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文

1945年8月10日，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浴血抗戰，日本終于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普天同慶。這是百余年來，中華民族在大規模反侵略戰爭中第一次取得徹底勝利。而且，在抗戰期間，以英、美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為先導，百余年來列強強加在中國身上的不平等條約已基本廢除，租界收回，領事裁判權被廢除，被日本強占半個世紀的臺、澎列島即將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國在聯合國任常任理事國，百年積弱的中國一躍成為“五強”之一……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萬分,　也不能不使國民政府、國民黨的威望突然高漲，達到多年未有的高度。

抗戰勝利，確使國民黨得到一筆巨大的政治財富或說是政治資本。然而，就在短短幾年內，國民黨這筆巨大的政治財富或政治資本卻喪失殆盡，在最后的國共大決戰中慘敗而逃。

最終為何是如此結局？政治家有不同的思考與解釋，歷史學家當然有更多、更不同、更深刻的思考、研究與解釋，有關論文、專著指不勝屈。美國學者胡素珊（Suzanne　Pep-per）的《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翻譯出版），即其中一本非常重要的專著。

這部50多萬字關于“中國的內戰”的專著，卻幾乎未提戰爭、軍事。顯然，作者認為在1945－1949年決定中國命運的內戰中，戰爭、軍事起的并非決定性作用，所以本書的副標題是“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

然而，所謂“政治斗爭”，作者對國共兩黨的謀略、策略也惜墨如金。通讀全書，作者的“政治斗爭”指的是國共兩黨對城市與鄉村的經濟政策，對貧苦農民、地主、工人、資本家、學生、知識分子等社會各階層的政策。這些政策，可以稱之為“社會政策”。在國共兩黨的“政權攻防戰”中，彼此不同的各項經濟、社會政策，就是廣義的“政治”，也是最根本的、最終決定鹿死誰手的“政治斗爭”。

1945－1949年中國內戰的結局，在美國曾經引起“為什么我們失去中國”的討論，檢討美國政府在此期間的所作所為。但美國學界不久就開始反思這種研究套路：中國本來就不是美國的，美國如何“失去”中國？他們認為，這段歷史是中國自己的歷史，應從中國內在尋找國民黨失敗、共產黨勝利的歷史答案。

胡素姍強調，中國如此之大，社會如此復雜，很難有單一的原因，所以“中國的內戰”最終結局是前述“政治斗爭”的結果。即國共兩黨對城市與鄉村的經濟政策，對社會各階層的政策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她設定的目標是對國共兩黨的政治或表現進行比較，她關注的重點在于雙方政策的實施，以及這些政策對一般民眾的影響。

她認為，從“政治斗爭”的角度看，中國這一次“內戰”從1945年日本投降起實際就已開始。國共兩黨，開始了政權的攻防。

日本的失敗，使國民黨突然面對一筆巨大的財富。勝利者的接收，成為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車子、女子（漢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員”巧取豪奪的對象，被人戲稱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這句民謠，直觀生動地說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變。國民黨一位負責接收的要員也承認此點，向蔣介石進言：“像這樣下去，我們雖已收復國土，但我們將喪失人心！”有人意識到，這樣的接收使政府“基礎動搖，在一片勝利聲中早已埋下了一顆失敗的定時炸彈”。

當時即有輿論稱這種“光復”是“勝利的災難”。既無黨內民主更無黨外力量的制約，突然面對巨大財富，國民黨無可避免地更加腐敗，加速了其走向失敗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盡失的國民黨，在隨后的“大決戰”中注定“在劫難逃”。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后得到的那筆堪稱豐厚、至為珍貴的政治資本，就這樣被突然得到的物質財富所吞噬。政治財富與物質財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真是歷史的吊詭。

由“接收”開始，本書對國民黨的各項政策做了詳細的研究?？傮w說來，這些政策是錯誤的、失敗的。不必說國民黨對工人和貧苦農民的政策，就是對工商業者、知識分子這兩類原本與國民黨政權關系密切社會“上層”階層的政策，最后也使其拋棄了國民黨。

“戰時經濟”使國有經濟突然強大，在戰爭中有其合理性。然而抗戰勝利，國家本應從一些經濟領域退出卻沒有退出。不僅沒有退出，反而通過“接收”進一步強化了國有，并且進入到戰前國家涉足不多的領域，引起為戰爭做出貢獻、犧牲的民營工商業者強烈不滿，多次與政府交涉、抗議。但當時根本沒有能約束在“戰時經濟”和“接收”中形成的利益集團的制度和力量，國有或曰官僚資本對民間資本的壓迫有增無減，眾多工商業者對國民黨的離心力越來越強。

經過抗戰，知識界爭民主、自由、憲政的要求更加強烈，更不能容忍“接收”中嚴重的貪腐現象。軍政、訓政、憲政是國民黨承諾的政治發展“三階段”。此時，知識界強烈要求國民黨盡快結束訓政、開始“行憲”。

中央大學教授、著名紅學家吳世昌在《觀察》雜志發表文章批評說，國民黨一黨專政仍是以民主政體為目的的，訓政不過是其中一段過程。“但不幸這段過程太長，甜頭太多，竟使它還沒有走到目的地，便腐化起來。”《觀察》雜志的主編儲安平在多篇文章中反復強調：“在國民黨的心目中，今日他們最大的敵人是共產黨。然而他們很少反省，今日共產黨勢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到底是誰培植出來的。”“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是造成共產黨今日這樣膨大勢力的一個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來政治開明，胸度開闊，何致要把許多人迫到左派方面去，替共產黨增加勢力？假如二十年的統治，不是如此腐敗無能，何致使許多人覺得前途茫茫，中心彷徨，轉而寄托于共產黨？我個人很直率地說，我認為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是‘共產黨之母’，它制造共產黨，它培養共產黨。”

1948年12月，《觀察》被查封，此前儲安平突然失蹤。一個月后，人們才知道他已經悄然北上，參與“新中國”的建設。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儲安平作為14名新聞界代表之一參加了會議。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儲安平出席會議，參與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作。對共產黨不無疑慮的儲安平，最后在國共之間的選擇，更能說明國民黨的失敗。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農民是主力軍，以農村為根據地，最終“以農村包圍城市”取得勝利，這種背景使有關研究都聚焦于中國的農村、農民。有美國學者提出了“農民民族主義”新概念，認為通過領導華北、華東的抗日活動，共產黨得到了人民廣泛的支持。而且，中共不再是蘇共的“復制品”，成為一支帶有鮮明中國民族主義特色的本土政治力量。這種觀點認為，動員農民要從利益入手，中共取勝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農村實行“土改”，使農民得到實惠，廣大農民為了保衛自己的利益，支持共產黨。“土改”是農村最大的動員力量。然后，進一步動員農民的有效方法是告訴農民，他們的不幸是由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的，“反帝”，即民族主義，是中共動員農民并最終取勝的最重要原因。

對此，胡素姍不表贊同，她認為共產黨的取勝同“農民民族主義”沒有任何關系。她舉例說，“土改”固然重要，但中國許多地方土地兼并并不嚴重，農民本來大都是土地所有者，從“地主”、“富農”手分得的土地其實有限。然而，她認為值得思考、研究的是，在土地占有多寡差別并不十分大的許多地方，土改依然非常激烈，對占地比其他農民多不了多少的地主、富農批斗和鎮壓依然嚴酷。之所以如此，因為共產黨找到了“通過階級斗爭發動群眾”的秘訣，甚至在地主并不成為一個問題的地區也是如此。

她強調，因為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不但找到了破壞農村經濟和政治權力系統的方法，還發現了如何動員農民支持建設一個新系統的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說，土地革命的主要作用是推翻現有的農村上層集團，無論是不是由地主組成。土改摧毀了統治階級政治和經濟上的控制權，是創造新秩序不可或缺的一步。而中共在抗日戰爭中壯大了的武裝力量，保證了土改的進行和土改成果不被破壞。“但是土改的政治意義已超越了它在經濟上對窮人的正面吸引力。同樣重要的是它的否定意義。土改不僅摧毀了地主和富農階層的經濟特權，還破壞了支持地主、富農并為他們所擁護的政權組織。共產黨因此得以用一個對其忠心不二的政權組織取而代之，并在貧農的積極擁護下保持這一組織的地位。” （第289頁）

土改確實使共產黨“如愿以償”，得到了農民的支持，“這是對財產分配所提供的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的回報。不過，土改斗爭還使共產黨得以從制度上確保把這種剛開始萌芽的階級覺悟變為進行戰爭所必需的特殊擁護。在這一點上，土地革命的基本環節就是推翻現存的農村精英階層。至于這個階層是否真的封建，是否由每個村莊的地主組成，這些都不是問題。關鍵在于這場斗爭運動通過斗倒許多斗爭對象，摧毀了統治階級的政治與經濟壟斷，這是創建一個新的農村權力機構的必要步驟。” （第360頁）

相對于農村土改的“過激”，中國共產黨的城市政策顯得溫和得多。對城市中的“富人”、民族資本家、大小工商業者，不僅不剝奪其財產，還允許其發展。一些城市工人漲工資的要求過高過快，也并不是總能得到新政權的支持。但是，這種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并非易事，因為共產黨的理論是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揭露、譴責并且最終要消滅資產階級的剝削。在提高工人待遇、保護工人權益與保護民族資產階級財產、讓其經營，甚至擴大生產與經營之間如何平衡，確實困難。

對共產黨城市政策的細致研究，是本書亮點之一。因為幾十年來，國內對以土地政策為核心的中共農村政策研究相當豐富，而對城市研究相對薄弱得多。本書對以往研究注意不多的張家口市做了非常深入細致的研究，認為“張家口實驗”是中共城市政策、管理城市的重要“實驗”，通過“張家口實驗”，共產黨初步取得了管理城市的經驗。“張家口實驗”與稍后東北哈爾濱等城市的經驗，是1945－1946年中共城市政策起源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雖然基于新民主主義理論和戰爭尚未結束，發展經濟至關重要，中共中央制定了允許甚至鼓勵私人工商業的路線、政策，但由于多數干部來自農村，一些城市出現了把農村對待地主富農的方法帶進城市對待資本家的現象。隨著共產黨占領的城市越來越多，“保衛勝利果實的能力不斷加強，它不得不在每占領一個城市后就立刻開始發動保護工商業的運動。所有在這方面還保持‘游擊作風’的干部和軍事官員都受到批評。很快，共產黨在所有的地方都沿用了它在張家口采用過的保護財產，鼓勵貿易和生產的政策。” （第411頁）

這些“左”的做法往往迅速被制止，但又屢屢發生。所以1947年底，在勞工運動中展開了反“左”的“運動”。1948年2月，新華社專門發了《堅持職工運動的正確路線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社論，嚴厲譴責了“左”的做法：“必須指出的是在目前的狀況下，中國共產黨內仍然有不少黨員、干部、工會工作者，甚至是一些擔當高級職位的領導干部還是不能弄懂黨的工業政策和工會運動路線，他們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他們只知道片面的、狹隘的和近視的所謂‘工人利益’，而不能再稍微看得遠一點。他們忘記了在1931－1934年間采用的‘左’傾冒險主義的工業政策和工人運動路線是怎樣危害工人階級和革命政府的。他們對過去十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工業政策和工人運動路線沒有做任何調查研究。他們頑固地反對黨的路線，許多地方領導機關很少時間甚至沒有正式討論和宣傳過黨中央的方針路線。他們處于一種麻痹的狀態之中。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

資方勞方，難以兩全。為了平衡雙方利益，解決在新舊交替時出現的企業發展難，共產黨直接介入了企業的分配。一段時間，工會著重要求資方提高工人工資福利待遇，忽視了生產管理、勞動效率和生產紀律，資方不敢大膽管理，結果影響了生產發展。工會立即調整方針，要求工人要兼顧資方利益，不能提太高的工資要求，資方可以計件工資。原國民政府官企由共產黨接收直接管理經營，曾經以工人的政治態度、政治面貌定工資，而不以勞動技能和經驗來定工資。這種做法不久就受到批評，決定以勞動技能定工資，并且也實行計件工資，多勞多得，打破平均主義。（第419頁）對一些因不理解、恐懼跑到國統區的資本家，共產黨不僅保護其財產，甚至派專人保護管理工廠商店，向國統區廣播，請其回來。對出人參軍、支前運輸、抬擔架等等，新政權也規定了工商業者可以繳費代替。 （第433頁）這些政策，使多數工商業者在國共之間最后選擇了共產黨。

胡素姍強調從政治學角度看，“政治被界定為政府與被統治者之間相互作用和交換的過程。更確切地說，它是這樣一種交換，一方是社會權位的占據者，另一方是該權力施行于其自身的全體人民中的個人、群體及階層。政治資源提供了交換手段，并且在這些社會成分和政權之間被交易，以達到各自的目的。”“在爭奪者對權力的企望中，一個關鍵因素是從現政權奪取資源。假如后者有弱點可以利用，則做到這一點明顯是輕而易舉之事?，F政權與各階層的關系愈是松散，則爭奪者愈有機會消除他們的抵觸，并最終贏得他們的支持。”“中國民眾與這兩個對立的政黨進行此種及其他資源交換的種種情況，便構成了我們探究的課題。” （第6-7頁）

她的研究表明：“到1948年底，中國社會幾乎沒有一個階層不曾嘗到過國民黨統治的惡果。工人罷工，農民暴動，搶米風潮，臺灣起義，學生示威以及知識界持續不斷的批評，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了人民普遍的不滿。中國民眾要求社會公正，要求清除腐敗，要求經濟保障，要求一個不再壓制人民的政府，要求改變國民黨一黨專制的政府，并要求結束國民黨當局對農村的忽視和剝削。所有的人，包括國民黨人自身，似乎都明白問題出在何處，但是人們要求變革的呼聲實際上卻并沒有影響政府的所作所為。” （第502頁）結果，在1945－1949年這一輪“政治資源交換”的國共博弈中，共產黨贏得了各階層支持，最終大獲全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