務和網絡業，運營則是通過快速創造、共同合作分享市場的模式。雷軍認為：“互聯網思維的核心是：專注、極致、口碑和快。”馬蔚華認為：“在互聯網時代，銀行的對手可能來自異業。而對于互聯網要適應，其次要合作。”這也可以從王健林與馬云的對賭變成雙方合作看出，商業模式間的相互合作和變換愈來愈突出，更多的競爭可能來源于跨界。

此外，人格魅力在國有企業表現得尤為突出。國有企業里更容易涌現“個人英雄式”的領導人物。民營企業中企業領導的人格魅力呈逐級遞減的趨勢，說明隨著不同代企業家的成長，領導個人形象和魅力逐漸減弱，更多專注于專業領域和市場前景。同時，復雜的市場環境對企業家商業模式決策能力的要求也逐漸增加。在模式整合能力方面，1992年以前的企業家更為突出。這同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市場經濟制度還不完善，社會資源對創業成功極為重要。隨著時間的推移，各類企業領導人的組織能力都明顯提升，說明團隊的力量日益凸顯，管理也朝著更為規范的方向邁進。

35年成功轉變

從重資產的低端制造業轉向輕資產的網絡和金融服務業

我們把78人所在的行業按最核心的產業進行歸類，行業太多又沒有特別占主導地位的劃分為多元化。從四代企業家行業分布的圖表中可見，行業差異非常大。一代的行業主要集中于制造、食品與農業等重資產的低端產業，兩家多元化企業的也是制造業出身。二代企業家涉及的行業較為多元，主要集中于制造和金融業，其中一家多元化主要是地產，地產業占15%，其他較多為服務業相關行業。三代的行業主要集中于金融、網絡、地產等，其中金融國企主要是銀行，而金融民企則全都是PE/VC和網絡金融，都是輕資產運營。四代的行業更加集中于網絡和金融，即使其他相關行業，不少也是網絡運營。從企業性質劃分后來看，民營企業最集中的行業是網絡、金融與投資、制造業；國企主要是金融和制造業。從四代行業更替來看，制造業是早期企業家最集中的行業，隨著時代的發展，地產、金融、網絡逐步更替。在2013年度經濟人物典禮上，雷軍表示五年內小米模式營業額將擊敗格力，雷軍靠的是輕資產、重設計，依靠網絡的運營。雷軍認為：“小米的盈利模式最重要的就是輕資產，第一，它沒有工廠，所以它可以用世界上最好的工廠。第二，它沒有渠道，沒有零售店，所以它可以采用互聯網的電商直銷模式。沒有渠道成本，沒有店面成本，沒有銷售成本，效率更高。第三點更重要的是，因為沒有工廠，因為沒有零售店，它可以把注意力全部放在產品研發、和用戶的交流之上。所以，小米把自己的精力高度集中在產品研發和用戶服務上。”這樣的運營恰好是現在第四代企業家們所從事的行業都在追求的。

這樣的行業更替和前文的市場化程度密切相關，一、二代企業家中幾位國企的企業家成長應歸功于當時國企轉換經營機制擴大自主權，如1982年中央作出《關于國營工業企業進行全面整頓的決定》，1984年福建55位廠長刊發《請給我們“松綁”》的呼吁，當年國務院頒發了《關于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在這個過程中，張瑞敏帶領企業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海爾由此走向成功之路。在1992年國務院通過《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后，又促成了周厚健、李東生、馬明哲等一系列企業家的成功。而對于一、二代的民企來說，能進入的制造業主要還是低端的輕工業，其中4家金融兩家是國企，2家民企是陳東升和毛振華，1家地產是王健林，他們都有政府工作經歷?？梢娫缙诔晒Φ钠髽I家要么是通過自身的冒險和拼命進入市場放開的重資產的低端制造，要么依靠一定的政府背景和關系資源進入金融和地產業。

從三代來看，前兩代最集中的制造業只有李書福一人在繼續，其他主要是金融、網絡和地產，金融的7人中民營的僅有2人，且都是風險投資。這也說明重資產的制造業由于資本投入大、市場已經被占有，進入壁壘較高。企業家們要么通過資本和關系進入金融房地產行業，要么通過良好的教育和工作背景進入網絡和風險投資業。在四代靠專業能力進入網絡和風險投資等金融投資類的輕資產行業更加明顯。這得益于市場化之后，具有國際背景、高學歷和專業金融能力的企業家能夠通過價值發現賺取聰明錢。網絡業在國內開始就對民企放開，面對世界最龐大的快速增長的市場，民企的機制和企業家的精神促使企業快速發展。

從培育資源向培育整合能力、創新能力轉變

第一、二代企業家主要靠的是占有資源、把握政策，通過中國特色的關系資源獲得競爭優勢，從而推動公司快速發展。第三代部分企業家還可以通過國家相關地產政策、互聯網保護政策得到快速發展，然而，其他第三代和第四代企業家獲得相關物質資源的需求大幅降低，更多是整合能力、技術的創新、商業模式的創新，網絡和金融投資相關企業的發展尤其如此。從行業的轉換可以看出這一特征，三、四代企業家的企業競爭程度更大，對政策和關系資源的依賴更小，已經從純粹的資產規模轉向創新，獲取更多的客戶和市場規模。

整合|目前的企業發展，已經不是單靠人脈就可以解決的。“我看到的不少企業管理人員，通常都是以自己的經驗、悟性或者是一些特有的背景環境、資源做出一個選擇，然后把這個企業發展起來的。要做大生意，或者有更好的人要與你競爭的時候，我們往往覺得自己好像到處瞎忙，效率很差，不能改變落后的狀態，不能與人家競爭。這是因為我們不太懂得怎么樣進行系統的管理。我相信自己有這樣的激情，或者有這樣的一些悟性，但是我缺少這方面的知識。”李寧這樣談到接受EMBA教育的動機。

創新|企業家對創新關注的更多，一、二代企業家的創新更多界定為陳東升所說的“創新就是率先模仿”，或者如王健林說的“敢闖敢試式創新”。而三、四代則追求的是更高層面的創新，江南春認為：“只要不斷變革，創造差異化，就能保持強勁增長。”唐寧認為：“金融市場還有很多缺陷，金融創新將永不會停止，但業精于專，方顯卓越。”唐彬把自己看作是像喬布斯那樣，不顧一切地去追求極致；像維珍航空創始人查理德·布蘭森，以創新為事業根本。

整合和持續創新能夠讓企業保持競爭力，這也是公司最核心的實力體現，但企業的整合和創新僅僅靠企業家個人的拼搏已經遠遠不夠，很多企業領導開始意識到企業的發展最終靠的是人才，“我一直認為，作為管理者最需要去認真思考的是人，而如何讓優秀的人脫穎而出，是我最近一兩年經常思考的問題。”李彥宏如是說。因此，在商業環境和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只有不斷地主動學習，同時吸引最優秀的人才，企業才能不斷創新，才能保持持續競爭力。

從國內轉向國際

憑借低成本和勞動密集型制造的優勢，中國企業在全球產業分工中謀得了一席之地。但是當前的市場環境已經有了重大變化，全球化競爭的特征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家需要走出國門，進行國際化競爭和跨國并購，比如李東生帶領的TCL在手機、彩電持續虧損的情況下，仍堅持國際化策略；而柳傳志和楊元慶帶領的聯想收購IBM、吉利集團李書福收購沃爾沃、任正非帶領的華為，他們的業務在海外市場已經占絕大多數，在“不走出去是等死，走出去是找死”的詛咒聲中，已經逐漸開始融入國際競爭的格局。

企業的國際化需要領導人的國際化思維和視野，這是很多中國企業領導的軟肋。在我們的企業家分類中，海歸人士僅僅占到13%，他們也不是都具有國際市場的經驗。“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國際化視野是中國企業家未來能否基業長青的關鍵之一。

總體來看，一、二代企業家的學歷和工作基本沒有國際背景，三、四代企業家不少有國外的學歷背景，同時不少還有國際知名企業的工作背景。從市場來看，一、二代除近幾年有國際并購進入國際市場外，沒有企業到國際上市，而三、四代企業家的企業大量到國際市場融資，如香港資本市場和美國資本市場上市。三、四代企業家的企業較多是創新行業，發展較快，但盈利能力和上市模式難以在國內上市或者在國內估值較低，通過海外上市可以迅速籌集資金獲得較快的發展。

也正因為如此，當被問到過去十年和未來十年，企業領導會有哪些差異和挑戰時，柳傳志說：“一個最突出的不同就是，未來的戰略必須得國際化，所有的業務都得跟國際化相聯。

從簡單的賺錢向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轉變

我們經?？梢钥吹缴鐣谟懻撈髽I家的“原罪”，討論企業家的時代機遇，認為他們有好的機遇能夠賺快錢。但一個企業家想要做出百年企業，沒有社會責任感，沒有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將是不可能的。從一、二代身上，我們可以看出他們身上具有最淳樸的道德觀和企業的底線。柳傳志認為：“企業家應負起社會給他們應有的責任，你把自己的事做完了，根據企業的具體情況，來為社會多做一些事情，多做一些，我覺得企業家責任就是這些”。陳東升也認為做事情要有道德規范底線，要有“家國情懷、歷史責任感”。毛振華談道：“曾經有很多機會讓我們做一些可以賺到錢，但是有損這個長期發展的時期，我們沒有做，我們堅持一個公司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堅持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成功了就驗證了堅持的價值。”

三、四代則除了道德之外看到了行業、社會民眾的責任，如張朝陽談道：“搜狐是一個非常有底線的公司，大家不只是為了賺錢，不只是為了成功，有道義地賺錢和成功這是比較重要的。我的社會責任是讓這個領域能夠有一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李彥宏引以為豪的是：“百度發展到今天，已經不是一家單純追求自身發展的公司，它的使命連接到了更廣闊的范疇——社會的幸福和進步。我們將繼續和廣大用戶、企業客戶們一起，擁抱每一點變化、創新，堅持使命，不忘初衷，在追逐夢想的道路上繼續前行！我真正在乎的是希望能依靠自己的技術改變世界，讓自己做的事情能改變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讓足夠多的人受益。”雷軍認為：“企業家精神除了要將自身企業做好，推動行業進步外，還需要承擔一定的公共責任。” “我們是為普惠金融而生。”唐寧說道。

快速發展的行業都需要較好的商業模式和較高的創新能力，國際化更需要創新能力，而國際化的同時也需要有普遍的社會價值觀，需要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不僅是國家的責任，還應考慮世界的共同價值觀，考慮當地社區尤其是消費者的責任。

總結

早期很多中國企業的成功，就是一個人帶領一個產品、一個項目的成功，具有顯著的個人主義色彩。如果沒有這個超級領袖，這個企業的成功一定要大打折扣。早期企業的成功很多依靠企業家的人治，但最終企業發展壯大僅僅依靠人治是不可能基業長青的，從人治到法治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必須通過業務流程的優化、管理的制度化和持續完善，減少經營中的人為因素，才能真正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此外企業家決策的變化也從早期敢闖敢試的拍腦袋的決策模式中，轉化為不斷提升個人溝通能力、組織能力和戰略能力，用科學管理決策配合個人魅力和影響力，實現基業長青。我們也發現，企業家們尤其是一、二代企業家可說是身先士卒，整天沖在第一線吃盡苦頭賺來辛苦的血汗錢，現在三、四代更多的需要自身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專業的工作經驗來賺取聰明錢。市場的競爭由國內走向國際，企業投資者也由國內走向全球資本市場。商業模式由關系和資源的壟斷走向創新與合作共贏。經營的理念由簡單的挖空心思賺錢到了必須考慮企業家和員工的夢想，考慮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企業家的地位也由不受待見的經營“資本主義的尾巴”的跑龍套人物，變成了僅次于政府官員的經濟體制中地位較高的“二號角色”。

從35年中國企業家的發展史來看，企業家群體的發展壯大一靠制度政策，二靠企業家本身的因素。中國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從單一所有制結構向多種所有制結構共同發展的轉變，制度和政策培育了企業發展的土壤；反之，即使面對仍不適宜創業的土壤，企業家們仍然保持了拼命進取、不畏冒險、不斷創新的精神。市場化進程的每一次突破都是這樣一種互動的結果。

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這一經驗同樣適用。柳傳志曾這樣總結中國企業家成長之路：上世紀80年代企業家主要面臨的是體制風險，進入90年代則主要面臨經營管理風險，本世紀企業家必須通過制定戰略、塑造企業文化進行“基礎管理”，這樣企業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存活下來。中國經濟的未來取決于正在生長的一代。他們沒有了第一代企業家面對的管制環境，這是一種幸運，但他們也缺少第二代企業家所具有的政商背景，他們沒趕上第三代所有的世貿紅利和互聯網革命快車，卻要面對人口紅利的消退，當經濟進入“七上八下”的常態化，借助風的力量似乎已經不足以讓自己飛起來。這時候應該怎么辦？

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是創新的一代，靠自己的一代。中國需要誕生一批具有全球視野和創新意識的企業家，在商業模式創新、管理創新、組織創新等方面都需要超越前兩代企業家，并培育較強的國際化對接和全球資源整合能力，以此推動中國企業在國際化競爭時代贏得競爭地位。

但是他們是否能夠脫穎而出，他們能夠擁有怎樣的空間，很大程度上要看有沒有適合的土壤。中國已經明確要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作用，放權于市場，還權于企業家，將是未來政府改革的主旋律，這也將決定中國商業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