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文
小說家都有自己獨特的藝術世界。
在汪曾祺小說中，高郵、西南聯大、農科所、京劇院這四個地方，是經常出現的故事背景。高郵是汪曾祺的故鄉，1920年他在那里出生，那里的風物人情構成汪曾祺小說最鮮明的藝術特質；四十年代在西南聯大，他接受高等教育，獲得現代的、世界的眼光以及文學寫作技藝；五十年代末他戴著“右派”帽子下放到農科所，在接受勞動改造過程中進一步了解中國社會；“文革”中他被調去參加江青領導的“樣板戲”——《沙家浜》、《杜鵑山》的創作，一度的“榮寵”終究不能溺惑作家的良知，后來他的寫作總是與政治喧囂保持距離，始終親近民間風習、日常生活與悠遠傳統。
在氤氳著大淖的水氣、回蕩著小英子的笑聲、飄散著王二熏燒攤子上各種鹵味香氣的汪曾祺的藝術世界中，真正的主角是五行八作中身懷絕技的人們：孵化小雞小鴨的，做茶干的，挑擔的，放鴨子的，賣時鮮果蔬的，做炮仗的，扎風箏的，編草帽的，行醫的，開藥店、開絨線店、開漿房的，走街串巷叫賣楊梅、玉麥粑粑、椒鹽餅子西洋糕的，還有錫匠、畫匠、車匠……他們日復一日、年年歲歲在那里認真地做著各自稔熟的活計，維持生計，承受好的或不好的變故。汪曾祺以溫潤的目光輕輕地一一撫過他們，心懷悲憫與敬意。
《大淖記事》中與巧云談戀愛的精壯小伙十一子是個錫匠。在回腸蕩氣的戀愛故事之外，汪曾祺勻出一份筆墨、饒有趣味地去寫興華幫錫匠。那時錫匠還是個很興旺的行業，家家都用著幾件錫器，蠟臺、香爐、痰盂、茶葉罐、水壺、茶壺、甚至尿壺，都是錫的。嫁閨女的陪嫁中，總有一套錫器，至少也要有兩個能容四五升米的大錫罐，擺在柜頂上。錫匠手藝不算費事，一副錫匠擔子挑著干活家什，炭爐，風箱，兩塊二尺見方、一面裱了好幾層表芯紙的方磚。錫的熔點低，熔化的錫水倒進那對壓的方磚里，方磚之間事先壓一條繩子，用繩子大致圈出所打錫器的大致形狀。冷卻后的錫片用大剪子剪剪，焊好接口，用木槌敲打一番就成型了。細巧的錫器，還要用刮刀刮一遍，用砂紙打一遍，用竹節草磨得锃亮，這才交活——這樣的錫匠早消失了吧？記得我小時候還見過挑擔游走的鋦鍋鋦碗的人，在居民大院站下做活兒，我看過他化錫塊補臉盆，也敲打一番。這已是錫匠這一行的末路了吧。但錫器在馬來西亞卻是國家特產，到那里旅游總會帶個把錫制的器物回來。
汪曾祺寫到的那些行當如今多數已經消失了，他寫的時候已經是寫他記憶中的故鄉舊影了。他寫《戴車匠》，寫戴車匠每天坐在上面工作的那臺木制車床，上面的皮帶、刀具、踏板，都應是《天工開物》里就有圖形的吧。戴車匠每天坐在高高的車床上，好像在戲臺上演戲。一幫孩子圍著看，看他踩動踏板，執料就刀，那料堅實細致，有白檀、紫檀、紅木、黃楊、棗木、梨木，最次也是榆木，“旋刀輕輕地吟叫著，吐出細細的木花。木花如書帶草，如韭菜葉，如番瓜瓤，有白的、淺黃的、粉紅的、淡紫的，落在地面，落在戴車匠的腳上”，不一會，一根搟杖或一個圍棋罐出現了。孩子們最盼望的是他做的清明節玩的螺螄弓，拉弓放箭，射出吃空的螺螄殼，“噠——噠”地響，一射好高！
在那群孩子里，必定站著瞪大眼睛緊盯著看的童年時代的汪曾祺。汪曾祺許多回憶故鄉風物的小說，都是通過孩子視角來描述的。如小說《歲寒三友》中，炮仗店的陶老板每次試放新炮仗，總會特意留幾只加了長捻子（為了安全）的，給那一大群跟在他身后的孩子們放，讓他們過過癮。這小小的用心的善意，體現著人性的淳厚溫潤，也是汪曾祺小時侯感受到的。再比如幾次出現在不同小說中的一個場景：一個大人在那兒用天平稱雞毛——用來做蜈蚣風箏兩邊的腳，這要是稱不準，兩邊重量不等，蜈蚣上了天會打轉，飛不高也飛不穩。這個場景特別溫馨，超脫功利——特別認真一頑主在那里做孩子玩的東西，玩得特別貴族氣，帶著汪式優雅閑逸。
在小說《戴車匠》結尾，小說家現身，說他1981年回故鄉還去尋找戴車匠店，已經沒有痕跡了，同樣消失的還有侯家銀匠店、楊家香店，都是他在小說中寫過的。少小離家老大回，中間四十余年過去了。惆悵。
在西南聯大時期，聽慣昆明街市上各種叫賣聲，他后來寫了《職業》這一篇小說。小說不長，其中叫賣“椒鹽餅子西洋糕”這一句，汪曾祺還在小說文字間附上了簡譜——這也是一種類似用天平稱雞毛做蜈蚣風箏的好玩的心態、行為呢。小說中賣餅的孩子是個小大人，非常盡職，街上有什么熱鬧也不去看，一心一意挎著籃子賣餅，用稚氣的嗓音叫賣“椒鹽餅子西洋糕”。附近放學的孩子們跟著學，卻調皮地諧音叫成“捏著鼻子吹洋號”。一日，小大人沒有挎籃賣餅，高高興興地散手走在一條小巷里，看前后沒人，忽然大聲地、清清楚楚地吆喝了一聲：“捏著鼻子吹洋號！”這小大人突然撒放的童心，是汪曾祺的溫情體現。
汪曾祺小說豐饒、有韻致，就與這些“閑筆”有關。這也不僅是一個環境氛圍的營造，也是在鋪陳情節、塑造人物。他寫保全堂藥店，就不只是童年的溫馨回憶，他是做過一番查考的。若干年后，人們從他小說中可以清清楚楚地弄明白舊時藥店是如何經營的——東家不到店，全信托管事的。管事的年底按股分紅，對生意兢兢業業、忠心耿耿。白天他在前面忙，晚間睡在店里神農像后一間放總賬、銀錢、貴重藥材如犀角、羚羊、麝香的屋里。那屋的鑰匙在他身上，人在寶貨在。吃飯時，管事的坐在橫頭末席，以示代表東家奉陪諸位先生。這“諸位”中，“刀上”地位最尊，薪金最高，是技術能手，管切藥、跌藥丸子。“飲片”切得整齊漂亮，生意就好。一般內行一看，就知道這藥是誰切的。所以吃飯時“刀上”是坐上手二席（頭席總虛著，除了有客），逢年節，有酒，管事的舉杯，必得“刀上”先喝一口，大家才喝。“刀上”以下都叫同事，沒什么特別技藝，只抓藥、記帳，所以生意不好時最先被辭退——辭退方式頗為含蓄，誰在臘月的辭年酒桌上被請到上席去，誰就二話不說、客客氣氣卷鋪蓋另謀高就吧；當然事先已吹過風的。第四等是學徒，卻被搞怪地稱為“相公”，這相公是要干所有雜事的，包括倒尿壺。做錯事還要挨打。保全堂的陳相公一次收晾曬的一匾篩藥材，不小心翻到陰溝里，被“刀上”一頓狠打，那藥材——澤瀉，價錢不貴，切起來很費工。最后還是做飯的老朱替他說話：他也是人生父母養的！這老朱自己做飯卻從來沒正經吃過一頓飯，都是把大家吃剩的殘湯剩水泡點鍋巴吃，因此，一店人都敬畏他。而挨打的陳相公干完一天活，夜靜人定后才悄悄哭了半天，向遠方的家鄉念叨著：我又挨打了，媽媽，不要緊，再挨兩年打，我就能養活您老人家了！寫了藥店這一行當，同時也寫活了人物。藝術匠心頗為精巧。
汪曾祺寫小說很講究藝術，但也不是沒有教化追求。他交待過，還是想著通過文藝作品易風俗，正人心，要“再使風俗淳”。如果像柏拉圖那樣要個“理想國”，汪曾祺會將五行八作的能工巧匠先迎進去，他看重他們的聰明才智、心靈手巧，幾乎視為藝術家，很是仰慕、崇拜。當然還要迎進勤勞、本分、自尊的勞動者，不論是洗衣的、挑擔的，還是撿字紙的。像戴車匠那樣的工匠，每天起很早，先看圖樣，然后就坐上車床一刻不停地干起來——汪曾祺說：“一個人走進他的工作，是叫人感動的。”又說看到戴車匠坐在床子上，就想起古人說的“百工居于肆，以成其器”，中國的工匠都是很勤快的。這個理想國頗有古意，像堯舜之世，民風淳樸，無須清規戒律。像他的名篇《受戒》，題目叫“受戒”，寫的倒是無戒的歡暢！那小明子穿著紫花褲去荸薺庵學做和尚，在汪曾祺寫來，就是去學個謀生的技藝。那庵也沒規沒矩，倒是一切皆合人性，溫暖和諧。小明子無拘無束長大，那是他的，也是汪曾祺的理想國。
現實沒有那么美好。人生遭遇的黑暗與沮喪，已不可避免地侵汪曾祺的理想國。騎白馬、奔走于鄉間的名醫陳小手，以他高超的醫術和一雙天生的小手，解救了多少難產的孕婦，卻被混賬團長從背后一槍打下馬——他接生了難產的團長兒子，團長卻因他“摸”了他的女人而打死了他，心里還“怪委屈的”。老魯、綠楊飯店老板都曾經奔著好日子努力做事情，卻因戰爭時局動蕩而終于落魄、灰心……
有意味的是，汪曾祺戴著“右派”帽子，下放農科所，精神上的壓力被他對技藝的熱愛所舒緩。在農科所，他學會料理葡萄等各類農活，還畫了一大本馬鈴薯圖譜。他覺得這一切是很好玩的。何以解憂？——勞動技藝。如果汪曾祺沒有受到高等教育，沒有當作家，他一定會是一個受人尊敬的能工巧匠，不論他是做錫匠、車匠還是其他什么行當。
六十年代初，他重新提筆，寫了小說《羊舍一夕》、《看水》等篇，都屬謳歌社會主義新人之作。那時文藝界運動不斷，作家也不知怎么寫好，一般都是跟政策、配合運動，因此文學作品一般都比較簡單化、概念化。汪曾祺這幾篇倒有意思，幾位新人新形象活脫是社會主義時期的技術能手，或學做技術能手的有為青年——這又與他的老愛好聯系上了。雖然那時早已公私合營、不再有他熟悉的個體作坊，但技藝常青！這幾篇小說，我們至今還可以饒有興味地閱讀，不能不說是與小說中頗有情趣地寫到各種鮮活生動的勞動場景有關。而且這樣寫，也巧妙避開了政治——反右，大躍進，大饑荒。他單寫一門心思學習勞動技藝的青年，單些他們勤奮工作，其他，一概不論。“文革”時期，在京劇院搞樣板戲，即使在樣板戲“三突出”、“高大全”的清規戒律下，戴鐐銬跳舞，汪曾祺居然還寫出了阿慶嫂膾炙人口的唱段，至今傳唱：“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如果不是曾經坐慣了茶坊酒肆，有那樣的細致的觀察與了解，寫得出嗎？
真的要感謝汪曾祺對技藝、對五行八作、能工巧匠的這份熱愛！
汪曾祺對于能工巧匠的虔誠禮贊，寫得最好的，是小說《雞鴨名家》。這個小說，他四十年代做過一次，八十年代又大大修改一番發表了。小說將兩位民間能人寫神了，神乎其技！那個平常高聲大嗓的“雞鴨名家”余五，當孵化小雞小鴨時，話少了，說也是輕輕的，溫柔極了，尊貴極了，總像在諦聽什么似的，他身體各部“全在一種沉湎，一種興奮，一種極度的敏感之中”；在“暗暗的，暖洋洋的，潮濡濡的，籠罩著一種曖昧、纏綿的含情懷春似的異樣感覺”的炕房里，他精確地掌握小雞出炕的時機，無需用表，“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用他的感覺判斷一切”！還有那個平日里落魄的陸鴨，關鍵時刻，一根長篙在手便神乎其神地將四散藏匿的幾百只鴨子召喚回來，韓信點兵似的，指揮一河鴨子快快樂樂、搖搖擺擺、迤迤邐邐如大軍前進，整齊有致。寫這兩個能人的小說，題目叫《雞鴨名家》，即便是雞鴨事，也是名家！小說在講述中時有類似走神的筆致——在閑閑絮絮講著公鴨母鴨灰頭綠頭時，一轉寫道：“沙灘上安靜極了，然而萬籟有聲，江流浩浩，飄忽著一種又積極又消極的神秘的響往，一種廣大而深微的呼吁，悠悠杳杳，悄愴感人。”
——這是什么？是境界。汪曾祺以他的筆力將向來被賤視輕忽的百業千行中的能工巧匠提升到藝術境界。人民性、平民性在汪曾祺的小說里得到如此細致深切的藝術表現。在帝王將相士大夫歸置的傳統之外，汪曾祺發現并藝術地揭示了這樣一個歷史真相：那些千百年傳承于民間、僅被少數文人惺惺相惜地記載為“庖丁解牛”“琵琶行”“核舟記”“口技”之屬的技藝、智慧、生趣、情致，也是參與了我們文明締造、理應被珍視的另一脈傳統。從這個角度看，幾百年后，汪曾祺小說不僅是出類拔萃的藝術神品，也是可以與《天工開物》、《考工記》同看的吧。
