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胡家源 面對已超警戒線的基尼系數，先“提低”還是先“控高”，是個問題。近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就表示，據他了解，政府對于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方面的改革已經有框架，初次分配要向中低收入人群傾斜，縮小地區、行業、個人之間的差距。這一說法在媒體報道中也得到了其他相關人士的共鳴，看來，“提低”的思路占據了主導。

中國的中低收入者數量不少，這無可爭議，但如何清晰界定，卻是個難題。富豪有各種財富榜單，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工有各種級別待遇，普通工薪階層誰是中低收入，誰又算高收入，恐怕不同的地區、不同的行業，甚至同樣的人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場合，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如果以財政部統計的個稅納稅人數來算，2011年標準提至3500元后，納稅人數由約8400萬人減至約2400萬人，比例由此前的約28%下降到約7.7%，也就是說全國達不到個稅繳納標準的人數，至少占3億統計基數的90%以上。達不到個稅標準，算不算中低收入者？身處一線城市的人們自然難以認同，3500元的工資水平在北京、上海也只不過是一個月的普通市郊房租而已，按照當地的生活水平，月薪七八千也不過是剛剛解決溫飽問題，尤其是對根基不在當地的漂一族來說；而對于中西部地區來說，3500元已經足夠滿足基本生活支出，甚至有所盈余。

這還僅僅是工資單上的工資項目，對于能享受車貼、飯貼等各項工資性津貼以及公積金、企業年金等福利的單位來說，工資只是對外出示的一個幌子，真正的個人收入都隱藏在大量可以避稅的項目里。不加甄別，以減少阻力為目標的一味“提低”，只會造成少數人借收入信息“黑箱”搭政策便車的后果。

這尤其體現在近幾年經濟適用房或廉租房的分配環節中。為了爭奪經適房，有些地方一下子會冒出眾多拿著相關證明的中低收入者，許多企業或單位把幫助自己職工開收入證明當作為職工謀福利的一種手段，以致最后入住經濟適用房者中竟有開著中高檔轎車的“中低收入者”，如此一來，政策的傾斜更加劇了收入差距和社會不公。

另外，通過權力和財產制造的各種隱性收入、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大量存在，統計部門的居民收入數據早已變得難以說明問題，又如何以此來指導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制定？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進行的有關灰色收入的調查顯示，2005年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被統計的灰色收入總計4.4萬億元，相當于當年全國GDP的24%，到2011年這一數字上升到6.2萬億元。

因此，收入分配改革的第一步，應解決收入信息的透明度問題。如果不以透明為基礎，所謂“提低”、“控高”就失去了衡量標準，不僅會給少數人造成對公共政策的可乘之機，最終也很可能演變為普通民眾“被增長”、高收入群體“被平均”的尷尬鬧劇。

當然，指望作為國家公職人員的領導干部和國有企事業單位高管，在這個問題上自我要求、以身作則是不夠的，實施陽光工資，清理、規范各類津貼、補貼，提高收入透明度，打破各種稅負和福利雙軌制，需要法律和制度為此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