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文
對于那些將“穩定”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來說，埃及的最新亂局提供了一部絕好的反面教材。
自7月3日軍方罷黜穆罕默德·穆爾西的總統職務以來，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者與軍警之間已連續發生多起暴力沖突，造成近百人死亡，逾千人受傷。更令人感到不祥的是，軍方在未出具任何罪名的情況下逮捕了數百名伊斯蘭主義者，其中包括穆兄會的多位核心領導人。但我們卻沒有聽見埃及自由派提出什么異議，他們之前曾為了捍衛“自由權利”而堅決抵制伊斯蘭主義者主導的議會、憲法和政府。埃及的政治斗爭似乎又回歸到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以前的舊模式。
革命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便再也無法收回。由于表面上的“穩定”已經打破，埃及社會陷入了史無前例的巨大分裂之中。
在國際上，埃及的政治變局將輿論分成了兩個針鋒相對的陣營：“民主派”認為，試圖維護獨裁統治的埃及軍方發動了一場粗暴踐踏民主的政變；“憲政派”則一口咬定，穆爾西及其黨派妄圖復辟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導致了此次政變，軍方的行動是在捍衛自由。政變就是政變，在一個擁有穩定憲政框架的民主國家，無論什么都不能成為發動政變的理由。如果總統違法行使權力，可以啟動彈劾程序。但在劇烈轉型的埃及，各項制度建設百廢待興，憲法和相關法律本身尚在爭議重重的修訂之中，以什么標準來判斷總統的施政是否超越了法律賦予他的權力？因此，試圖以西方現成的民主政治坐標去定位埃及的現實，無異于刻舟求劍。
在我看來，兩年半來的埃及政局走勢再次證明了一條真理：聯合起來反對一件事情是相對容易的，聯合起來達成一項建設性任務卻是極為困難的。正是因為埃及的三大主要政治力量——伊斯蘭主義者、世俗自由派和軍方——之間缺乏最起碼的信任，不愿意變通和妥協，才使一場推翻專制獨裁的革命變成了一出最終還是得靠槍桿子說話的悲劇。我們還可以預計，如果未來他們仍然像過去一樣忙于相互指責而非開啟新的合作的話，那么我們只有眼睜睜看著埃及的“舊邦維新”之路一步一步走進死胡同。
從投票站到解放廣場
如果作一個簡單回顧的話，開羅的青年會發現，過去兩年多來他們的政治生活便是不斷地往返于投票站與解放廣場之間。的確，選舉與示威主導了后穆巴拉克時代的埃及政治。
2011年3月19日，也就是在穆巴拉克下臺后不到40天，埃及選民以壓倒多數通過了軍方公布的憲法修正案，為未來的議會和總統選舉鋪平了道路。不過，正是這份著眼于應付選舉而未對許多根本性問題作出深思熟慮的修正案引爆了后穆巴拉克時代的第一次政治紛爭。世俗自由派反對派領袖、國際原子能機構前總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首先打破之前推翻“法老”時的“和諧”，呼吁民眾投票否決這份憲法修正案，他認為，需要有足夠時間讓分散無序的反對派組建政黨以備日后參選，急于舉行選舉只會讓舊政府的殘余勢力或以穆斯林兄弟會為代表的伊斯蘭主義團體獲益。眾所周知，軍方正控制著政局，掌握了埃及社會的絕大部分政治經濟資源，而穆兄會則幾乎是唯一有良好組織的反對力量。
但77%的人投了贊成票，這令自由派一敗涂地，巴拉迪的預言很快便不幸言中。
從2011年6月底開始，越來越多認為民主夢碎的埃及人再度回到解放廣場，抗議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遲遲不向人民交權。這場被稱為“二次革命”的抗議一直持續到當年年底的議會選舉之前，陸續造成了數十名平民死亡，幾千人受傷。它一度被認為是埃及民主運動進入新階段的開始，人們開始真正挑戰軍方的權力。許多人第一次清醒地認識到，真正的問題并非穆巴拉克，而是他所代表的軍事獨裁政權。他們從質疑軍方的戀權轉而質疑1952年納賽爾革命以后建立起來的軍方強勢主導政壇的埃及整套權力結構。一手策動穆巴拉克政權謝幕的軍方最高領導人坦塔維元帥第一次被民眾高呼為“獨裁者”。
反對派指控說，自軍方執掌大權后，他們拿出了比穆巴拉克時代的任何時候都更為強硬的態度鎮壓抗議者。僅在2011年1月底到7月底，被軍事法庭處理的平民人數就上升至1.2萬，而整個穆巴拉克執政期間受到軍事法庭審判的不過2000人；與此同時，政府控制的媒體則從對穆巴拉克歌功頌德變成了頌揚軍方的“喉舌”；2011年 12月29日，埃及警察還突擊查抄了17家國際民主、人權機構駐埃及的辦事處，其中包括美國贊助的多家機構，引發國際輿論廣泛關注。
2012年2月2日，埃及北部第二大城市塞德港發生了一場導致73人死亡、千余人受傷的足球騷亂事件，令軍政府的聲譽更加掃地。民眾質疑軍方保證穩定和安全的能力，而這本是其在過渡時期掌控權力的基礎。一些人甚至指責軍方故意制造混亂，以維持對國家的控制，延遲民主化進程。
迫于國內國際的壓力，軍方不得不承諾加快交權，修改舊的選舉法，并結束不得人心的緊急狀態法。但坦塔維依然強硬地表示，軍方將在新憲法中保持原有地位。“軍方的地位在上一部憲法中是這樣，在當前的憲法中是這樣，在下一部和以后的憲法中都會是這樣。”
2011年11月28日開始的議會選舉，被認為是埃及歷史上第一次自由公正的選舉，拉開了埃及民主的序幕。但后來的事態表明，這更像是拉開了后穆巴拉克時代埃及政治斗爭的新一幕。這的確是一次在國際監督下自由公正的選舉，投票率也出奇地高。但正如巴拉迪所擔心的，由于埃及國內的反對派力量中，幾乎只有穆斯林兄弟會有強大的基層組織能力、雄厚的資金和從事政治活動的長期經驗，這次選舉仿佛就是專門為它量身定制。
選舉結果顯然并不具有代表性：點燃革命之火的年輕人只贏得了有限的幾個席位；占埃及一半多的女性在議會中得到的席位不足2%；占埃及人口總數約10%的科普特基督徒只拿到了少于2%的席位；而連同穆兄會和薩拉菲派在內，伊斯蘭主義者贏得了壓倒多數的70%席位。
在議會選舉結果的陰霾日益濃重的政治氣氛下，2012年5月和6月，埃及舉行了歷史上第一次總統民主選舉。一年多來與伊斯蘭主義者政治不斷的世俗自由派大多選擇了給穆斯林兄弟的候選人會站腳助威，他們希望攜手穆兄會共同遏制軍方對埃及新政治體系的控制。老資格的反對派人士哈桑·納法阿的話代表了自由派的心聲：“我們并不是支持穆爾西，反對沙菲克（受到軍方支持的總統候選人，穆巴拉克政權的最后一位總理），我們支持民主……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企圖無限期地操控并擴大權力。這完全是反民主的。”
“擴權令”引爆新一輪政治紛爭
然而，在6月17日第二輪（決勝輪）投票的前3天，軍方任命的埃及憲法法院突然裁定，議會下院三分之一的議席因違憲而無效。這實際上相當于解散了伊斯蘭主義者主導的議會，令埃及全國上下在選舉前陷入空前混亂。但即便如此，也沒有能夠阻止穆爾西贏得足夠的選票去擊敗沙菲克。于是，在投票站關閉后不久，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又發布了一份補充憲法聲明，收回了立法權，重新界定了總統的權力，并把對所有軍事事務的最終發言權都留給了自己。
這些舉動再度引發了伊斯蘭主義者的強烈反對，自由與正義黨立即發表聲明拒絕承認軍方的憲法補充聲明。穆兄會稱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政變”，并組織萬人大游行表示抗議。
穆爾西開始了對軍方的大膽挑戰。他上任第九天就下令恢復議會并舉行新一輪憲法公投，雖然在遭到最高憲法法院否決后作出了讓步，但一場穆兄會與軍方之間的白熱化的權力斗爭就此展開。
穆爾西很快就等來了機會，更準確地說，在這樣一個動蕩不安的多事之秋，穆爾西及其穆兄會一旦掌權，便很快地顯示出其政治手腕。
8月5日，一群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武裝分子在日出開齋之時襲擊了位于加沙邊境的一個埃及軍隊哨所，殺害了16名士兵并奪走兩輛裝甲車，隨后遁入巴勒斯坦。據以色列情報官員透露，他們事先獲悉可能會發生襲擊，并將情報轉交埃方。埃軍情報首腦莫瓦菲將軍也公開承認他向國防部長坦塔維元帥和總參謀長沙米·阿南將軍匯報過。
這一事件讓公眾在怒不可遏之余對軍方的戰備狀況和執行能力產生了強烈質疑，穆爾西總統在幾天內果斷罷免了軍方埃及情報部門負責人以及北西奈省省長，并趁機更換了總統衛隊司令和負責開羅安全的軍事指揮官。
8月12日，埃及軍方第一號人物、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擔任國防部長達21年之久的坦塔維元帥及其副手、武裝部隊總參謀長阿南將軍被宣布“光榮退休”，一并被解職的還有軍方主要部門、?？崭鬈姺N的多位首腦。受命接替坦塔維的是現任軍方情報機構負責人阿卜杜勒·賽西將軍。
至此，埃及過渡階段的軍權似乎已掌握在了穆爾西總統手中，一些原來對被軍隊重圍之下的穆爾西不抱多少希望的人現在從他身上看見了當年精明強干的薩達特的影子。
但以埃及軍方在一年后的政變中展示出來完好無損的實力來看，穆爾西當初要解除一位在國防部長位置上穩坐了十年的軍界強人的職務，恐怕絕非表面上看似那么簡單。至少不像穆斯林兄弟會宣稱的那樣，這是因為“穆爾西的命令代表了3000萬埃及人的心聲”。它更像是軍方與穆兄會政府的一次默契妥協——審時度勢的坦塔維用個人的隱退換取了聲譽日下的軍隊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的權力和利益的保存。
本來，穆爾西如果見好就收，借助其那時的巔峰人氣推動埃及政治的和解，著手恢復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的基礎性工作、并借助穆兄會的高效社會網絡在短時期內取得一些令人信服的實效的話，他的確有可能拉開一個新時代的帷幕。但或許是被壓制了幾十年的穆兄會對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渴望太過強烈，穆爾西決定趁熱打鐵，一舉掃除自己未來權力之路上的所有障礙。
2012年11月21日，穆爾西總統下令取消軍方頒布的憲法補充說明，并公布了擴大總統權力的新憲法說明。根據這份說明，過渡階段政府將不受司法審查，如果現有制憲委員會因故不能完成任務，總統將在15天內任命代表社會各階層的新的制憲委員會，而制憲委員會應自建立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憲法起草。
這份后來遭到強烈抗議的“擴權令”實際上賦予了總統及其所做決定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無限權力，理所當然地遭到經歷過上一次革命“啟蒙”的許多埃及民眾的堅決反對。他們擔心，自己剛剛趕走一個靠軍隊撐腰的獨裁者，轉眼又迎來了另一個聲稱帶來真主啟示的更加令人不放心的獨裁者。
雖然穆爾西政府做出了部分妥協，強調該法令只是臨時性措施，實施范圍有限，但依然通過公投強行通過了強化伊斯蘭主義的新憲法草案。公投加劇了埃及社會的分裂和對立，甚至數名穆爾西政府要員——其中包括副總統馬哈茂德·馬基——宣布退出政府以示對公投的不滿。
2013年1月穆巴拉克被推翻的紀念日前夕，反對穆爾西的抗議活動演化為暴力騷亂，穆兄會位于開羅的總部遭縱火。而幾個月前發生傷亡慘痛的足球騷亂的塞得港，抗議者第一次打出了穆爾西是“真主的敵人”的標語。
今天回頭再來審視，正是這份“擴權令”以及隨后強推的憲法公投和議會選舉拉爆了埃及政治紛爭的引線。它不僅堅定了自由派與穆兄會“一干到底”的決心，也將不少原本投票給穆爾西的中間派乃至伊斯蘭教徒推到了穆爾西的對立面。它還給了士氣受挫的軍方借民意翻盤的機會，并直接導致穆爾西及其穆兄會政府的最后垮臺。
國家治理的崩潰
我曾在本文的上篇中指出，穆爾西和穆斯林兄弟會的失敗根植于他們一開始便對這場“阿拉伯之春”革命所作出的一廂情愿的錯誤理解之中。在掌控議會和政府的一年半時間里，他們忙于鞏固自身權力，全然無暇回應革命的發動者——埃及中產階級群體——的要求。
穆爾西就任埃及歷史上首位民選總統后，他應該看得很清楚，自己接手的是一付怎樣的爛攤子。持續的政治動蕩對本來就危機四伏的埃及經濟和財政狀況造成了新的毀滅性的重創：由于資金持續流出，埃及的外匯儲備已經從360億美元迅速消耗至不足150億美元，只能勉強再維持3個月；財政赤字達到225億美元，約占GDP的10%；制造業的開工量不足50%，約有1000家工廠已經關閉；旅游收入因國內政局不穩和暴力事件增加而驟降一半多；外國直接投資停滯和撤離，失業率高達創紀錄的12%以上；在GDP增長率從5%以上下降到2%的同時，通脹率卻攀升至18%……用當時的財政部長薩米爾·拉德萬的話說，他覺得在自己那個職位上“簡直像一個犯人”。
除此之外，革命之前的埃及政府為“維穩”的需要，每年把大約四分之一的國內生產總值用于建立一種奇怪的國家補貼制度，盡管這種國家補貼制度名目繁多而低效，但讓不少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得以保證，例如燃料和面粉的價格穩定地保持了幾十年沒變。政治動蕩削弱了國家治理能力，加之隨后的財政危機，使得國家無力繼續大規模地推行國家補貼政策，市場上享受國家補貼的商品供應日漸枯竭。
本來，在這種“民不聊生”的大背景下，穆爾西政府應當在站穩腳跟后立即著手經濟秩序的重建，并對積弊重重的傳統經濟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因為這才是這場中產階級革命的根源——即反對特權，爭取普遍的經濟權利和經濟自由，也只有在這方面有力地回應了民眾的呼聲，風雨飄搖中的新政權才會在民眾心目中贏得更大的合法性，也才有機會同以軍方為代表的特權利益集團展開持久的博弈。
但這顯然不是穆兄會所擅長的，作為一個組織良好的政治團體，長期的反對派身份使它缺乏一套只有執政者才需要認真考量的處理經濟問題的一貫理念和政策方案。穆爾西的自由與正義黨在國內自上而下施行的經濟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條是把消除貧困看作是一項慈善工作，而不是經濟發展的結果。這既秉承了伊斯蘭教的原始教義，也是穆兄會在過去長期深入開展社會服務的思想遺產。為此，自由與正義黨政府甚至試圖規定將“扎卡特”（zakat）——即伊斯蘭教徒每年一度的慈善捐款——規定為強制性的而非自愿的。這不僅于事無補，還招徠了世俗主義者的強烈疑懼。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穆兄會表現出來的反美和反以政治傾向，舊政權時代高度倚重的來自美國的財政援助也變得岌岌可危。
穆爾西一直在強調自己權力的合法性，但他顯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位置實際上是那么脆弱；穆斯林兄弟會也嚴重誤判了埃及社會的多元性和推翻舊秩序者的決心。我堅持認為，只有考慮了這一點，才能客觀和公允地分析人們眾說紛紜的關于穆兄會試圖推行政教合一的伊斯蘭神權政治的問題。
鑒于穆兄會過去一貫堅持的那套不寬容的意識形態，加之它為了爭取薩拉菲的支持而作出的姿態，無論是埃及國內的自由派、基督徒還是外部世界的美國和以色列，對它的掌權產生不安，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而，人們一方面希望穆爾西成為“曼德拉第二”，另一方面也是舉著放大鏡來看他和他的黨派的一舉一動。
穆爾西在競選時曾公開宣稱自己是“真主的候選人”、“《古蘭經》就是我們的憲法”；他當選后也將轉變與伊朗和哈馬斯的關系作為埃及的重要對外政策，并宣稱要“重新考慮”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議……
但他在當選之初也曾信誓旦旦地承諾，將保證基督徒和婦女的完全權利，組建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聯合政府，甚至“如果可能的話”，還會任命一位基督徒和女性擔任副總統……
穆爾西政府上臺以后，發生在藝術、教育、媒體、新聞許多領域里的變化也是顯而易見的——國家電視臺開始改變風格，播出的政治節目與愛國歌曲越來越多，電視劇和情愛視頻越來越少；一些規定禁止褻瀆神明和進行侮辱，并允許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媒體實施審查。
我們不能下結論說，穆兄會已經推行了多少試圖使國家政治伊斯蘭化的政策，但自由派的擔心也是必要的，必須在他像穆巴拉克那樣大權在握之前破滅這種危險的可能性。
2011年5月至10月間，開羅連續發生多起保守派穆斯林與科普特基督徒之間的武裝沖突，導致數十人死亡。在2012年元旦那天，伊斯蘭極端分子在亞歷山大港的一個科普特教堂制造爆炸案，導致21名禮拜者當場死亡……這些愈演愈烈的惡性暴力沖突無疑加劇了世俗自由主義者和基督教徒對伊斯蘭主義者把持的政府的懷疑和害怕。但實際上，就我本人而言，我非常同意一位埃及科普特主教所分析的，真正的問題不是極端主義的興起，而是國家治理的崩潰。
未來三方力量的轉型
開羅街頭目前正在上演的的這場政治變革至今仍未結束。推翻一個可惡的獨裁者并不難，但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國家，對整個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卻都是一個巨大挑戰，也許花一代人的時間都難以徹底完成。
未來，在主導埃及政治的最重要的三方力量中，軍隊在維護國內局勢、制止國家向極端化方向轉型中仍將起著不可替代的支柱作用。它也的確是在摸索著，例如它已經越來越顯現出試圖披一層法治外衣、通過掌握“立法權”和“釋法權”來影響政治的意愿——畢竟，頻繁發動政變是一件有損于軍隊聲譽且成本越來越高的事情。但軍隊必須清晰地認識到，一個“沒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體制”在未來是不可能有出路的。為了國家和他們自己，軍隊必須盡快完成現代轉型。
埃及的民主還需要容納伊斯蘭主義者和穆斯林兄弟會，過去幾十年的殘酷鎮壓都不能將它趕盡殺絕，新世紀的一次兵變就更不可能讓它從此一蹶不振了。在未來的選舉中，必須給予兄弟會均等的機會。否則，主流的伊斯蘭主義者將被趕回地下，而某些伊斯蘭極端派別主很可能放棄民主圖景，重拾暴力手段。
就穆斯林兄弟會自己來說，相信他們已經充分認識到，盡管有多年秘密反對派活動的經驗和組織良好的全國性網絡，但真正走到臺前領導正在變革中的埃及也絕非易事。未來的穆兄會也必須盡快完成由一個宗教性質的組織向現代政黨的轉型。
對于世俗自由派而言，他們必須抓緊時間從過去的一盤散沙和內部爭斗中走出來，迅速組建屬于自己的政治團體并開展有效的工作。此外，受到過良好西方教育的他們還必須認識到，在一個擁有1500年伊斯蘭教傳統的貧窮落后的國家，試圖實現全盤西化式的自由主義政治既是不可能，也是不值得追求的，未來的埃及注定仍然是一個穆斯林社會。其實，伊斯蘭教教義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一種原教旨的心態追求這種教義并將它強加于人。只要有了一個法治框架，伊斯蘭文化只有利于豐富未來埃及的民主政治。
最后，所有的埃及人都應該認識到，一旦各方停止合作，轉向全面對抗，那么所有人都會成為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