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木衛二/文 自十一月中，我赴臺灣觀摩金馬獎。頒獎禮前電影院正在放映一部紀錄片《看見臺灣》，它創下了紀錄片的票房紀錄。賣點是俯瞰臺灣，絕大多數觀眾首次站在全新視角上看家園。

從電影看臺灣，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曾告訴觀眾，電影如何給歷史一個說法?！逗＝瞧咛枴穭t告訴所有人，現在的土地上生活著怎樣的一群人。近年賣座的臺灣電影也多是講述本地的風情文化，尤其強調“傳統”的沿襲更改。譬如《艋舺》、《賽德克巴萊》、《陣頭》、《大尾鱸鰻》或《總鋪師》，片名都有字面以外的一層釋義，臺灣觀眾能吃得更透。及至《練習曲》、《海角七號》、《雞排英雄》這些，它們也跟環島、夜市等標志性地域特征聯系在一起，無一例外，做成對外的文化推廣和旅游行銷。

這套屬于臺灣的傳統當中，有一大部分則是來自電影方面的傳統?！犊匆娕_灣》由侯孝賢擔任監制，吳念真做配音旁白。熟悉臺灣新電影的都知道這兩號人物意味著什么。即便是像魏德圣、鈕承澤、林書宇，或是剛摘得金馬獎最佳影片的新加坡導演陳哲藝，都會談及臺灣新電影的影響，以至于走上了導演之路。這種影響，其實也是電影傳統的一部分，表現在制作的決心或者是最終的影像上。

對剛卸任的金馬主席侯孝賢來說，他也意識到，最適合自己的身份還是電影導演，所以，主席一職交給了張艾嘉，他也可以好好去拍電影了，不用沒吃幾口飯就得往臺上站。那部近乎十年磨一劍的古裝大片《聶隱娘》，怎么也得拍完啊。對蔡明亮來說，雖然可能有些負氣和賭氣，但是金馬獎還了一個人情，發了兩份大禮，令他感慨，也許電影還是可以繼續拍下去。侯孝賢和蔡明亮，他們都和金馬有過糾結恩怨，如今他們又和金馬站在了一起，前所未有的和氣，釋懷，團結一致。而在臺灣電影產量最低的那幾年，一年也就十幾部電影。有時候，你不免都會覺得，臺灣的電影導演，數下來也沒幾個。

對侯孝賢和張艾嘉來說，白發蒼蒼的李行是前輩老師，同時也代表著某種電影的傳統。但后來臺灣新電影又打破了這種傳統。對魏德圣來說，他繼承了楊德昌的精神傳統，又承受了賣座的票房考驗——這又是新電影一直所無法達到的。在重復過去和打破過去的反復中金馬獎和臺灣電影走到今天，不再局限于臺灣電影，而是放眼到更寬廣遼闊的華語電影。

據說金馬獎一結束，評審團主席李安忙著給老友賠禮道歉。他在臺上也說了，帶頭評獎是一個得罪人的事情。然而，從最初尋找人選開始，李安一直是主席的不二人選。原因也很簡單，李安是臺灣之光，又跟金馬有緣。他答應下這件事，承擔了職責，也是照顧了傳統，還了人情。

后來去南部的墾丁游玩，司機還熱情介紹著，《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在墾丁取了好多景，劇組還下榻在夏都飯店。一部3D電影，李安執意要回到臺灣，恐怕不是什么成本上的考慮，一部好萊塢電影，它可以拉動本土電影工業，訓練和培養一批人才，真正回饋臺灣電影。而早先的《賽德克巴萊》，據說所有在本土的臺灣電影人才人都給用到盡了，一部電影就完全暴露了工業規模和人才儲備的不足。所以談論臺灣電影，談來談去，最后還是繞不過楊侯蔡李，大可戲稱之為四大家族。

臺灣電影工業之薄弱，甚至于不曾存在，那是脫自先天母體，早有傳統。早年的電影，與政治體制和社會氛圍脫離不開干系。后來的新電影，一條路上走到死，也沒能挺過來。來來去去，要么有藝術成就沒有觀眾緣，要么就是有觀眾緣但又留不下來，四個字：人情世故。所以人們常說每隔上幾年金馬獎就刮不同的風。實際上臺灣電影的風向一直飄搖不定。

今年金馬50周年，于我而言一大功勞是回顧了臺灣電影的歷史以及臺灣的歷史。像早期的“國聯五鳳”（甄珍、汪玲、江青、鈕方雨、李登惠），倘若不是金馬獎的緣故，她們多年沒有了聯系，更不會重新聚集在一起。歡迎酒會上，我有幸跟其中的三鳳忝列一席，桌牌上寫著：歷屆影帝影后獲獎者。要是往后個十年，林青霞、秦祥林這些，一般人都還知道，尚能瞎扯幾句?？稍谀莻€時候，我面對這些氣質出眾的老前輩，想攀談都完全不知道從何講起。于是，作為一個影評人，當時只感到無比慚愧，對華語電影實在一無所知。

由于眾多老前輩的出現，很多人都是久別重逢，整個歡迎酒會在歡快熱鬧的節奏中進行。大家合影作記，戀戀不舍，執手道珍重。

另一場沒有邀請媒體的“爬梯”在寧夏夜市舉行，在偷偷溜進去的攝影記者柯蕓的眼里，幾乎是臺灣電影常見的人情味畫面的實景拍攝：“在夜市中間的大馬路上搭出幾個大棚子，擺上十幾個大圓桌，侯孝賢、杜琪峰、關錦鵬……一幫子導演和制片人就圍著桌子吃起來。食物全都由夜市上的各個攤主贊助，回報是上菜的時候主持人拿著大喇叭在一旁喊——現在上的這盤是由古早豆花提供。桌子前面還有類似90年代初期廣場卡拉ok的那種臺子供大家即興演唱。很快就喝開了，卡拉ok也熱鬧地唱起來。”這大概是臺灣與臺灣電影最吸引人的模樣，也是趕逢金馬50周年來到臺灣的人感受到最臺灣的部分。有些地方，它像那部鬧哄哄的《總鋪師》，有些地方，它就是《侯孝賢畫像》的結尾。

離開臺灣前，我去看了在松山文創園的“金馬50芳華展”。展廳內有獎杯、照片、海報、劇本手稿等實物，也有珍貴影像、拍攝道具和供以翻閱的出版物。

我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位置前久久停留，里面有一些從未見過的人物定妝照。我想起了之前看到的一張照片——韓國電影《老男孩》在十周年后，有心人召集到主創陣容拍攝了一張大片。我所想到的居然是該拍一張《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大合照。當年的少年早已長大，有的剛剛完婚、有的早已嫁為人婦，有的修車、有的開店，還有好幾個離開了人世，包括以完美主義和嚴厲脾氣而著稱的楊德昌導演。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記錄下捕捉不到的時光，記錄下這個因電影而誕生的大家族。

塔可夫斯基在日記里寫過：“多年來我苦苦堅信，在時光之中，會有最出人意料的發現。比起別的東西，我們對時光知之甚少。”

時間是充滿魔力的，當初的鳳山小混混變成了國際大導演。時間是荒誕的，它讓今天的晚輩認不得當年芳華絕代的女明星。時間也殘酷無情，它帶走很多人，留下了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的閑言閑語。一夜金馬，正是這個電影家族的流動盛宴。

好在，余者皆逝，電影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