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陶短房/文 8月14日埃及過渡當局針對聚集在開羅及郊區3座廣場、支持兄弟會及7月3日被推翻穆爾西政府的示威者發動“清場”，造成嚴重傷亡，過渡當局稱，“清場”第一日死亡人數高達525人，而兄弟會支持者所發布的傷亡數據中，最高的已達死2200人、傷逾萬人這樣恐怖的數據。

“清場”前一天，過渡政府的后臺老板、“7.3”事件推翻兄弟會的真正推手——埃及軍方剛剛策劃了地方行政長官的重大人事更迭，更換了全部27名省長中的25名，人事更迭后，軍方、警方背景的省長總數，竟達到23+2人，其中不乏跨越穆巴拉克時代的爭議性人物，一時間給人以“回到從前”的感覺。值得一提的是，軍方的做法不過是亦步亦趨、照貓畫虎，兄弟會政權被推翻的導火索之一，正是不顧各方反對，強行讓11名親兄弟會、親原教旨的省長上臺，其中甚至包括個別外國人質綁架案的涉案者。不能不說，這是個十分危險的信號，甚至比“清場”本身還要危險，因為這似乎給人一種強烈暗示，即埃及政壇已陷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我之生即汝之滅”的“死循環”，兩大政治主角中任何一方一旦掌握政權，就勢必對另一方窮追猛打，而另一方一旦成功翻盤，也注定會另起爐灶重洗牌，并對失勢一方窮追猛打，兄弟會借助軍方當選后不到一月就拿軍官團高層開刀，利用議會優勢地位強行集權、修憲，利用強行集權的成果改變地方政府人事，甚至力圖干預軍方人事安排是如此，軍方借助反兄弟會各派積怨“倒灶”后的步步緊逼，直至大打出手，又何嘗不是如此？

8月15日，也即“清場”后第二天，過渡當局宣布在開羅、吉薩、亞歷山大、貝尼蘇埃夫、明亞、艾斯尤特、索哈杰、布海拉、北西奈、南西奈、蘇伊士和伊斯梅里亞省實施自19時至次日早6時的宵禁，在全國范圍實施為期至少一個月的緊急狀態，一時間埃及恍惚回到了穆巴拉克時代，1981年實施、2012年5月才結束的緊急狀態又重新面世，其間間隔不過15個月，實在是莫大的諷刺。正如法國《世界報》文章所評論的，當埃及政治僵局遲遲無法打破，街頭政治成為常態，社會生活始終無法恢復正常時，以埃及國防部長塞西和內政部長易卜拉欣為代表的軍方和親軍方核心勢力，冒著“恢復穆巴拉克時代”之譏，選擇了“安全第一”的優先次序，而讓自由和民主成了最大犧牲品。

“清場”只能將兄弟會的支持者驅離三座廣場，卻無法將他們驅逐出埃及社會，更不用說將他們的思想“清剿”出埃及政治生活了。“清場”前，兄弟會就擺出“只要不承認‘7.3’事件為軍事政變、推翻穆爾西政府為非法，不恢復被推翻政府職能就不妥協”的姿態，清場后更將之定性為“大屠殺”，號召信徒“走上街頭、粉碎血腥軍事政變”。很顯然，“民選執政”和“民選政府”被推翻，是兄弟會分量最重的政治本錢，而“大屠殺受害者”的政治定位則對他們最為有利，他們勢必會死守這兩條底線，提出“復職”、“懲兇”兩大訴求，不達目的不會輕易退讓。

“清場”也將軍方逼到不容妥協的地步：“應人民呼聲推翻兄弟會政府”是其行動合法性的基本背書，而“迫不得已才動武”和“不得不恢復社會安定”則已成為其自辯的標準臺詞。“7.3”推翻兄弟會政府和“8.14”清場的“正當性”，是其不容退讓的底線，一旦退讓，在埃及政治“死循環”中勢必陷入滅頂之災。由于過渡政府的孱弱和缺乏群眾基礎，本欲做“無形魔手”的軍方，已在無可奈何中做了“有形血手”，恐也因此勢成騎虎，不得不硬著頭皮做下去。

“7.3”事件中，埃及幾乎所有非兄弟會的政治勢力都站到了兄弟會對立面，但隨著事態發展，其陣營已發生分化：代表溫和伊斯蘭勢力、在遜尼派穆斯林世界影響力巨大的愛資哈爾清真寺譴責“清場”和暴力，其領袖、大伊瑪目阿赫邁德.塔伊布稱清場所用手段“是埃及人聞所未聞的”，同時稱自己“是看了新聞才知道‘清場’”；比兄弟會更原教旨的派系、親沙特的薩拉菲光明黨，早在7月8日開羅共和國衛隊軍營門前血案發生后，就和軍方拉開了距離，且游離于軍方主導的“政治過渡路線圖”之外，他們所希望的，是既享受推翻兄弟會專權的成果，又避免沾染鎮壓兄弟會的血腥，“清場”前這兩派提出“解散過渡政府，由軍方授權‘伊斯蘭政治力量’組建沒有穆爾西內閣閣員參與的新過渡政府”的斡旋建議，這一建議的實質，是讓軍方為自己火中取栗，從兄弟會手中為自己奪取執政權。

“7.3”事件后，勢力單薄、自知在埃及選舉游戲中萬難出頭的世俗民主派、自由派，以及因人數劣勢和宗教受歧視而惟恐原教旨得勢的科普特基督徒站在了軍方一邊，他們中的主流，也是此次支持“清場”最堅定的。盡管他們中大多數人和軍方的政治訴求、目標并不一致，但在目前的埃及政治氛圍中也只能無可奈何地兩害相權取其輕。至于“清場”后便辭職的副總統巴拉迪，其在埃及選民中蒼白的認知度，和后穆巴拉克時代兩年多來朝秦暮楚、為“過渡政府負責人”虛位不惜不斷改換門庭的風格，以及此次短暫擔任副總統后“連花瓶也做不好”的實際表現，恐會嚴重制約其未來的政治前途——盡管仍有一些外國人執拗地看好他。

至于被俗稱“廣場派”的“四月六日運動”等左翼工團主義者，他們在兩年多來幾乎任何一次反體制廣場運動中，都充當急先鋒，但無一例外被勝利者在最后關頭甩在廣場上，無可奈何地充當“永遠的反對派”，不論埃及政局如何改變，他們恐怕都會這么一次又一次地“反對”下去。

“清場”血案發生后，國際社會普遍對暴力和流血予以譴責，但耐人尋味的是，除了鐵桿支持兄弟會的卡塔爾，和“阿拉伯之春”的最大鼓吹者土耳其，以及在埃及影響力聊勝于無的非洲聯盟，其它各國、各國際組織僅僅譴責暴力、流血，而或明或暗地拒絕附和兄弟會“政變”、“大屠殺”的定性，更避而不談兄弟會“恢復民選政府職能”的訴求。8月15日在馬薩諸塞州度假地匆匆發表基調講話的奧巴馬雖然大談“強烈譴責”，譴責的卻是“各方在事件中的暴力行為”，非但未定性“軍事政變”（這意味著不會切斷對軍方的每年13億美元援助），甚至沒直接點軍方的名，取消埃美聯合軍演這樣的“懲罰”與其說是懲罰，毋寧說是默許。

歐美各國（尤其和埃及利害攸關、和埃及“尼羅河之春”淵源深厚的美國）所期望的，是埃及通過民選，選出一個符合自己利益、意愿的世俗政府，但在埃及的社會情態下，其結果卻不可避免地變成讓他們并不喜歡、更不放心的兄弟會上臺，這就造成了他們既不能支持軍方（等于鼓勵屠殺和反對自己所推崇的民主），又不能支持兄弟會（等于支持原教旨勢力，和默認這些原教旨勢力以民主手段上臺后再推行集權和排斥異己）的尷尬。他們所能做的，要么是象征性地制裁一番后，無可奈何地默認軍方作為，要么是通過施加壓力迫使軍方同意提前結束過渡期，組織又一次“一人一票”的選舉。

然則即便是看似最理想的后一種前景，在當前埃及政治“死循環”中也勢必只能意味著這派或那派原教旨主義者上臺執政，以及過去一年中輪回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