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

                                                                  王汎森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張耐冬/文

     隨著“民國熱”在大陸日盛，有一批曾被歷史書寫隱去的人物日漸成為話題的中心。當然，“民國熱”只是一種折射現實的思潮，本身不具有深入研究時代與人物的目的，此風浸染之下，被熱議的人物為人所知往往是通過掌故或軼事之類的片斷記載。

　　從樂觀的角度來看，大眾文化領域對某一話題的持續關注，可以引起對這一話題從趣味性欣賞發展為對真實性與意義的探尋。傅斯年就是一個例子。這位曾經在二十世紀上半期的學術界與政界叱咤風云的人物，在大陸的近代史敘事中長期處于被遮蔽狀態，從上世紀最后十年才開始浮出水面，在公共史學領域，從一開始作為其他文化名人的陪襯，逐漸到近些年恢復舞臺中心人物的身份，其地位日漸凸顯。幾部頗具影響力的讀物，如《陳寅恪與傅斯年》和《南渡北歸》等，都濃墨重彩地對其進行講述。

　　如此的地位演變歷程，與大眾文化自身走向求真不無關系，更離不開學界相關研究的推動。2010年，葛小佳先生的遺作《重建傅斯年學術與生命的歷 程》在《書城》發表，將王汎森研究傅斯年的英文著作介紹給國人；2012年，此書中文版由三聯書店出版，將各類論著中很少專門討論的關于傅斯年的學術心路、思想歷程以及他何以成為我們所認識到的那個“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做了全盤的分析，展現給我們一個處在歷史三重交界處的傅斯年。

　　此書脫胎于作者的博士論文，因而與公共史學領域講述軼事的作品不同，作者有意將其定義為“不是一本傅斯年一生的傳記”。對王汎森而言，傅斯年是他的研究對象，而不是他要為之立傳的傳主，他試圖將傅斯年置于其時代環境之中，在學術與思想的網絡中尋找傅斯年所在的那個節點。這是一項“為傅斯年定位” 的工作，其任務在于描繪出圍繞在傅斯年周邊的思想脈絡、學術源流與社會脈動，并揭示這些背景性因素對傅的學術取向、政治旨趣與文化觀念的影響，同時探討這些因素的彼此匹配與沖突，以及這些匹配與沖突關系在傅斯年身上的反應。

　　在王汎森看來，傅斯年之所以能夠成為我們所知的傅斯年，一個青年領袖、學術領袖、政壇清流，并不在于他個人如何傳奇，而是他處于“后傳統”、 “后科舉”、“后古史辨”的時代，時代背景是理解傅斯年的第一重關鍵因素。在此書的邏輯中，傳統觀念與行為秩序的崩壞，使得傅斯年接受了新思想與新文化， 并在文化啟蒙運動中成為朋輩領袖；科舉制廢止后，原有的“學而優則仕”的精英產生模式遭受挑戰，給傅斯年在內的一批學者成為新型社會精英的機會；而發軔于 晚清、成就于顧頡剛的“古史辨”運動將經學體系下的古史體系徹底摧毀，讓傅斯年能夠乘此便利，從實證角度出發，利用各種史料對上古史進行重新解釋。因此， 如果沒有傳統秩序崩潰后思想與行為方式的重新選擇空間，沒有科舉制終結后社會精英的定位趨向多元化，沒有“古史辨”運動對中國古史的徹底性顛覆，傅斯年的人生與學術都不會是我們所知道的那樣——成為新文化運動中嶄露頭角的學生領袖、當時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構的管理者與政治要員、重建古史體系的領軍人物。因此，造就傅斯年的并非其他，正是歷史造成的三“后”時代的交疊，亦即前文所說的“歷史的三重交界處”。

　　在理解傅斯年的歷史形象時，作者使用了一個聚合了文化與政治的概念：五四青年。全書的最后兩章分別以“五四精神的負擔”和“一個五四青年的晚年”為題，將傅斯年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的矛盾狀態解釋為其早年形成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沖突。作者認為，傅斯年在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時期形成了自己關于學術、文 化與政治的基本看法，在學術上，提倡建立絕對客觀的學術研究，強調“為學術而學術”，進而向往建立一個“學術社會”，讓學術與政治絕緣；在文化觀念上，激 烈地反傳統，尤其是傳統的倫理觀念與社會狀態，要求建立真正的社會組織，而非人群的聚合體，在社會層面真正實現國家的強大。這種激烈的反傳統傾向與學術理 想主義，正符合張灝對“五四”的定位，故而作者稱傅為“五四青年”。

　　在本書的敘述邏輯中，時代的轉型成就了傅斯年，也撕扯著傅斯年。在時代變遷的三重門前，作為個體的傅斯年面對悠悠天地，在個人意志與時代潮流面前，只能愴然涕下。在現實的形勢面前，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放棄自己的立場：參與政治活動，參加令他反感的國家主義與“復興國學”的文化活動，寫下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學術急就章《東北史綱》等等。這些屬于由外部環境變化產生的理想與現實的沖突，尚可稱為無奈之舉；而內心所產生的對理想的懷疑，比如對客觀主義 史學立場的動搖，對儒家道德哲學的重新認同，對學術與政治的關系進行重估等，則是對“五四青年”這一本質的自我否定，也讓他備受煎熬。這種由內外兩方面被 “撕裂”的狀態，使得他生命的最后十幾年處于“一團矛盾”狀態，故而作者將其后半生定位為“一個五四青年的失敗”。

　　所謂“五四青年的失敗”，與其說是個體現象，不如說是群體命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后，無論是中國大陸還是港臺地區，秉持“五四”文化理念與學 術精神的一代逐漸淡出歷史舞臺，曾作為“五四”象征的反傳統與科學主義也偃旗息鼓。從大環境言之，是政治左右一切的現實與社會重建工作相對無力的作用的結果；從具體的環境看，是日本入侵帶來的時代主題變化，令“五四”一代向國家主義低頭；從個人原因來看，“五四”知識分子所提出的反傳統與科學主義理念與中 國現實的脫節，是其理想難以伸張的重要原因。從事實層面而言，五四一代在現實中的失敗是不爭的事實；從價值層面觀之，這種失敗究竟是喜是憂，則可見仁見 智。若我們聚焦于傅斯年個人而非對一個時代作出歷史評價，可以看到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悲?。簩W術理想與政治現實的矛盾、個人鮮明的反傳統立場與社會上以標榜 傳統為策略高揚國族主義的矛盾、對學術理念與文化理念自省時產生的自我矛盾，使其最后十幾年的生活無時不在被撕扯的狀態。而傅氏恰有執著而天真——有時天 真到甚至魯莽的性格，其內心的苦痛可想而知。

　　也許這種將問題歸因于時代，個人只能保留悲喜之情的說法顯得過于沉重，此書也并非只在如此宏觀的時代角度對傅斯年的人生進行解析，書中還為我們勾勒了確定傅斯年人生軌跡的若干“小環境”。僅就學術方面而言，其幼年與少年時代在祖父督導下研習儒家經典，為他日后對古史與古代學術進行研究時得心應手 地運用各類材料打下了基礎；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后為各種學術、思潮提供發言與辯論空間，使傳統學問與新學術并存，令他既有較精深的舊學根底，又有較敏感的 近代學術觀念，為其日后旅歐留學時有意識地選擇課業標明了方向；新文化運動時期科學主義的盛行，讓他對客觀性、確定性的研究取向有一種親近感，這一觀念與 其早年所接受的清代考據學訓練也有內在契合之處，在學理上與他日后接受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也能夠相通；歸國后大內檔案的流出與殷墟發掘活動，使其能夠將其留學時所接觸的實證方法與這些最接近歷史發生現場的材料相結合，自覺地進行史料搜集與“史料學”的學術實踐；留學期間所接受的關于民族國家的學術研究取向，使其在對中國上古史進行討論時從民族的角度入手提出己見。這些彼此關聯的具體因素，構成了傅斯年的學術歷程。

　　作者以時代大背景為經，具體小環境為緯，編織出了傅斯年的世界。如果說傳記作品以神化傳主為樂，此書強調時代背景下個人生命張力的取向，無疑是對日漸離奇的傳說進行祛魅。

　　能夠用以重構傅斯年個人世界的主要材料，并非趣聞軼事，而是傅本人的書信、筆記、批注、論著及關于傅的各類檔案與其他可以采信的文獻。這種對材料的有意取舍，也使作者的論述能夠保持相對客觀，而這種研究立場，正源自傅斯年所提倡的“史料學”方法論，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傅斯年推崇的治學方法，使得 對他的研究成為可能。通過探尋歷史背景來對人物的思想、學術或政治選擇進行解釋，正是作者所擅長的治學方式；作為作者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余英時在解釋明 清之際學術的轉型時便特別強調學術的“內在理路”（Inner　logic）所起的作用，也可能對作者產生一定影響。

　　無論從學術立場還是一般的讀者立場，強調可證明的、切實的背景性因素，重視學術、思想的內在發展邏輯對個人的作用，都比從人物個人經歷出發，進 行生命感悟或猜謎式的“解密”更令人易于接受。但這種嚴謹的學術寫作不免也會有遺憾。所謂“可信者多不可愛”，作者強調材料的可信性，便不得不將能體現傅斯年“可愛”一面的若干素材舍棄。

　　作者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在解釋傅斯年從舊學陣營轉向新文化陣營時，他一方面謹慎地指出“由于缺乏歷史資料，尚難解釋他的轉變”，一方面用腳注的 形式引用一段軼事對傅的轉變進行推測，猜測可能是某次為黃侃清理痰盂不夠細致而遭掌摑，導致了他與守舊派的分道揚鑣。作者顯然對掌摑事件起到的作用持不確 定態度，不過在我看來，這很有可能是傅斯年思想轉變的關鍵。盡管一個耳光并非決定性因素，但在新舊思想激辯的北大，傅斯年很可能早已在新舊文化之間搖擺， 黃侃的一個耳光，成為他倒向新文化的最后推力。從性格角度來說，他是一個頗為情緒化的人，與他有過交往的人多承認此點，各類掌故中對其孩子氣的性格也多有 反映。

　　“無情未必真豪杰”，傅斯年的真性情使他成為他本人，而不止是一個時代坐標下的學術或文化符號。當然，“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這一主題讓作者不得不舍棄這些表現傅斯年個性的材料，不過它們已經隨著公眾史學作品廣為傳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