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之 文

一

七十年代，有一部很著名的電影——《決裂》。影片的開頭，農場場長龍國政去見當年的老團長、時任地委副書記的唐寧。兩人有這么一段對話——

唐問龍：又上前線了？

龍站正敬禮：報告團長，剛下火線。

唐：你呀，還是那股勁頭，想不想打仗？

龍：打仗？

唐：攻堡壘呀。

……

唐所說的打仗，是在山溝里建設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他要攻的堡壘，就是這所大學的領導權。而龍國正所渴望的火線戰斗，就是把“資產階級教育路線”消滅干凈。

“前線”、“火線”、“打仗”、“攻堡壘”這些那個時代的常用語，從建國伊始，它們就離開了原來的崗位，跑到日常語言之中。語言學稱這種現象為“泛化”。

二

1994年，刁晏斌從《現代漢語詞典》中找出712個軍事詞語，發現其中有258個泛化，占總數的36.2%強。這些泛化的詞語以動詞為多，如進攻、戰斗等。名詞也占一定的數量，如標兵、會戰等。那些不能擴大使用范圍的詞語，主要是軍銜、裝備一類的，如少尉、大校、巡洋艦、無后坐力炮等。刁認為，軍事詞語的泛化是一獨特的語言文化現象，其它類詞語雖也有泛化，但無論數量還是頻率都無法與軍事詞語相比。為了說明這一點，刁又從《現代漢語詞典》中找出372個工業詞語，發現擴展到工業以外的只有17個，占總數的4.6%，其他可以泛化的農業、醫藥詞語也與工業差不多。（刁晏斌 《試論軍事詞語的泛化及其變遷》哈爾濱，北方論叢，1994，12期）

2008年，邱明波在學位論文中也做了多種統計。他以《軍事大辭?！返溶娛罗o典為依據，從《當代漢語新詞詞典》中的挑出“包圍圈”、“邊防軍”、“標兵”、“兵團”等軍事詞語196個。從中發現“橋頭堡”、“引爆”、“大戰”等81個泛化詞語。其泛化比率為41.3%。

他又考察分析了這81個泛化詞語在臺灣地區的《國語詞典》和大陸的《現代漢語詞典》中的釋義，發現其中有30個詞語,在《國語詞典》找不到蹤影，而《現代漢語辭典》卻僅僅拒收了17個。剩下的51個詞語，在《國語詞典》中有29個沒有泛化，有22個泛化了。而在《現代漢語辭典》中未泛化的是24個，泛化的是40個。由此，邱得出結論：臺灣《國語辭典》的泛化率是27.1%，而大陸的《現代漢語詞典》的泛化率是49.3%。也就是說，大陸軍事詞語的泛化，比臺灣高出了20多個百分點。

邱先生還以《人民日報》1966-1976年和1984-2002年這兩個時間段的社論，各130萬字為語料，對上述81個泛化的軍事詞語的使用頻率進行了對比統計。又隨機選了紅衛兵、敵人、小將、旗幟、紅旗、勝利、前進、斗爭、戰線等20個常用的“軍事詞語”，在該語料中進行了考察。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文革時期軍事詞語的使用量大、高頻、面廣。（邱明波：《亞文化視野下的軍事詞語泛化研究》，2008年，廣西大學，漢語言文字碩士學位論文http://www.docin.com/p-420431451.html）

刁先生是第一個用統計學的方法研究軍事語言泛化的人，其研究的價值，不僅在于具體的統計結果，而且在于他給學界提供了一個方法。他的統計結果被人們一再引用的同時，他的方法也不脛而走，成為眾多研究者的出發點。

邱明波的研究很有價值。他擴展并光大了刁先生的統計方法，不過也有一些小毛病。毛病之一，就是他所說的軍事詞語，如“紅衛兵”、“旗幟”、“紅旗”、“勝利”、“前進”一類，不能算是軍事詞語，盡管紅衛兵從誕生之日起，就想把自己說成是一種特殊的、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紅色戰士，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部正經八百的軍事辭典或軍事語言著作肯收留他們。另外，也不宜把“旗幟”、“前進”、“勝利”等廣泛應用于各個領域的詞語，扣押到軍事一家之中。通過“窄化”某些詞語，來夸大軍事語言泛化的戰果，此種做法屬于什么性質，相信邱的導師們心里無數，否則這篇論文就不會帶著這樣的瑕疵問世。

三

盡管研究者都提到，文革時期這一泛化達到了鼎盛，但是絕大多數研究者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種泛化的方向性和傾向性——它在戰爭語言的泛化之路上迅跑，且對火藥味一見傾心，而這個火藥味則暗藏著暴力的因子。也就是說，這一泛化的文化內涵在施放“正能量”的學人那里，被長久地漠視。

只有不受國內語境影響的中外學者才有可能參破這一層——專門研究文革語言的裴宜理、李遜早在1993年就指出，“軍事語言的膨脹，與文化革命崇拜暴力有關。”（裴宜理、李遜《革命的粗野》，廣州社會科學院1994年《現代與傳統》）她們在《革命的粗野》一文中所舉的軍事語言例子，如“萬炮齊轟”、“猛烈開火”、“打響戰斗”、“提供炮彈”、“吹響進軍號”、“放好哨，站好崗”等等都是戰爭用語，而且大多數都有著濃濃的火藥味。

軍事是軍隊與戰爭之事，戰爭所指的武裝斗爭，只是軍事的一部分。在戰爭之外，還有裝備、編制、訓練、后勤等等一大堆東西。上面所說的軍事語言的泛化，主要表現在戰爭語言上面，也正是這些語言才帶來了火藥味。也正是因為這些語言構成的作品泛濫成災，田漢才忍無可忍，起來“反火藥味”，告誡人們，戲里打炮是“話劇走的魔道”,舞臺上槍桿子太多了,就沒有藝術性了。也正是戰爭作品的沒完沒了，夏衍才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離革命經，叛戰爭道”的“離經叛道論”。

文革前夕，這兩論被納入江青所說的“黑八論”之中而大批特批，帶火藥味的語言、作品受到了鼓勵，更加不可一世，“開火”“炮轟”“沖鋒陷陣”“誓死捍衛”成了日常用語，比“你好”、“謝謝”、“對不起”還要高頻。而另一方面，“反火藥味”的田漢則被長久關押審查，臨死前想見一見老母而不可得。提倡“離經叛道”的夏衍則在秦城的單間牢房里度過了悠悠八載，腿被打斷而不得醫治，從此成了跛子。

顯而易見，后勤、部署、標兵、站隊、崗位，這些軍事語言并沒有什么火藥味，它們即使泛化，對社會生活也沒有什么影響。真正可怕的是戰爭語言，尤其是富有火藥味的戰爭語言的泛化。因此，籠統地把泛化說成是軍事詞語顯得大而無當。準確的說法應該是“軍事—戰爭”語言。戰爭是一種集體和有組織地互相使用暴力的行為，把戰爭語言從軍事語言之中凸顯出來，有利于認識這種泛化的暴力傾向。

四

不少有識之士，對“軍事—戰爭”語言的泛濫都表示憂心忡忡，《人民日報》記者顧土說得最為中肯——

時至今日，戰爭思維、戰爭模式依然廣泛普及。我們無論做什么還是喜歡設個指揮部，有總指揮、副總指揮，干什么都分前方后方、一線二線，學校、機關、團體依然習慣將總務叫后勤。蓋個樓房，建個工程，公車站維持個秩序，也是紅旗招展，口號滿目，突擊隊沖鋒在前。軍事用語、戰斗用語也已經泛濫到社會各個角落，什么工作都成了戰役，什么方面都是戰線，難一點的叫硬仗，需要費點力氣的則叫攻堅戰，來人多部門雜的就叫會戰。凡事事先也都要開個誓師大會、動員大會，事后當然都少不了總結表彰。用打仗的方式解決問題，最大的特征就是短期行為、短期效應，只顧眼前利益，不從長遠考慮，圖一時輝煌，不講常態保持。（顧土《“戰爭危險”與文革——文革思想遺產斷想之二》）

語言是思維的直接現實。有什么語言就有什么思維。如果說“萬炮齊轟”、“猛烈開火”帶來的是暴力，是血腥，是不安全感。那么，“硬仗”、“會戰”、“攻堅戰”帶來的則是短期行為。

也有不同的理解?！盾娛抡Z言學概論》的作者馬教授認為，軍事語言對全民語有突破有貢獻。“由于軍事語言的特殊地位和對社會生活的敏感性及自身發展的活躍性，它可豐富全民語的寶庫。特殊情況下，甚至可帶動并影響全民語的發展。如在戰爭年代、解放初和文革中，解放軍的口頭用詞用語，成了全國人的口頭禪。”

（馬鳴春：關于研究、撰寫《軍事語言學概論》的幾點說明（1），馬鳴春博客）

《軍事語言的泛化現象分析》的兩位作者與馬教授持相類的觀點：“軍事語言的泛化，可以補充、豐富全民共同語。尤其是軍事語言的獨特風格可增強日常語言的鮮明性、生動性和豐富性。”軍事語言的泛化“從語言運用和語言發展上看，又是積極的，有益的。”積極有益的證明，就是軍事語言泛化的五大作用：1）突現強烈的競爭性，如商場。2）體現激烈緊張的氣氛，3）鼓舞人心，4）體現決心，5）幽默詼諧的效果。（向音、李進學：《軍事語言的泛化現象分析》現代語文，2008，第十一期）

馬教授雖然沒有告訴我們，軍事語言將把全民語帶到什么地方，影響到何種程度。但是至少可以看出來，在他心目中，這種帶動和影響是好的。沒有人告訴他，他應該補一下數學。而后兩位作者，似乎更需要補一補當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