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張邦松 關于企業家該不該談政治的問題，中國企業界的兩位教父式人物——柳傳志和王石——表達了不同的觀點。但無論是柳傳志的“在商言商”，還是王石呼吁“聯起手來，通過理性博弈，維護自己的權利，參與制度建設”，其背后的語境其實并無本質區別，他們同樣感受到了某種強大力量的壓力。企業家與政治的關系變得無比微妙，以至于中國財富階層都在糾結自己是“強迫談論”還是“強迫不談論”政治。只有當一個話題變得有“禁忌”意味時，這樣的選擇困境才會出現。

為什么商業和政治的關系會變得如此敏感？自古以來，中國商人對“政治”及其代表的權力都表現出一種愛恨交加的復雜心態。他們通過與權力的默契和交換來獲得財富，但他們難以獲得與自己的財富相匹配的權力，朱元璋可以憑一道圣旨就收走沈萬三的聚寶盆，這個充滿隱喻的傳說始終困擾著中國商人對財富所有權乃至個人命運的判斷。

在傳統的政商關系中，因為權力的不確定性導致的變數，在這個財富階層的內心植入了深深的不安全感。因為他們深知，權力在不受控制的情況下，極容易變得乖戾而貪婪，而這對他們來說往往意味著滅頂之災。美國學者洛伊絲·莫克認為，不安全感是公民對正常秩序和社會控制下降的一種反映。對于商人來說，他們的不安全感正是來自于不受控制的權力對正常商業秩序和游戲規則的破壞。

正如許小年先生所說，用人治替代法治極大動搖企業家的信心。當法治的嚴肅性受控于人治的隨意性之后，很多事情變得扭曲變形，面目全非。企業家有理由擔心自己的“聚寶盆”會被輕而易舉地收走。曾成杰、李途純、蘭世立等人的遭遇不可能不深刻地影響企業家的內心世界，用王石的話說可能叫“兔死狐悲”，這導致他們不得不常?？謶值丨h顧四周，是否也有一桿獵槍在悄悄地瞄準他們。

有人調侃說“中國企業家不是在監獄，就是在通往監獄的路上”。這種說法略顯夸張，但中國企業家面臨的環境之復雜亦可見一斑。曾因“非法集資”罪名入獄的企業家孫大午最近總結了“中國生意人的十宗罪”，他認為，這些罪名成為了中國企業家階層的“新原罪”，一不小心就可能因此身陷囹圄。一位企業家曾憂慮地說：“中國監管企業的部門太多了，我總是提心吊膽，不知道什么時候，哪個部門會以什么理由來把我憑本事干的一番事業給毀了。”

這樣的心態在中國最踴躍的財富創造者中間彌散，對一個有志于實現“偉大復興”的國家來說，值得警惕。中國的精英移民現象已成風潮，隨之而去的則是人才和財富的雙重流失。與此同時，包括牛根生、馬云、宗慶后在內的中國頂級企業家紛紛表達了自己創造的財富屬于國家的言論，這種言論背后隱藏的意味，或許并不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