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談話”是大國策，是國是論衡，是深度觀察，是大勢預判。但不清議，不爭論。“中國談話”將打通理論與政策，透過表象，抓住要害。來這里的每一位嘉賓都是特殊的，他們或者貼近決策，或者肩負決策職能。大政方針的源流和博弈，他們娓娓道來，一清二楚。“中國談話”旨在提供一把鑰匙，打開一扇窗戶，找到最終答案。
——編者
關于中國經濟“拐點”、“換檔”的說法已引起高層關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領銜的“中長期發展”課題組給出了“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的結論。轉換期的宏觀政策有什么特點？從高速增長進入中速增長之后，結構調整、體制改革又有什么策略？就此，經濟觀察報專訪了劉世錦先生。
劉世錦先生認為，研究“經濟起飛”與研究“經濟回落”同等重要。中國即將從高速增長期進入中速增長期，這個時間窗口大致在2015年。今后兩三年里，宏觀面不宜再用“軟著陸”、“硬著陸”來理解，而是從一個臺階下到另一個臺階。中國經濟將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增長階段轉換期，穩定增長還需要尋找新的動力。在這一時期，要防止短期因素與長期因素重疊引起的經濟快速下滑,因此，宏觀政策的基調是托底。中速增長時期，如果以市場機制倒逼經濟結構調整、圍繞新增長點進行精耕細作式的改革，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反而會得到更大提升。
中國經濟將進入中速增長期
經濟觀察報：六月份以來的錢荒和股市波動，再次引起投資界對宏觀政策干預救市的強烈呼吁，同時，一篇《2013年中國將發生經濟危機》的長文在網絡上被頻頻轉發。你對當前的經濟形勢怎么看？
劉世錦：經濟增長中的短期因素要做具體分析。但我感到，我們現在特別需要登高望遠，從大處著眼，觀察我們目前到底處在一個什么發展階段，或者說處在一個什么樣的節點上。
三年前，我們做了一項研究，《“陷阱”還是“高墻”：中國經濟面臨的真實挑戰和戰略選擇》。在這項研究中，我們對二戰以來的國際工業化歷史經驗進行了梳理，從中觀察到一個重要現象：一批成功追趕型的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也包括歐洲前西德，在經歷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人均收入達到11000國際元（多邊購買力平價比較中將不同國家貨幣轉換為統一貨幣的方法）時，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增長速度的自然回落，降幅達到30%左右甚至更大的水平。
經濟觀察報：這是一種偶然現象，還是具有普遍性？
劉世錦：從我們收集的數據看，不是偶然，當然也不能說是普遍規律，我們將之稱為“典型化事實”。
完成同樣的工業化、城市化任務，英美用了上百年，日本用了70年，韓國和其他東亞經濟體用了50年左右，而中國（或者中國部分發達地區）用的時間是30多年，這種超高速的增長是一種“擠壓式增長”。如果按同一口徑測算，2012年中國人均收入已經超過9000國際元，擠壓增長的潛力接近尾聲，而中國的增長路徑與上述成功經濟體較為接近，依此推論，中國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兩三年出現潛在增長率較大幅度的回落。
經濟觀察報：2008年，中國經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在經歷了短暫滑落后迅速回升，到2010年初達到了一個高點。之后又開始回落，歷時超過10個季度，到去年四季度后才企穩反彈，今年上半年又有所回落。如何看待這一輪回落，僅僅是一個短期調整，還是反映了中長期增長動力結構的變化？或者說是一種危機？
劉世錦：首先一個前提，中國經濟還是處在增長階段，但是已經進入由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的轉換期。
我們做了測算，到今年底，中國的人均GDP將會接近1萬國際元，非常接近增長速度轉折的時點。
總體判斷是，2013年到2014年，會處在一個由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的轉換期，大概在7%到8%的水平，兩三年以后將會穩定在一個中速的水平上。當然這個中速增長到底是多少，將會有一個尋找支撐點的“探底”過程。過去我們估計大概在7%左右，也有可能還要稍微再低一點，比如說6%到7%之間。
這個判斷在三年前相信的人不多，質疑的人比較多。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這個問題上共識是在增加的，無論從決策者還是到企業，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轉換這個概念，大家逐步的確立起來了。
從2013年到2015年，基本上會回落到7%左右，到2020年左右會到6%左右，中長期看，大概是這個趨勢。
經濟觀察報：你的意思是，2015年前后，中國經濟會出現一個較大幅度的回落？
劉世錦：是的，一項預測，僅僅指出趨勢是不夠的，需要在研究的基礎上給出這種回落可能發生的時間窗口。從2015年左右開始，中國經濟將進入另一個增長區間，即中速增長區間，中國經濟增速將從上一個時期的10%左右下降到7%左右，下降幅度大約30%，這與我們數據庫中的其他追趕型經濟體當年的情形大致相當。
經濟觀察報：很多人關心的一個具體問題是，房地產走勢是否也符合你們的預測？還有，其他產業的發展也會在2015年前后出現回落嗎？
劉世錦：我們研究中提供了不少長期需求峰值的預測數據，如住宅需求，2012年當年實際供給已經達到900萬套，長期需求的年度峰值約1300萬套，預計這個峰值出現在2015年，此后很可能保持在既有水平，或出現負增長。當然這只是宏觀總量層面的預測，各個區域會有所差異；基礎設施中的公路建設，在東部和部分中部省份的密度已經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汽車消費仍將處于普及期,但將從20%左右的高速增長區間回落至10%-15%的次高增長區間；鋼鐵、建材等重化工業產品的年度需求峰值也可能接近歷史需求峰值。住宅、汽車是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龍頭產業，基建和房地產投資占到近些年整個投資的一半左右，這些領域長期需求峰值的出現，預示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將觸到需求增長的“天花板”。
經濟觀察報：你說的這是歷史經驗和邏輯推論，有沒有事實上的支撐？
劉世錦：是的，需要事實來驗證?；仡^看一下中國經濟近年來增長的軌跡，已經呈現了一系列明顯現象。首先是包括廣東、浙江、上海、江蘇、山東、北京等在內的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投資、工業增加值和GDP的增速已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這些地區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或超過了11000國際元的水平，增速回落可以得到合乎邏輯的解釋。其次，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投資增速明顯回落，回到以往高速增長軌道的可能性甚微，而投資正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依托所在。第三，地方融資平臺和房地產領域的投資風險加大，資產回報率降低，也從一個角度表明正在接近需求增長的邊界。
這些事實表明，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并不僅僅是一個邏輯推論，而是已經實實在在地發生了。
當前宏觀政策的基調是“托底”
經濟觀察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最新講話和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均釋放出經濟穩定增長的信號。當前這段時間，宏觀政策的重點是什么呢？
劉世錦：在階段轉換期，我們要避免速度過快增長，也要避免過快回落。避免大起大落，實現增長階段的平穩轉換。所以我們宏觀政策的基調和重點是托底。
國際經驗表明，增長階段轉換往往不是一帆風順的。日本、韓國等就在這一時期曾出現過大的波動。其理由是，這一時期具有超過以往的內在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例如，潛在增長率開始下降，人們的預期產生混亂，情緒波動較大；短周期（存貨調整等引起）變化與中長期周期變化相疊加，經常會聽到一些相互矛盾的信息；企業、政府及其他行為主體傾向于保持政策慣性，調整滯后，如此等等。
我們會注意到一個現象，2010年以來，大家的預期很不穩定，有一段時間顯得比較悲觀，有一段時間特別的樂觀，我們平常講的所謂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在最近這樣一個轉換期會比過去更加突出。
經濟觀察報：因此，首先要避免大起大落。
劉世錦：是的。從近期看，有兩種易于出現、因而需要防止的傾向。
一種是“拼力推高”，試圖回到以往的高增長軌道。其實并不應該把它再推高，推到過去那個高增長的軌道上去。在一些地方，政府換屆后增長沖動上升，有可能助長這種傾向。特別當短周期回升但中長周期實際依然向下的情況下，容易出現過度樂觀的預期。
另一種情況是“放任快落”。特別當短周期和中長期周期同向變化時，增長速度在短期內快速下滑的可能性更大。2012年上半年一度曾出現這種狀況。2013年當短周期上升結束開始回落時，尤其需要關注是否發生“快落”的問題。
表面上看，這兩種傾向方向相反，但現實中很可能互為因果，成為一個連續過程。短期內人為推高速度，超過潛在生產率水平，出現通脹壓力和金融風險。之后被迫調整，而一旦進入下行軌道，又可能出現“快落”，正所謂“大起大落”。
經濟觀察報：除了大起大落，那就只有一種選擇：穩定增長。
劉世錦：事實上，我們面臨著不同的速度組合。一種是大起后大落；另一種是速度適中，但穩定性、可持續性較強。幾年下來算總賬，可能還是后者的平均增速較高。發展仍然是硬道理，現階段解決中國所有經濟和社會問題，必須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提出潛在增長率下降，強調增長階段轉換，并非不重視增長速度，而是要在認清增長規律的基礎上，有效保持必要且可能的增長速度。這幾年我們講穩增長，在增長階段轉換期，“穩”的必要性更強，難度也更大，更應強調“穩”字當頭。能穩住，不出現大的起落，就是很大的成功。
因此，這一時期增長階段轉換期的宏觀政策的主要基調是“托底”而非“推高”。能保持7%-8%的增長就很不錯，如果出現過熱苗頭，應及時剎車。
另一方面，要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止“快落”上，做好必要的政策和項目儲備，一旦問題出現，能及時有效地出手。如果轉換過程較為順利，兩三年就可能進入中速增長階段，這個階段的增速均衡點是多少還有待觀察，可能會有一個“探底”或“試錯”的過程，我前面已經說過，估計將落在6%-7%之間。
經濟觀察報：但是地方官員恐怕不會這么想。換屆之后的一兩年往往是追求政績的投資沖動期，“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抓項目”，這些思維定勢一時難以改變。
劉世錦：當然從地方政府來講，可能還是有一種“高增長”的思維定勢，有些地方的領導同志想30多年高增長，不能到我手里速度下來了。這種思維方式是要變的?，F在我們比的并不是增長速度，而是要比轉型。
從發展目標來講，過去我們比較看重GDP，以后更多的是要看重就業。我們過去保增長是為了保就業，現在我們把就業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來看，所以增長速度的回落，可以說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可容忍性，我們理解它的合理性所在?？梢酝ㄟ^結構調整來實現增長，譬如服務業的發展，中小企業的發展等等。
企業也要解決認識問題，有些企業還是源于過去的經驗，感覺到目前是一個低谷，現在是扛著，等著，等著下一輪高速增長期的到來。這個想法要調整，現在已經很難再回到9%、10%的高速增長期，你要在6%、7%，甚至更低的增速平臺上過日子，而且能賺錢，能盈利，要有這樣的思想準備。
經濟觀察報：就目前宏觀形勢而言，如何“托底”？“底”在哪里？
劉世錦：在目前這個階段，增長的底限到底在什么地方，從就業，企業效益，金融風險等因素綜合考慮的話，目前7%可能是一個增長的底限。短期下滑，如果破了這個底限，應該說還是要采取一些措施的。
當前，應對短期的快速下滑，最有效的手段可能還是要穩投資。但這個投資要很講究，我們要轉變思路，主要是要穩終端的投資，就是穩民生，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住宅等等這些相關的投資，而不是制造業的投資，因為我們現在制造業，特別是重化工行業，已經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這是我們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年初的時候需要關注的一個問題。
尋找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經濟觀察報：十八大提出，發展為主題，轉型為主線。發展還是硬道理。增速放緩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下降？會不會影響到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居民收入倍增目標？
劉世錦：雖然GDP的增長速度是在逐步回落的，但是年度GDP的新增量實際上相當大，這一年與上一年相比，都是在增長的。所以，雖然GDP的增長速度有所回落，但是我們所面臨的市場，實際上它還是在擴張的。
我們以為，經濟增長階段轉換反映了經濟增長的規律，按規律做事就是正確的。從工業化的歷史經驗看，能夠在人均收入11000國際元的發展水平上出現自然回落，是追趕型經濟體成功的標志，因為已經較完整地吸收了高速增長的潛力。
其次，即使增長速度降低，每年GDP的新增量依然很大，只是與持續增大的總量基數相比，增長速度有所降低。例如，2000年時增長10%的新增量，到2012年只能推動2%或略多一點的增長；若要實現8%的增長，新增量至少要相當于當年的3倍以上。
第三，今后一些年，為了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目標，居民收入增速將有望超過GDP增速，老百姓的實際感受有望改善。還有，今后一些年即使增長速度降到7%或更低一點的水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依然可望如期實現；屆時，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按現價美元計算得到的中國經濟總量有很大可能趕上或超過美國，人均收入水平有望踏入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經濟觀察報：如果能夠轉換成功，進入新增長階段，意味著將開啟新的增長空間。盡管增長的速度有所放緩，但將更為講究質量和效益，更加適合人民群眾的實際需求。
劉世錦：是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我國仍處在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但其內涵將發生變化。增長階段轉換，增長速度放緩，將開啟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新戰略機遇期。新增長階段將會具體體現這種變化。
根據二戰后成功追趕型經濟體的歷史經驗和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實際判斷，中速增長期將會涌現出一系列新增長點。
城鎮化。中國的城鎮化率應該還有20個百分點以上的增長空間，涉及到兩億多人?，F有城鎮常住人口中，仍有近20個百分點的非戶籍人口。有研究認為，這部分人群解決戶籍問題后，其消費將會增長30%左右，相當于6個百分點的農民進城對消費的拉動效應。
產業升級。2010年，中國工業增加值率是23%，而日本是31.4%，美國是38.5%。如果通過產業升級，達到日、美的水平，就有30%-70%的提升空間。
消費升級。收入倍增規劃的實施將有助于提升消費比重。城市中等收入階層（中產階級）是拉動消費增長的主要力量，預計這一群體的比重到2020年將到達45%。
更大程度、更高質量地融入全球分工體系。通過改進貿易和投資活動，提高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并在某些領域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如與基本建設能力相關的對外貿易、勞務輸出和投資等。
以市場機制倒逼結構調整
經濟觀察報：十八大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作為并列提出的目標，含義深刻。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必須依靠全面深化改革開放。
劉世錦：十八大以后，改革的呼聲較高，期待甚多。新一輪改革的復雜性超過以往，技術含量較高，應精耕細作，謀定而后動。就改革的策略而言，改革要有增長效應，能夠帶來實實在在的增長。在新一輪改革的初期尤其如此，否則改革難以得到有效支持而深入下去。
經濟觀察報：如何找到具有增長效應的改革突破口？
劉世錦：所謂突破口，就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當然還要加上必要的配套改革，使新體制、新機制能夠盡快并有效運轉，進而把增長潛力持續不斷地發掘出來。譬如：以放寬準入、引入外部投資者為突破口，發掘基礎設施領域投資潛力。鐵路、電力、石油、天然氣和地方基礎設施建設仍有一定投資增長潛力，但鐵路總公司等負債率已經較高，融資能力受限。應在政企分開的基礎上，改革企業體制和投融資機制，引入行業外包括地方政府、企業和個人在內的新投資者。由此，還可以通過中小企業的繁榮發展培育中低收入群體，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為突破口，促進消費升級。
經濟觀察報：城鎮化是未來中國經濟重要的增長點，如何以改革來推動城鎮化？
劉世錦：城鎮化的推進離不開改革。應當以加快土地、戶籍、財稅體制改革，提高集聚效應和生產率為突破口，穩步而持續地推動城鎮化進程。城鎮化蘊含著巨大的需求潛力，但這種需求應該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依托于收入增長和生產率提高。城鎮化主要優勢在于集聚效應，包括從生產、流通、創新到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居民生活上的集聚效應，從而產生傳統農村經濟難以比擬的高生產率。城鎮化不僅僅是花錢消費，更重要的是提高生產率和創造財富。目前中國城鎮化進程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歸根結底，都會集中于發揮集聚優勢、提高生產率這個基本問題上。
經濟觀察報：你的意思是，下一步推動城鎮化，應當以提高城市的集聚效應和生產率為核心，推動土地、戶籍、財稅等制度改革，讓人和地這兩個基本要素更好地流動起來，促進優化配置，使潛在的需求釋放出來，走出一條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續的城鎮化道路。
劉世錦：是的，城鎮化要以城市群為載體，這一點非常重要。
經濟觀察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最近提出，用市場機制倒逼經濟結構調整緊迫感明顯增強。我注意到你最近發表在《求是》雜志的文章《改革是中國發展的最大紅利》，其中專門論證了頂層設計和基層創造的關系。
劉世錦：國內的諸多改革，都是通過對外開放而推動或“倒逼”的。這一條經驗今后仍具有重要意義。例如，以人民幣國際化推動國內金融體系改革；以與有關國家達成自貿區協議和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為契機，推動國內相關領域特別是服務業領域的改革；與國際一流大學合作辦學，帶動國內大學教育體系改革等。
經濟結構調整也是這樣，怎么調？往哪里調？市場一線的企業家最有發言權。
市場經濟體系本質上是由經濟活動當事人利用自身的信息和智慧，通過反復博弈演化而成的。搞清制度設計與自然演進的關系，尊重處在市場經濟第一線當事人的首創精神，是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宏觀調控的架構和職能，相應的政府機構設置，都離不開頂層設計。而市場體系發育，則需要在政府界定和保護產權、明確市場競爭規則的前提下，主要依靠市場活動參與者的探索和創新。以往不少成功的改革，都是允許地方和基層先闖、先試，有了好的效果，然后提煉上升為全國性政策和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