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新媒體批評者

胡泳/文

身為一家印刷類媒體，去面對并報道《華盛頓郵報》被貝索斯收購的新聞，難免會尷尬。當然，所謂“尷尬”也只是一種試圖保全體面的表述。

實際上，你將很快在本期專題里看到一些更加 “直率”的見解：“在將來，一定會有這樣的時分到來：所有的報刊都停止紙版印刷，只出數字版”（胡泳）、“舊有的機制，已經完全不能再適應。在這種機制上，嫁接點兒互聯網表皮式的產品，宛如在貧瘠的地上種莊稼，能有收獲才見了鬼”(魏武揮)。兩位當下中國最為活躍的新媒體觀察者的結論似乎已經很明確，并因為直指痛點而令人難以接受。

問題是，面對那些不斷減少的冰冷的數字，現在難道不應該冷靜地虛下心來討論一下報紙的未來嗎？我們可以不屑于“新聞已死”這樣武斷的感嘆，但抱守著“內容為王”這樣虛妄的自信，只能讓事情變得更糟。

認清現實，是勇氣，也是智慧，而絕不是簡單爭論輸贏。真正的改變將從這樣的智慧開始。

——編者

30歲以下的人不讀報？

《紐約客》的作者安迪·波羅維茨報道說，貝索斯自稱購買《華盛頓郵報》是犯了一個錯誤：“我想我只是瀏覽他們的網站，沒有注意到自己在做什么。我并沒想買任何東西，尤其是《華盛頓郵報》，我根本不讀這份報紙。”直到他隔天發現自己的信用卡上出現了2.5億美元的巨額賬單，貝索斯才意識到這筆錢被支付給《華盛頓郵報》了，“這是一樁完全的瘋狂之舉”。從那時起到現在貝索斯一直試圖和《華盛頓郵報》的客服電話溝通，想要取消這筆錯誤的交易，但是那邊的客服人員推來推去，“我不斷告訴他們，我不知道《華盛頓郵報》是怎么進入我的購物車的，但是他們看來不想讓我退貨。”

波羅維茨是個幽默作家，這篇報道當然只是他的調侃之作。然而2.5億美元收購一家年虧損5000萬美元的美國地方性報紙（沒錯，《華盛頓郵報》甚至都不是美國的全國性報紙，當然更構不成全球性報紙），貝索斯的最終開價在某些人看來的確有些發瘋。大家也在猜測將來他會不會后悔，要求退貨。收購宣布的當天晚上，Twitter上充滿了有關貝索斯的新冒險的俏皮話，大都集中在《華盛頓郵報》會不會耗盡他的盈利耐心上。

的確，現在的報業太需要耐心了?！度A盛頓郵報》的明星記者鮑勃·伍德沃德說，在某種意義上，貝索斯的收購或許是該報最后的生存機會。因為貝索斯不僅擅長創新，更重要的是，他還有金錢和耐心。這個要造萬年鐘的硅谷中年男人以秉持長期戰略著稱，而這恰恰是作為上市公司一部分、要向華爾街定期發放財報的《華盛頓郵報》無法堅守的。

2.5億美元的價格，讓人不禁想起兩年半以前，美國在線以3.15億美元收購號稱“互聯網第一大報”的《赫芬頓郵報》的情景。在目前報業一片哀鴻的形勢下，這個價格或許是一家頂尖的傳統媒體所能獲取的最大溢價?？纯醋罱鼉赡甑钠渌灰拙椭懒耍骸恫ㄊ款D環球報》剛剛被《紐約時報》以7000萬美元出售給當地一家橄欖球隊的老板，這個價格只是20年前《紐約時報》購買價的很小一部分；曾經是《華盛頓郵報》子刊的《新聞周刊》更慘，2010年被以1美元的象征性價格，賣給了愿意承擔5000萬美元債務的音響業富豪西德尼·哈曼。對哈曼來說，這與其是一筆商業交易，不如說是一次慈善行為。

哈曼和另外一位媒體大亨巴里·迪勒定把《新聞周刊》和后者創辦的每日野獸新聞網站合并，當時打的是交叉銷售廣告的如意算盤。2011年4月，哈曼去世，其家族決定停止投資，把合并的媒體完全甩給了迪勒的I-AC公司。雖然名編蒂娜·布朗被迪勒挖來做新聞周刊/每日野獸公司的主編，依靠大膽的編輯為日趨衰敗的《新聞周刊》贏得了不少眼球，然而卻也不足以彌補每年4000萬美元的印刷和發行開銷。這個數字還不包括人員、場地和其他花費。

終于，在2012年10月18日，蒂娜·布朗同CEO巴伯·塞迪一起宣布，在紙質雜志持續出版80年后，《新聞周刊》將轉向全數字方式。12月31日是紙版的最后一期。在一封題為《<新聞周刊>翻過了這一頁》的致讀者的信中，兩人寫道：“根據判斷，我們達到了一個臨界點，可以以全數字的方式有效地到達我們的讀者。就在兩年前還不是這樣。”新的產品叫做 Newsweek　Global，它將“被付費訂閱所支持，可以通過網上和平板電子閱讀器獲取，其中一些精選內容會出現在每日野獸網站上”。

2012年的圣誕節，成千上萬的美國家庭打開報箱，都看到一封灰色的“訃告”：在一張俯拍自空中的黑白照片上，一幢Art　Deco風格的摩天大樓，從紐約曼哈頓的街區聳起，宛如一座墓碑。照片中央一行大字標題：#LAST　PRINT　ISSUE（最后一期印刷版）。這就是美國第二大新聞雜志《新聞周刊》印刷版最后一期的封面。那墓碑般的大樓，是2010年和雜志本身一同被收購的前《新聞周刊》大廈。

由此，雜志業多年偶像之一的《新聞周刊》，已經變得不可以被稱作雜志了。到2012年年底，它已轉變成為一家網站，一個移動應用，一家會議公司，但卻不再是印在紙上的一個圖文集合。塞迪稱，走向數字化最終“解放”了雜志，它原有的品牌被印刷版的“形式”和“經濟學”所束縛了。這恰恰道出了印刷媒體今天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報紙和雜志的成本結構完全不具備合理性。

出產一份報紙是昂貴的。數據顯示，美國報紙平均下來，管理成本占14%，紙張16%，印刷20%，發行9%，廣告開銷14%，最后留給內容生產的只有27%?？梢钥吹?，近一半的報紙運營費用被用在物理生產過程中，而不是編采活動上。當讀者越來越多地在網上獲取新聞，印刷出來的報紙注定會變得較為昂貴，成為一種利基產品，甚或是一種奢侈品。

當然，報紙步入黃昏還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讀者群的日漸匱乏。報紙要想繼續存在，需要有一定數量的讀者支撐。然而，由于人們注意力的轉移，以及年輕人未能發展出一種新聞閱讀習慣，報紙的讀者在不斷萎縮。游戲、社交媒體、明星文化都在和報紙爭奪注意力，NPR的首席執行官加里·奈爾甚至極而言之：30歲以下的人不讀報，即使他們的年齡增長，也不會讀。

另外，報紙的商業模式日暮途窮。平面廣告不斷下滑，雖說數字廣告正在緩慢地彌補這個缺口，但數字廣告增長的速度趕不上平面廣告下降的速度。結果是，所有報紙都面臨大幅度的成本削減，因此犧牲的是新聞采編的力量。

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媒體到處擴散：博客、網絡報紙、搜索引擎、新聞集聚服務和社交媒體，導致了內容生產和復制的便利；這些都進一步推動了報紙訂閱和廣告的下降，而這反過來，又使得即使最嚴肅的報紙也只能生產少量的原創內容。

這正是格雷厄姆家族忍痛割棄他們已擁有四代的《華盛頓郵報》的原因。他們面對報業轉型的驚濤駭浪無能為力，因為這樣的轉型要求的不僅僅是止跌補損、保持盈利，還需要投資未來。對未來的投資也不僅僅是一個賺錢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報紙的社會意義問題。所以《華盛頓郵報》的掌門人唐·格雷厄姆坦率承認，即使不出售，這份報紙也能生存一陣子，但是“我們想要的不只是活下來”。

一個沒有報紙的世界是怎樣的？

報紙的困境如斯，我們必須問報人一個嚴肅認真的問題：為什么報紙是重要的？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沒有了報紙，人類社會將會損失哪些東西？梳理一下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有助于報人重拾在數字時代的自信。

首先，公眾所閱讀的嚴肅新聞，大多來自報紙。沒有人做過定量的統計，告訴我們報紙出產的新聞在整體新聞中所占的比例?？墒?，隨機找些聰明人估計，他們說這個比例不會低于80%。

可能電視的影響力更大，但根據筆者在央視工作的經驗，電視記者常常是在報紙上找新聞。甚至是大家鼓吹甚力的新媒體，有多少博客妙筆生花的評論是建立在報紙提供的新聞上？雖然微博、微信、社交媒體的有用性毋庸置疑，但這些服務的用戶大多不會遵循報業的新聞標準。所以雖然新媒體有著海量的內容，但真正高質量的內容還是少而又少。

所以，這是報紙應該繼續存在的第一條理由：報紙挖掘新聞，其他人只是包裝新聞。報業的健康不是一個小問題，因為報紙是一種為其他媒體設定議程的媒體。

第二，報紙并不僅僅是信息的提供者。它們每天把世界以一種協調一致的方式組織起來，說句極端的話，辦得好的報紙，如果未能去讀上面的某一篇文章，就相當于失去了以另一個可能的角度看待世界、與世界發生聯系的方式。

第三，與上一條相關，報紙是公共對話的場所。已故的詹姆斯·凱瑞常常喜歡提醒他的學生說，現代的報紙是啟蒙運動的產物，就像美國憲法也是啟蒙主義時代的產物一樣。對凱瑞來說，報紙的最重要之處，并不在人們所假定的客觀性、公正性之類，而在于它維護了公民之間的民主對話。這樣的對話是否能在網絡時代存活和光大，其實是個有爭議的問題。也正是為此，報紙體現著公民責任、社會公義和政治獨立的價值。

第四，報紙存在的理由還和它的從業者相關。多少人投身報業的時候，沒有懷著一種充滿使命感的職業熱愛？很多記者和編輯認為他們的作用是“安撫苦難者，折磨舒適者”。許多記者認為自己最終是在為讀者工作——不是為了管理她/他的編輯、發行人、公司或是投資人，而是為了喜歡他們的寫作的讀者。我們都熟知記者為了職業尊嚴而丟掉工作的故事。他們拒絕禁止他們出版的指令，也不愿為了政商利益而出賣自己的良知。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對讀者保持忠誠。有時整個編輯部都會采取如此立場。在互聯網上的公民記者，也具有這樣的使命感嗎？

第五，對于看重自己職業的報紙記者和編輯來說，業余分子殺入新聞場是不無憂慮的現象。他們威脅了職業標準，縱容了黨派的特別懇求，把謠言和丑聞偽裝成新聞。

剛剛去世的美國記者海倫·托馬斯或許是過去五十年中最有名的白宮記者，她擔心專業新聞工作的衰退。“每個擁有一臺電腦的人都認為他是記者。每個擁有一部手機的人都認為他是攝影師。”她認為這種趨勢是“可怕的，因為你可能在還沒有意識到的時候就已經強迫性地破壞了他人的生命和名譽。沒有編輯。沒有標準。沒有倫理道德。我們正處在十字路口。在我那個時代，當你的媽媽告訴你她愛你，一個好的記者也會核查清楚?，F在很多很有價值的報紙都放任自流了。這是一個危機”。

筆者羅列以上的報紙存在理由，是想追問，當報紙作為多元主義和自由言論的支柱坍塌以后，對社會的影響會是什么？會有新的機制出現，取代報紙目前提供的準確、平衡和高新聞標準的傳統過濾嗎？誰將會創造我們所期望的高質量新聞，特別是對于民主制度的健康發展極為關鍵的調查性報道呢？沒有報紙今天所提供的凝合劑，我們的社會會變得越來越分裂嗎？對于關心獨立媒體在自由社會中的角色的人來說，這些都是其所面臨的最令人苦惱的問題。

懷舊者大量存在。在得知《衛報》將縮減印刷版業務的消息后，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專門撰文，捍衛傳統媒體的存在價值。“如果你們停掉這個以油墨與紙漿為載體、承載著歷史的印刷版報紙，那將是一場國家災難。你不可能用‘在線’的方式還原新聞紙上的內容，互聯網上充斥著色情與廢話，我們需要在書報亭里看到智慧，我們需要在地鐵里拿著報紙沉思。”但不管這個呼吁顯得多么動人，恐怕過不了多久，我們就會見證《衛報》徹底告別油墨與紙漿。

在將來，一定會有這樣的時分到來：所有的報刊都停止紙版印刷，只出數字版。然而，沒有人知道這個將來會在什么時候到來；也沒人清楚當那一天真正到來的時候，還有哪些報紙和雜志會存在。當然這也不只是報紙和雜志的故事，在網上到處流傳的視頻顯然也已經極大地影響了電視臺，不過那是一個需要另外講述的故事。

新聞的開放性未來

《衛報》已經走在關掉印刷機的路上。它提出了“數字化優先”（digital　first）戰略，它的高管甚至說，數字版的可持續性商業模式將成為“《衛報》的使命”?！缎l報》的經營負責人亞當·弗里曼稱，“數字化優先”戰略將把傳統記者和免費工作的熱情公民的努力結合起來，奔向“新聞的開放性未來”。

弗里曼說道：“像許多產業一樣，報業是偶然開始的，印刷機發明出來，我們用那種方式分發新聞?，F在我們很清楚，我們必須做到數字化優先。比起關心平臺來，我們更關心如何講述新聞。”《衛報》致力于開拓網絡所賦予的機會來傳播所謂的“開放”新聞（“open”journalism）?！缎l報》長期的主編艾倫·魯斯布里奇用一連串排比詮釋了什么叫做“開放”新聞。“旅游版在尋找對柏林了如指掌的一千人。環境團隊試圖擴大環境報道的范圍、權威性和深度。國際報道組想要收獲盡可能多的來自阿拉伯的聲音，以幫助報道和解釋那場春天的革命。體育編輯在想怎樣才能更好地報道競逐世界杯的32個國家球隊。評論編輯希望拓寬辯論的光譜，從政治思想家到科學家到神學家到律師。這家報紙正在超越一家報紙的界限。記者發現自己能夠呈現更完整的畫面。”

我特別關注弗里曼的這個說法：報業是偶然開始的。我們如此習慣于由大型報紙和電視網構成的“大眾媒體”世界，以至于將其看做天經地義的事情，可是，大眾媒體會不會只是歷史上的一個異?，F象呢？哈佛尼曼新聞實驗室的李·漢弗萊通過對信件、日記和其他前數字時代的表達手段的研究發現，如果放眼一段更長的歷史時期，單向的、廣播式的“大眾媒體”并不是標準現象，相反，人際的、多方向的溝通才是主流——就像現在的博客、Twitter和Facebook一樣。媒體從來就是個人化的和社會性的。換言之，當我們以為自己創造了一種嶄新的溝通方式時，我們其實是在重返過去。

湯姆·斯丹達奇在《經濟學人》雜志上撰寫了一系列有關數字媒體的本質的文章，認為社交媒體和所謂的“網絡化新聞”（networked　journalism）的互聯性映射了報紙被發明之前的媒體的運作方式，那時，地方的小酒館和咖啡屋扮演著信息生態系統的中心角色。在他看來，大眾媒體只是歷史的一個“插入語”。今天，在我們重返媒體未來的時候，會出現一系列利用媒體系統的網絡化、社會化和小規模生態圈的特性而發展自身的新實體，比如已經擁有堅實基礎的新媒體《赫芬頓郵報》，又如很多人寄望能華麗轉身的《紐約時報》。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大家對于硅谷新貴貝索斯究竟會把《華盛頓郵報》帶向何方充滿期待。因為只有創新的新實體，而不是舊媒體，才能決定新聞的未來，盡管新聞紙（newspaper）可能注定是沒有未來的。在一種非常真切的語境下，新聞人的確既生活在最好的時代，也生活在最壞的時代。

不過說到新聞的未來，更有意思的是《衛報》的弗里曼的這樣一段話：“它將是在報社大樓內的記者同大樓外的專才之間的一種協作。他們是專才，因為他們和記者一樣關心那些話題。他們不必是教授。”而我的朋友、紐約的新聞學教授杰夫·賈維斯在評論貝索斯收購《華盛頓郵報》時和他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可以預期很多人會欣喜若狂，因為貝索斯懂得如何賣東西。毫無疑問，他當然知道怎樣打造付費墻?？晌也徽J為那是他的關鍵價值。貝索斯的核心能力是打造關系。作為新聞業者，我們必須停止把自己視為一種叫做內容的大眾化商品的生產者，而開始認識到，我們身處某種服務業，其產出是知情的個體與社區。”

（作者系新媒體批評者，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