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文
2013年似乎注定屬于拉丁美洲。
繼兩個月前阿根廷樞機主教豪爾赫·馬里奧·伯格里奧 (Jorge Mario Bergoglio)被推舉為天主教羅馬教皇后，當地時間5月7日，巴西候選人羅伯托·阿澤維多(Roberto Azevêdo)擊敗同為來自拉美的競爭對手、墨西哥前貿易部長埃米尼奧·布蘭科(Her-minio Blanco)，當選世界貿易組織（WTO）下一任總干事。
WTO總干事任期一般為四年，可連任一屆。目前是現任總干事法國人帕斯卡爾·拉米（Pascal Lamy）擔任這一職務的第八年。阿澤維多將在今年9月1日正式上任，屆時他將成為世貿組織自1995年誕生以來首位來自拉美的“掌門人”，這是拉丁美洲的榮耀，也體現了這一地區與日俱增的全球地位。此外，阿澤維多還是第一位來自“金磚國家”的WTO總干事。有人就此認為，圍繞這個位置的角逐，其實就是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之間貿易角力的縮影。
盡管最后一輪“二選一”的投票過程是保密的，但西方媒體確信，墨西哥候選人布蘭科得到了美國、歐盟以及日本的支持，而包括中國在內的“金磚國家”以及絕大多數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把票投給了阿澤維多，最終幫助他登上了總干事之位。這既可以被看成是一次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世界經濟新勢力的勝利，同時也是巴西蒸蒸日上的外交影響力的體現。雖然美國和歐盟27個成員國很早就表示并不反對阿澤維多，但仍有分析家擔心，“史上最激烈的競選”可能會加劇世貿組織內部本就難以調和的南北分歧。
阿澤維多真可謂“臨危受命”，因為這個總部位于風景如畫的日內瓦萊蒙湖畔的國際組織眼下正站在前景晦暗的十字路口。
奄奄一息的WTO多哈回合
在之前的角逐中，當選總干事的阿澤維多的競選口號是：“你需要一個真正在世貿組織內部工作過、熟悉世貿組織內部各色人等以及各項機制的人。”而他的競爭對手布蘭科的回應則是：“這樣的人才當然很好，但他們在過去的八年中到底做成了什么？”
布蘭科指的無疑是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The Doha Round）談判，它不僅戳到了阿澤維多的軟肋，也直指WTO現任總干事拉米八年政績中的“短板”。作為拉米的接任者，它也將是阿澤維多接手的一個燙手山芋。的確，在阿澤維多必須應對的各種巨大挑戰中，最重要、也最迫切的一項，正是搶救奄奄一息的多哈回合談判進程。
多哈回合談判，又稱多哈發展議程，是WTO于2001年11月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第四次部長級會議中啟動的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它的宗旨是促進世貿組織成員削減貿易壁壘，通過更公平的貿易環境來促進全球、特別是貧窮國家的經濟繁榮。根據世貿組織成立后的第一任總干事、愛爾蘭人彼得·薩瑟蘭（Peter Sutherland）的說法，一旦談判達成，每年至少能夠為全球創造3600億美元的新貿易額。
多哈回合談判包括農業、非農產品市場準入、服務貿易、規則談判、爭端解決、知識產權、貿易與發展以及貿易與環境等8個主要議題。談判的關鍵是農業和非農產品市場準入問題，其中農業問題、發展問題以及服務貿易問題一直是分歧嚴重的領域，農產品領域的分歧尤為尖銳。
概括來說，最難調和的分歧焦點在于：以巴西、印度和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認為，發達國家應該大幅度削減農產品補貼和關稅；而以美國和歐盟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則主張，作為交換，發展中國家應該更大規模地開放市場，尤其是服務貿易市場。對此，拉米本人曾用“三個死結”來形容：歐盟需要降低農產品關稅；美國需要削減農業補貼；發展中國家則需降低非農產品關稅。但是，三方對各自讓步的期待存在著難以彌合的巨大差距，而且都不愿率先采取行動。
按照WTO的最初計劃，多哈回合談判應當于2005年1月1日前全面結束談判，但由于主要談判國在上述一系列問題上爭執不下而被多次擱置、恢復、再破裂……這使得拖了11年之久仍未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的多哈回合成為史上歷時最長的一輪談判。
WTO后來曾多次延遲最后期限，但均未完成多哈回合談判。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造成的全球經濟不景氣以及歐洲和美國的債務危機給談判帶來許多新的難題，它實際上已處于“植物人”狀態。其間，按慣例兩年一屆的部長級會議也一度停止。2011年曾經被許多人寄予厚望，被認為是完成多哈回合談判“成敗在此一舉”的最后期限，但由于隨后的2012年是主要大國政府集中換屆的“超級大選年”，受各國國內政治的掣肘，稍縱即逝的機會再度白白浪費。
不過，稍稍令人聊以自慰的是，雖說多哈回合一再陷入僵局，但談判也并未像此前一些專家預言的那樣自動終止。今年初，阿澤維多還是一個競選者時，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他不相信有人能夠正式終結多哈回合。這可能就是WTO這類多邊談判機制的最大特點，談判一經啟動，任何一方都不愿意輕易退出。
如果阿澤維多不能重啟像多哈回合這樣雄心勃勃的全球貿易談判并最終達成協議，不僅它本身的功能會大大縮水，總干事這份“牽頭人”的差事更會變得無足輕重。事實上，情況可能會更糟，因為這是一個不進則退的游戲。正如貿易官員們已經看到的，最大的損失也許還不在于關稅壁壘難以降低而對全球貿易造成抑制，它將危及世貿組織本身的繼續存在和順利運轉。
許多國家和經濟體已經在另謀出路。早在2011年復活節前夕多哈談判再度陷入僵局時，歐盟貿易執委卡瑞·德古特 (Karel de Gucht)就揚言對未來“沒有理由樂觀”：“如果沒有多哈協議，我們就必須看一下是否有第二套可選方案。我們現已計劃考慮下一步應怎么做……”
方興未艾的雙邊及地區性自貿談判
這正是阿澤維多必須小心翼翼處理好的第二個難題：即世貿多邊貿易談判體系與近10年來全球各地方興未艾的雙邊和地區性自貿談判的關系，他必須正面回應后者越來越強有力的挑戰。
正是由于多哈回合停滯不前，在全球經濟貿易迫切需要有力領導之時，WTO卻形同虛設。這迫使越來越多經濟體退而求其次，轉向雙邊貿易和區域性自貿談判。據報道，自2001年以來，世界各地共啟動了100多項貿易談判，其中一部分已經得到簽署。
2011年10月，美國國會批準了美國與韓國、哥倫比亞及巴拿馬三國的自由貿易協議，為持續5年的相關爭論劃上了句號；與此同時，歐盟則分別與韓國、新加坡達成FTA（自由貿易）協議，并正在與印度、加拿大、泰國以及拉丁美洲國家商議相關協議；今年3月，歐盟與日本正式啟動雙邊自貿談判，如果談判成功，將把占全球經濟總量三分之一的兩個經濟體聯接起來；4月，冰島與中國簽署貿易協定，它也成為第一個與中國簽署貿易協定的歐洲國家……
在所有這些雙邊自由貿易談判中，規模最大、最具有歷史意義、可能也相對容易達成的是美歐自貿談判。這項被稱為“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簡稱TTIP)談判于2012年春由美歐雙方正式提出，計劃2013年6月底之前啟動，并于2014年底前完成。
由于歐盟和美國分別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兩者涵蓋8億世界最富裕人口，它們的GDP和貿易總量分別占全球一半和三分之一，因而美歐一旦成功簽署協議，將在很大程度上改寫全球貿易的游戲規則。在另一些人看來，這項貿易談判還具有比單純的經濟重要和深遠得多的政治價值，堪稱“天作之合”(A Trade Marriage Made in Heav-en)。眾所周知，歐盟和美國都屬于純粹意義上的“西方”，它們在經濟上的緊密聯姻有助于進一步促進業已存在的西方政治軍事聯盟的內部團結，從而增強西方對21世紀的塑造能力。
相對于TTIP這樣的雙邊協議（歐盟雖然有27國，但在貿易上被視為一個整體），近年來加速崛起的地區性自由貿易談判可能會對WTO傳統的多邊機制產生更為深遠的沖擊。
目前僅亞太地區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的，就還有如東盟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與此同時，盡管存在越來越嚴重的地緣政治緊張，但中日韓三邊自貿協定談判的籌備進程一直都沒有中斷過；此外，據報道，“金磚國家”也有在內部啟動自由貿易談判的考量……
雖然拉米等WTO高官對外大度地表示，這些雙邊及區域貿易協定與WTO可以并行不悖。但更多人卻不無理由地擔心，它們會排擠與第三方的貿易。在WTO前總干事薩瑟蘭看來，這些協定雖然符合有關國家的利益，但會損害整個全球貿易系統。
事實上，對一些談判方來說，TTIP和TPP最重要的吸引力可能恰恰在于能夠將中國這個目前全球最大的出口國排斥在外。有人甚至認為，正是中國因素促使美國決定開啟TTIP和TPP談判，因為它們的戰略目標都是為了設置更高的監管標準，遏制中國的崛起。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今年2月就曾表示，倘若歐洲和美國不敲定這份為貿易和科技設定共同標準的跨大西洋協定，那么其他國家就將搶先采取行動，“并且將根據其勞動力和生產條件來制定相關基準，而在某些情況下這與我們的價值觀相去甚遠。”歐盟貿易委員德古特在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也毫不掩飾其與中國抗衡的動機：“如果美國與歐盟不能就更多的貿易規則達成共識，那么就不得不接受中國制定的標準了……”
這也就是中國為什么始終對TPP和TTIP心存疑懼，因為歐盟和美國分別是中國第一和第二大貿易伙伴。為此，中國政府在今年4月底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凱瑟琳·阿什頓（Catherine Ashton）訪華期間公開提出了對TTIP有可能引發貿易保護主義行為的關切和擔憂。
長期來看，這類雙邊和地區性自貿協定將會對WTO所代表的全球性多邊自由貿易體系造成怎樣的復雜影響，目前還很難斷言，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它們顯然不會是促進劑。
研究國際貿易的學者們普遍認為，TPP和TTIP的本質就是在美國的主導下，撇開原來WTO框架下成員國一律平等的全球多邊貿易體系而另起爐灶。一旦它們成型，將會令以多哈回合為代表的全球多邊貿易協定的最后一絲達成希望化為泡影，最終扼殺WTO并取而代之。薩瑟蘭還曾撰文指出，事實上，目前所有這些雙邊和地區性協定已經減弱了多哈回合談判全球協定的預估收益，正在逐步瓦解達成協議的政治意愿。
保護主義的戰鼓已經擂響
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20國集團（G20）已經召開了近十次領導人峰會。每一次會后公布的正式聲明都會一成不變地對金融和貿易保護主義展開猛烈抨擊，大國領袖也一如既往地承諾擴大各自國家市場的自由度和開放度。然而，他們實際做的往往恰好相反。
事實上，全球貿易摩擦比比皆是，許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官方機構、尤其是貨幣當局采取的行動都清晰地打上了單邊主義的烙印。
據WTO統計，自2008年以來，歐盟共出臺了424項保護主義新措施。而歐盟自己的報告則稱，2008年10月以來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累計新增了534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這些保護主義舉措中有將近一半是針對中國這個全球第一大貨物出口國。理由也是老生常談：中國通過操縱人民幣匯率提升了產品的價格競爭力。過去幾年里，美國不僅曾在其財政刺激方案中塞進具有鮮明保護主義色彩的“買美國貨”(Buy America)條款，還對中國發起了從鋼材到輪胎、直至光伏產品的數十項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歐盟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在采取保護主義政策方面，它比美國更具有更肥沃的觀念土壤。
每當激烈的議會或領導人選舉來臨時，政客們對保護主義的叫囂就顯得尤為露骨，姿態也更加拙劣。去年下半年奧巴馬與羅姆尼的選戰接近白熱化時，兩人都把中國當成靶子，不遺余力地攻擊。雙方的競選團隊或學術顧問都曾公然建議與中國打一場貿易戰。精明的政客們并非不知道保護主義永遠都是一項損人不利己的敗招，但在經濟前景暗淡、失業率高企、急需找到替罪羊為其自身的無能開脫之時，他們往往很難抵御保護主義口號所可能帶來的短期人氣的巨大誘惑。
至于以美聯儲的“量化寬松（QE）”政策和日本新近推出的“安倍經濟學”為代表的以鄰為壑的“貨幣戰爭”，鑒于我曾在幾周前刊登于本報上的一篇文章中已詳盡分析過（見《撥開“貨幣戰爭”的迷霧》，2013年4月29日出版的 《經濟觀察報》“觀察家”版），這里就不再贅述。它的影響目前仍在持續發酵中。
需要指出的是，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還呈現出許多新的形態和特點，因為它們中的大部分涉及許可證或監管規則層面的改變，而非傳統的關稅壁壘等容易計量的手段，這就巧妙地繞開了WTO的法律。
這在以電信和新能源為代表的新技術領域內表現得特別明顯。近期，歐盟委員會對中國的中興通訊和華為科技展開調查，威脅稱若發現收到中國政府補貼將對其予以處罰；澳大利亞禁止這兩家公司參與高速互聯網建設競標，原因是擔心受到網絡攻擊；美國則指控這兩家公司與伊朗合謀販運美國軟件和硬件……
政治觀察家一再告訴我們，政客們競選時所說的話還不如妓女對愛情的忠誠表白，但歷史和現實還證明了另一個殘酷的道理：政治上的信口開河總是會產生后果的。反映在金融危機后的世界經濟上，那就是全球貿易的急劇萎縮。
最近三年里，WTO每年都要不止一次地下調其對全球貿易增長的年度預測。數據顯示，剛剛過去的2012年，世界貿易額的增長幅度從2010年的14%和2011年的5%進一步下降至僅有2%，是1981年有記錄以來第二差的成績，低于全球經濟增長率。這表明，經濟全球化事實上已經停滯，甚至正在倒退。
與此同時，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也呈逐年下降趨勢。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自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跨境資本流動已經縮水60%。
相比大蕭條時代，唯一令人欣慰的信息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全球化的不斷深化使它獲得了某種自我強化的力量。這需要歸功于當時尚未出現的跨國公司，由于貿易保護主義必定會損害它們的全球業務，它們便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捍衛全球化的中堅——包括通過政治游說堅決反對母國的保護主義政策。
最新的一個例子發生在中歐之間，由于認定中國制造商向歐洲市場非法傾銷，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宣稱將于今年6月初正式宣布對產自中國的太陽能電池板征收平均47%的高額進口稅。但此舉因為遭到了歐洲第一大經濟體德國的公開強烈反對而變得不那么容易實施，德國擔心這會令本國出口導向型的制造業因中國政府的報復性政策而受損。
阿澤維多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以上就是阿澤維多將要面對的棘手局面。但可能最令阿澤維多尷尬的是，他還必須證明自己是個獨立自主的專業人士，這意味著他必須努力淡化自己身上的巴西色彩。
多年來，巴西很難稱得上是自由貿易的擁護者和促進者。相反，在美國等發達國家看來，經濟蓬勃發展的巴西恰恰是過去十年達成全球性貿易協議的主要障礙——它曾在2003年WTO坎昆會議上帶頭反對一項受歐美支持的貿易協議，圍繞它的談判此后便一直擱置；此外，巴西還曾阻撓過美國欲在美洲大陸建立自由貿易聯盟的努力。IMF的數據顯示，巴西還是拉美乃至全球最封閉的主要經濟體，該國貿易額只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0%。
因此，阿澤維多在總干事之爭中擊敗向來積極倡導貿易自由化的墨西哥候選人，引發了墨西哥舉國不滿。墨西哥前駐美大使阿圖羅·薩魯汗(Arturo Sarukhan)說：“我不想說巴西候選人的壞話，但大家應該看看巴西在國際貿易領域曾經做過以及正在做著什么……”該國前總統、現任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厄內斯托·塞迪羅 (Ernesto Zedillo)甚至公開表示，作為一個常常采取保護主義政策的國家，巴西不具備領導世界貿易組織的資格。
不過阿澤維多堅稱，巴西備受詬病的貿易政策不會束縛自己的手腳：“作為WTO總干事，我將不會代表巴西。巴西人是我的身份之一，但我們不會向世界推銷巴西的議程。”事實上，阿澤維多過去經常捍衛巴西的貿易立場。這使得他的反對者有理由聲稱，在阿澤維多的領導下，世貿組織本已岌岌可危的影響力將繼續下降。
但支持者們說，如果有一個人能夠讓拖了12年的世貿多哈回合談判起死回生，那么非阿澤維多莫屬。阿澤維多的外交官經歷和他對世貿組織的了解以及新興經濟體對他的普遍支持，有助于彌合世貿組織內部的南北裂痕。
今年55歲的阿澤維多是一名職業外交官，曾任巴西外交部副部長，有超過20年國際經貿談判的經驗，2008年起出任巴西駐WTO大使。2004年，阿澤維多將矛頭指向美國政府發放給棉農的補貼，這是發展中國家首次質疑世界大國的農業補貼政策并且獲勝的案例，此舉在一定程度上為后來在WTO框架下提起訴訟鋪平了道路。這讓阿澤維多獲得了非洲和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廣泛支持，他們認為，巴西會在貿易談判中站在自己一邊。
從現在開始，阿澤維多只有半年多一點的時間來為拯救多哈回合做準備。今年12月，世界貿易組織第九次部長級會議將在印尼巴厘島召開，這是一次被寄托了最后希望的大會。許多人認為，如果會議不能在一些有意義的議題上達成基本共識的話，那么就算多哈回合不死，也相當于被宣判了“無期徒刑”——今后再想要重啟它的難度將會非常大。
這將是擺在阿澤維多面前的第一道重大考驗，他至少要在巴厘島大會之前提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路線圖，例如，重新厘定一個各方均可接受的談判模式，從而給垂死的多哈回合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但現在看來，除非出現奇跡，這將是阿澤維多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而假如他失敗了，那么熱情而自豪的巴西人民將會發現，作為分別掌管著生意和靈魂的兩個最重要的全球性組織，自己的同胞領導的WTO比鄰國阿根廷人領導的羅馬天主教會更加難以重現生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