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劉遠舉 近期，全國假日辦關于法定節假日調休安排的調查問卷，激起眾多聲音，其實關于長假與帶薪彈性休假的討論已經很多。長假的好處很多，方便家人朋友一起出行，促進旅行需求，刺激消費。而壞處似乎更多，擁擠的景區，擁堵的交通，潛藏的安全隱患等等。也正是由于這些原因，很多人呼吁帶薪休假，但是，這卻是一個偽問題。

在統一的長假制度下，全國經濟活動某種程度上停擺了，很多商業、生產活動都停滯了，單個企業即使不放假，員工創造價值的效率也大大降低，有些單位甚至無法運行。所以，這個時候，雖然企業損失最大，但給員工放假，對企業來說，卻是機會成本最小的。所以，長假的另一個重要作用就是，通過全國停擺的方式，降低企業放假的成本，同時，給企業更大的制度壓力。這實際上是國家代表勞方與資方的協調與談判，保證休假。

帶薪休假制度下，員工休假更方便、更人性化，且不會導致全國性的經濟停擺，對企業創造價值，整個國家的GDP都有好處，不過，彈性休假雖然好，但現實中卻存在很多困難。

實際上，和很多人認為的不同，中國是有著彈性的帶薪年假制度的。根據勞動法，職工累計工作已滿1年不滿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滿10年不滿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滿20年的，年休假15天。而且，國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計入年休假的假期。所以，所謂呼吁帶薪休假，就是一個偽問題。

當然，必須承認的是，這些制度并未得到很好的執行。相對而言，從地區劃分看，一線大城市有較為完善的勞動保護，彈性化的假期還能得到較為完善的貫徹，但在其他地方，特別是一些中西部的小城市，這些彈性化的假期很難得到貫徹。從企業類型上看，民營企業相對而言執行得更差一些，中西部地區的民營企業更是重災區。所以在現實中，協商帶薪休假的日期是很困難的，在有些地方，甚至協商休假都是困難的，以致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國已經有帶薪年假，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呼吁帶薪年假。

如果在現有的制度下，再增加一些法定假期，即使執行完美，也許能讓二三線城市、或者民營企業的員工擁有適量的足夠假期。但是，于此同時，對勞動法執行的較好的一線城市，員工的假期也會同時增加，顯得非常充裕，加重企業負擔。所以，休假制度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增量問題，更是一個存量結構問題。

解決這個存量問題，激活休眠的假期，激活被忽略的假期，政府的責任當然義不容辭。不過，所謂彈性，所謂分散，就是無數員工自主與企業、資方協調。協商過程中，權利與義務是同時發生的，員工在獲得自由安排假期權利的同時，也就必然承擔與企業協調假期的義務。所以，由于彈性，由于分散，這個時候必然出現一個政府無法顧及，需要公民自我堅持的空間。政府部門不該，也不可能主動問到每一個職工的休假情況，國家只能做兜底式的保護，而非代表每一個員工與企業協商彈性假期。否則，這必然意味著國家掌控一切，嚴格深入到每一個企業的排班、作息安排，變成政府對企業的侵擾。實際上，作為政府部門，也是希望抓住那些侵害員工休假的企業，這本是他們體現部門權力，實現部門利益，甚至個人腐敗尋租的機會。

那么，在這個狀況下，是否普遍性休假，是否彈性休假的存量結構問題，就變為一個民間的勞資談判問題。而在這個民間勞資過程中，勞方在一定社會歷史階段下的普遍性態度，才是決定這一問題的根本的深層原因。

簡而言之，一個員工，是否愿意不要升職，不要獎金而堅持要休假？是否情愿和上司關系搞僵也一定要爭取休假？是否即使在在職時迫于無奈，但辭職的時候一定要舉報到管理部門，把之前被掠奪的假期討回來？在目前的現實條件下，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只要愿意這樣做，他一定能得到應得的帶薪休假。

當無數個體做出這樣的選擇，匯聚起來，就會強化彈性休假的普遍性。從這一點來看，一線城市的白領收入高，對假期的估值也更高，某種程度上也促進了地區的勞動法實施，取得帶薪假期的成本小。但相對經濟不發達地區，如果人們普遍對收入的估值更高，情愿舍棄假期，那么，單個個體取得帶薪休假的成本就高，人們就會普遍性的放棄。

從這個角度看，帶薪休假普及程度的地區差異，實際上是符合經濟規律的。拔苗助長，推動激活帶薪休假，意味著勞動成本上升，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中國的勞動力并不處于一個封閉的市場，而是處于國際競爭中的開放市場，菲律賓、印度、贊比亞工人工資，都直接影響著外商投資建廠的選擇，影響著中國商品的競爭優勢，一旦勞動力成本上升，外資不來了，商品沒價格優勢，直接后果就是工廠少了，老板倒閉了，這不管是對就業人口本身，還是整個經濟，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這種經濟規律，對中國成立，對中國的某一地區也同樣成立。某種程度上，正是出于對地方經濟的保護，這種理性考量，有時候，在實際生活中就變為當地政府管理部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所以，客觀理性的說，目前的休假的存量結構問題，有著一定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長期過程。

（作者為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項目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