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施健子/文 毫無疑問，中國十一黃金周的光怪陸離成了一個世界性的話題。
張超住在美國洛杉磯，當地媒體的報道以及網絡上的信息讓她擔憂不已，她不斷地打電話回國囑咐父母，十一期間千萬不要出門。對這一次長假，《洛杉磯時報》用“terrible”（可怕）來形容。
在加州讀研究生期間，張超有同學在唐人街華人老板的旅行社里打工，接待來自中國的游客。每年的十一期間都是高峰期，雖然還有一個放假天數等量的春節長假，但在家族團聚的情感需求下，能出門旅游的畢竟是少數，除了虛無飄渺的帶薪年假，十一國慶的黃金周，幾乎成為中國人調節生活節奏的唯一出口。
為了節約成本，小旅行社的導游很多都找的中國留學生，而他們除了被要求有駕照之外，不需要任何專業背景，經過簡單培訓就能直接上崗，在他們來看，“中國游客非常好應付，密集的景點加上一兩個大型OUT-LETS，只要留出足夠的拍照時間，導游甚至可以在車上睡覺。當然，如果最后能帶游客們到中餐館安撫一下中國胃，那簡直就是一份標準且完美的行程了。”
專業導游段林林印證了這種說法。他是某國家號旅行社在巴黎的地陪，印象最深的是大約四五年前黃金周接的一個團，幾個女團員一下飛機就向他打聽，“老佛爺百貨在哪里？”在香街那個著名的LV店里，團員們收獲頗豐，當日店里一款老花的長錢夾被賣斷貨，幾個人爭一只限量版的手袋，最后出店門時發現一個女團員的外套扣子都被扯掉了。
今年是自1999年以來第13個黃金周，媒體和專家一次次詬病這種近似于逃難的遷徙式度假，也不斷有自我反思指向了中國人假期凸顯的集體行為模式上。而也正是仰賴于多年的負面教育，當鬧劇在接蹱而至的災難下被放大到無以遁形時，一些不可忽略的改變得以在廢墟中慢慢生成。
他們的“NO LOGO”
在香港最新的統計數據中，雖然十一訪港旅客高達96萬人，但“香港零售管理協會”表示今年黃金周的零售額升幅比去年同期明顯放緩，大部分商品類別只是單位數或較低的雙位數增長，而以內地旅客為主要目標的奢侈品等高價商品類不升反跌，遠低于預期。
在過去的幾年當中，中國人對奢侈品的購買熱情幾乎可以拯救這個行業，在消費至上的社會語境下，奢侈品的作用是，無論你來自哪一階層，只要穿戴體面，出身的水印總可以淡化。香港海港城和廣東道的一些名店前操著各種內地口音蜿蜒幾十米的隊伍一度成為假日風景。
李玉玲在北京東四環某個高檔社區的底商擁有一個小店，售賣廣東工廠里來源模糊的“原單”貨，她還有一項熟客才知道的業務，賣同樣是廣東渠道的超A手袋。生意做了五六年，一個明顯的變化是，“滿身牛皮癬一樣Logo的包包有點兒賣不動了。年輕的客人最喜歡celine，年紀稍長的買PRADA的多。”一開始，工廠里這些品牌貨很少，現在基本街拍出現過的新款都有了——分布在廣東沿海的A貨小工廠，相比時尚雜志，對潮流心理的把握更加精準。
最近，還有客人拿著雜志上Derek Lam的包讓李玉玲幫忙找。李玉玲的感覺并非毫無根據。香港人Foniz來自“代購圈”，他在北京一家公關公司工作，利用出差國外的機會幫朋友帶過幾次東西，漸漸成為副業。今年他從意大利帶回來超過60個手袋和錢夾，幾乎都是Bottega Veneta的，Bottega Veneta價格不菲，同時以無外在Logo的低調而聞名。
但要說中國已進入“No Logo”的理性時期，似乎為時尚早，在Foniz的記錄里，來自三、四線城市的訂單還是集中在某幾個品牌的大眾款式。更為合理的表述是，購物途徑的增加以及審美的多樣化，正在默默地推進著這種變化。
設計師品牌ELYSEE YANG的創始人楊冠華把自己的顧客定位在一線城市的白領或者金領，經濟獨立，受過良好教育，大部分有留學海外經歷，“買得起”從來都不是一個門檻，但他們的確是“中國范式”的第一撥背叛者。“他們早就厭倦了滿街一樣的衣服、包包，還有自以為時尚的自我標榜。”她從品牌的二線系列做起，到現在更高端的一線系列，培養了一批一起成長的客戶，還有口碑相傳從大品牌回潮的新客戶。“我不是走中國風路線的設計師，我的作品非常歐化。”她補充，“懂我的人都懂的。”的確，懂她的人越發多起來。2003年從巴黎LISAA 高等實用藝術學院服裝設計及面料設計專業畢業創辦自己的品牌，生意好做很多，“至少現在大家都知道有設計師品牌這個概念了。”
今年她有位客人要在打折季的時候去巴黎，她幫忙列了一張大品牌、大商場的購物地址，客人逛了一圈，卻沒買什么大件東西，覺得“重復度太高，也沒什么特別的”。這樣的忠誠對于楊冠華是好事，但卻要愁壞不少大牌。以Burberry為例，他們一系列吸引顧客的策略并不奏效，自今年8月起銷售額已經有所下降，具體的表現是，去歐洲旅游的中國游客花越來越少的錢在風衣和其他產品上。
一批較早進入中國市場的品牌在遭遇同樣尷尬的瓶頸期，奢侈品野蠻生長的時候到此為止。他們面對的是復雜的階層分野以及由此帶來的消費導向差異，一方面是被持續高估的品牌價值，另一方面則是在一線城市的審美疲勞。新浪網援引對巴黎奢侈品顧問公司 Luxe Corp總裁 UchéOkonkwo的采訪，“現在中國消費者依舊有很強的消費能力，但是他們的消費方式卻完全不同了?，F在的奢侈品公司較之于五年前，他們需要花更多的心思在消費者身上。”
拍照VS不拍照
趙曉自認為是典型的非長情的顧客，今年28歲的她5年前在香港廣東道花了6800塊錢買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名牌包，在此之后，她對名牌的熱情直線下降，顯然，那些顯赫的標識并不足以滿足一個女性在生活中遇到的種種現實問題。“以前，我們想的是占有，現在趨向于體驗。”張靜總結道，她供職于北京的一家媒體，她講述的經歷選取了“拍照”作為切入點，“我以前出去玩，特別喜歡拍照，看到漂亮的風景好的畫面都要照下來，感覺那樣才是自己旅游一趟的收獲。用膠片機的時候，拍100多張就算少的了，后來有了數碼相機，即使只拿
了個卡片機也是到處拍。”
愛拍照和愛購物大抵是中國游客身上最著名的兩個標簽了。拍自己是到此一游，將美景據為己有的唯一方式就是拍照，風景區同樣角度同樣表情輪流照相的同胞被吐槽得太多。還有穿著統一攝影馬甲的攝友，他們夏天拍花，秋天拍葉，偶爾還有組織的來個采風。十一期間，一組名為“器材黨請自重”的照片在微博上瘋傳，被拍攝對象是一群正在拍攝藏民的攝友們，他們端著昂貴的長槍短炮，為了所謂的人文攝影，非常粗暴地近距離地將鏡頭包圍正在禮佛、跪拜甚至坐在路邊的藏人——雖然是個案，但在那些能獲得獵奇快感的場景里，它們不陌生。
張靜去新西蘭旅游，一行中國人，無論何時何地都在拍照，“老外很奇怪，這么好的風景不好好欣賞，這些人都在拍什么呢，特傻！”在參觀一艘蒸汽船時，他們遇到了一個來自美國的老年合唱團，張靜丟下了忙著拍照的團友，和老人們一起唱歌。“我這才發現，拍照的時候你總是處在游客心態上，放下相機，你才能把注意力真正放在美好的景色和人身上，旅行不正是為收獲這些嗎？”
今年她從都柏林去蘇格蘭，最后到倫敦，一路上幾乎沒有拼命拍照的團友。經歷多了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心態的轉換。“你有沒有發現，愛拍照的人其實都是自認為過得很小資的人。愛記錄是好事，但以此刻意展現某種生活狀態，實在是本末倒置的事。”她說，“拍得再好不就是一張明信片嘛，就像徐志摩說的，不帶走一片云彩，它美，就讓它在那里，日后能回憶起多少，都是一種福氣。”
十一的時候，趙曉和男朋友選擇再次去香港。晚上8點，上環寫字樓的燈光慢慢暗下來，坐在叮叮車二層，老騎樓店鋪外面參茸燕窩、海味、藥材的霓虹慢慢越過車身木質的窗柩，每路過一個漆黑巷口，都忍不住探頭張望，生怕漏了一場江湖風波。媽媽牽著孩子的手，匆匆消失在拐角，一些下了班的白領，把領帶搭在桌上，在街市的炒粉檔里“撐臺腳”。多少人錯過了真實的香港？
不過，這樣細小的感動似乎太微不足道了。好在我們的時代，本來就缺乏參照，但愿粗糙成長的態度正在成長為不斷修完善的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