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陶短房/文 當地時間7月3日夜，埃及國防部長阿卜杜勒.法塔赫.西西宣布暫停憲法，終止總統穆爾西職權，以剛就職兩天的最高憲法法院院長曼蘇爾就任代總統，并啟動早先宣布的“政改路線圖”，將在未來9-12個月內完成組建跨黨派聯合政府、成立委員會修憲、制定新的議會選舉法草案、組織新選舉等一系列恢復正常政治秩序的動作。

盡管穆爾西垮臺前辭職、垮臺后又自動復職的外長阿魯姆在7月4日和美國國務卿克里通電話時再三強調“這不是政變”，但事實上這就是一次政變。這次政變推翻了去年6月30日通過普選上臺的穆斯林兄弟會政權，令埃及繼2011年2月11日“尼羅河革命”、結束穆巴拉克軍人政治后，政局再為之一變。

那么，埃及政變在國際間，將產生怎樣的影響？

作為“阿拉伯之春”的樣板，埃及一直被樹為在阿拉伯世界實現“普世價值”，推動民主和自由的標桿，去年6月30日穆爾西就職時，美國駐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Anne Patterson）曾在演講中動情歡呼“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唯一通過選舉實現民主的國家”。然而對穆爾西政權，美國的態度一直是兩重的，一方面，穆爾西的原教旨色彩，和某些活動（如和伊朗打交道）令其不快和尷尬，另一方面，兄弟會是民選上臺，埃及則是美國推動“阿拉伯之春”的“標志性建筑”，美方又不便拆臺。

此次政變發生前夕，美國的態度同樣是充滿矛盾的，一方面，奧巴馬當地政治姿態隨著形勢變幻，從最初的“呼吁所有各方保持克制”，變為政變前一日的敦促穆爾西“正視示威者要求”；另一方面，他又強調“警惕政治危機不斷惡化”，聲稱“不站在埃及任何一派一邊”。政變爆發后，美國官方保持低調，既默認政變當局的權威，又對民選政府的被推翻表示不滿。英國等歐洲國家的態度也大同小異，即承認“穆爾西和兄弟會有取咎之道”，但批評軍事政變是“不良先例”。

對于美國而言，埃及不僅是其中東戰略格局的要點，也關乎戰略通道蘇伊士運河的保障，和以色列的安全，是丟不得的。此次發動政變的軍官團較諸被推翻的兄弟會，實際上更世俗、更親美，但作為“阿拉伯之春”樣板，美國顯然不能支持恢復軍人政治，敦促軍方早日還政于民、推動“路線圖”盡快走到選舉這一步，就成為美國未來一段時間對埃及政策的主線。當然，鑒于埃及的政治形勢，新選舉的最終結果，很可能還是美國所不喜歡的宗教保守勢力（如薩拉菲光明黨）勝出，但那就是后話了。

阿魯姆之所以矢口否認發生了政變，是因為美國法律規定，禁止向政變國家提供軍援，而美國本年度軍援總額13億美元，早已被列入財政預算。不過盡管麥凱恩等共和黨議員提出，要給軍援附加各種限制條件，但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奧巴馬政府最終還是會給軍援放行，以免助長埃及國內蔓延的反美情緒。

歐盟各國的態度應與美國相近：默認政變合理性但敦促早日選舉，而對于選舉結果則暫不作考慮——事實上考慮了也沒用。

海灣國家沙特對埃及不僅許以每年37.5億美元援助，且承諾一旦美國中斷援助，沙特將予以彌補。政變后，它是第一個祝賀政變成功的國家（第二個是沙特的盟國阿聯酋），沙特國王阿卜杜拉稱，埃及軍方將埃及帶出了一條“深不可測的隧道”。作為遜尼派瓦哈比派的盟主，沙特一直通過扶植薩拉菲光明黨影響埃及政局，政變后兄弟會元氣大傷，光明黨則此消彼長，成為未來大選勝出熱門，沙特在埃及的影響力，恐將與日俱增。

與之相反，卡塔爾一直是兄弟會的“金主”，“尼羅河革命”期間，卡塔爾半島電視臺起到關鍵作用，兄弟會上臺后，卡塔爾多次提供巨額援助，去年8月的一次多達25億美元（20億貸款和5億直接援助），今年1月又增加25億（構成不變），今年4月再度追加增持30億美元埃及國債，扶植可謂不遺余力。作為回報，穆爾西不惜犧牲埃及在阿盟中傳統的盟主地位，在中東舞臺上亦步亦趨地追捧卡塔爾。然而政變前卡塔爾埃米爾阿勒薩尼.本.哈馬德退位，卡塔爾主權基金管理層大改組，政變進行時，卡塔爾半島電視臺及其在埃及的子臺“半島-Mubasher”還在直播開羅廣場的支持穆爾西群眾集會，在得知軍方解除穆爾西總統職務后，半島臺還和穆斯林兄弟會要員穆罕默德貝爾塔基(Mohammed al-Beltagy)進行連線，任由后者對西西和政變參與者橫加指責，最終導致“半島-Mubasher”被軍警關閉。兄弟會政權的結束，將令卡塔爾在埃及的影響力大減，也會損及其在整個中東的“能量”。

兄弟會執政的失敗，會影響“阿拉伯之春”的示范效應，而自由派、世俗派在選舉中屢戰屢敗，不得不重新求助于軍方的卷土重來，才得以推翻原教旨色彩濃厚的政府，將令各國自由派、世俗派在選舉面前更加不自信，影響其推動民主改革的意愿。同樣，“民選選贏仍會被推翻”，會令原本就勉強接受“數人頭代替砍人頭”理念的各中東國家原教旨黨派，產生對民主邏輯的不信任感，從而重新迷信起街頭運動、暴力政治，乃至武力和恐怖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